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憲忠，是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批民法學博士。從小學到博士生畢業，他一直被一頭小羊的問題困擾。

孫憲忠1957年生在農村，那時候大家在生產隊干活，集體出工。有一個農民養了一頭小羊，出工時就把小羊牽到路邊吃草。村里為此召開了批斗大會，批斗農民自己想辦法掙錢，強迫農民把羊賣了。

上小學的孫憲忠知道農民家里有病人，覺得他想多掙點錢可以理解，又覺得他好像真的有私心，為什么不能和大家共同致富？

這個問題困擾了他二十多年，直到他去了德國。

“哪能有什么私有的東西？”

楊立新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比孫憲忠大五歲。

他插隊、當兵，1975年轉業后，被分配到了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

當法官，對23歲的楊立新來說不是件容易事。他去民事審判庭，除了民法基礎知識欠缺，法律里只有一部《婚姻法》可用。

判案時，他只能參照一本《政策法規匯編》，判決書上一律都寫“證據確鑿，根據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判決如下”。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在《私權的吶喊》中回憶，1957年到1976年，民法已瀕臨消亡。法律院系規模、學生和教師人數都大大縮小，民法課程有的已近乎取消，不少民法教師由于種種原因改行。

和其他基本法相比，民法與商品經濟、社會生活的關系最密切，它調整平等主體的人身和財產關系，保障的是“私權”。

1949年以后，中國制定過《民法典》。

《民法典》制定歷程

第一次1954年，因為“反右”和“大躍進”，立法終止；第二次1962年，1964年社會義教育運動開始，立法機關的人也去搞運動了，緊接著是“文化大革命”，起草再次停止。

金平（左）和余能斌（右）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翻拍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余能斌1964年大學畢業，他在中南政法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法律，直到畢業也沒弄懂到底什么是民法。老師不敢講民法，不敢講私權。

那時的余能斌也不覺得什么東西該是私有的，私有是被消滅的對象。

1958年，他家砸鍋煉鋼鐵。公社辦大食堂，他家房子被用作食堂，母親去別人家住。1976年，母親去世，房子交給生產隊作牛棚。

他心里雖有疑惑，但想到自己讀書拿國家助學金，覺得自己是國家培養出來的，是國家的人，哪能有什么私有的東西？

一紙契約，一場改革

1978年，中國仍沒有足夠的糧食養活自己的人口。

那年年末，在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18位農民聚集在嚴立華家里，他們在這一晚立下了“生死契約”。

小崗村18戶村民按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契約  資料圖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這張契約被認為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有了自主權，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大為提升。

1980年代初，約有2000萬被下放到農村的知青和工人回到城市，國營企業沒有錢雇傭他們，國家開始允許年輕人做“個體戶”。

城鎮里出現了各種小攤：理發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車的、賣飲料小吃和各種手工藝品的。

有買賣，就有糾紛，民事問題不斷涌現，法院無法可依。“文革”期間被砸爛的司法機關重新開始運作。

1978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開始辦公，1979年9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重新設立司法部，1980年1月，成立中央政法委員會。

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組織《民法典》起草。

余能斌當時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工作。他記得1979年春，法學所召開了一次民法與經濟法關系的理論討論會。會上大家激烈爭論，會后，法學所牽頭組織了調研。

當時中國法學會會長的王仲方率團出訪日本，他問日商，為什么對中國投資持觀望態度？日商直言不諱：你們沒有法律保障，沒有民法。

余能斌的記憶里，1981年北京的夏天特別炎熱。

招待所里沒有電扇，在向陽面房子里，年近七旬的林誠毅教授光著膀子，把稿子或用復寫紙復印，或用刻鋼板刻印出來供大家討論。

參與者們熱情高漲，第三次起草卻以失敗告終。余能斌反思，那時實行的還是計劃經濟，人民對“私有化”保持高度戒備，理論和經驗不足。

1982年6月，民法起草小組解散。改革卻日漸推進。

計劃經濟年代，多數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是“藍螞蟻”。“螞蟻”在于中國人數量之多，“藍”則是中國人著裝的統一顏色。普通百姓幾乎一律穿藍布褂，買布用布票，布幾乎是一種顏色，非藍即灰。

“計劃經濟的基本出發點是把人當作勞動力資源，通過計劃使得社會的物質和人力資源達到最佳搭配，人不被當作發展上的主體，不許你有鮮明的特征。”孫憲忠分析說。

1983年底，全國停止發放布票，敞開供應布，布票從此成為廢紙。

孫憲忠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孫憲忠印象深刻的是，“藍螞蟻”消失了，人們甚至穿上“奇裝異服”。

改革需要法律的保障，制定不了民法典，全國人大決定先制定出一部民事性基本法律。

1986年《民法通則》誕生。

孫憲忠感慨當年《民法通則》的第二條規定——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和人身關系。

在江平看來，《民法通則》最大的優點是規定了民事權利。他在《法治天下》一書中談到，這些權利所體現的精神，一個是平等，另一個是自由。

聽“瘋”了的學生，講“瘋”了的江平

1986年，楊立新在中國政法大學進修法律。

《民法通則》通過，學生們強烈要求江平校長講課，江平是立法小組的成員。兩個年級大概400個學生，擠在國防大學的大禮堂。

楊立新回憶那一天聽江老師講課，聽得都快瘋了。學生們分工記錄，盡量一字不落記下來。

學生們聽瘋了，江平也講瘋了。

趙萬一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講到兩個多鐘頭時突然停電，江平說不要緊，我嗓門大。點著蠟，他扯著嗓門喊了一個多小時。來電接著講，一共講了八個小時。

回去當天晚上，學生們互對筆記，對出來70多頁講稿，用復寫紙復寫，一人一份帶回家，回法院給大家培訓。

楊立新當時興奮得不得了。他在法院工作多年，判案沒有法條，一下有了《民法通則》，雖然只有156條，卻把民法問題都寫進去了，“簡直是久旱逢甘露”。

30多年過去，楊立新回憶起往事依然振奮。他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那時候法律界最有權威的幾位老先生，佟柔老師，江平老師，王家福老師，謝懷栻老師，魏振瀛老師，在他們心里都是神。佟柔老師單“所有權”三個字，就講了16節課，一節課45分鐘。

當時，佟柔、江平、王家福、魏振瀛作為《民法通則》起草的顧問，在《民法通則》通過后，受邀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慶功宴。

佟柔的學生周大偉在《佟柔先生與中國民法學》中記述，會后，佟柔老師拉著一旁周枬教授的手說：“周老哥，這回我們的民法算是真的要出來了。”周枬老先生一邊瞇著眼笑，一邊不住地點頭。

兩口子打架，你管不管？

1988年前后，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譚啟平，見證了重慶市第一起因為肖像權引發的訴訟。

原告是一名復員女軍人，中國新聞社重慶分社未經允許，用她照片印制掛歷，進行銷售。譚啟平是原告代理人。

他記得，被告當時認為，把女軍人照片印成掛歷，讓她的形象走遍全國，她應該感到高興才是。

已經頒布的《民法通則》第一百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女軍人得到了賠償。

法律的出臺引導社會變革，社會變革呼吁法律的出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夏吟蘭對此深有體會。

1980年，“感情破裂”作為法定離婚理由，寫入新的《婚姻法》。“那個時候有特別大的爭議，因為中國人的觀念都是過錯離婚主義，你有過錯才能離婚，沒過錯怎么能離婚呢？”夏吟蘭記憶猶新，那時候有一個“秦香蓮上訪團”。

《中國生活記憶——建國60年民生往事》里記錄了這段“秦香蓮上訪團”狀告“陳世美”的往事。

1983 年，由36 名婦女組成的“秦香蓮上訪團”聯合到全國婦聯上訪，狀告她們以“感情破裂”為由要求離婚的丈夫們，在有關領導人的過問下，36 個“陳世美”沒有一個離成婚。而此后10 年內，36 個“陳世美”卻仍舊選擇和他們的“秦香蓮”離婚了。

社會的變革不易，法律的出臺亦艱難。

1993年，夏吟蘭去香港培訓，第一次聽說“家庭暴力”這個概念。

“過去覺得‘打是疼，罵是愛’、‘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我騎來任我打’，這個就是傳統觀念。”

她認為反家暴要立法，通過立法改變行為，保護家庭中的弱勢群體。

夏吟蘭參與了《反家暴法》立法，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

在此之間，1999年《合同法》通過，2007年《物權法》通過，2009年《侵權責任法》通過，2010年《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通過……

在楊立新看來，改革開放社會的進步與民法分不開。“它把基本秩序用法律規定下來了。不論你做什么，經濟發展還是進行交易，都是依照它的規則進行的。”

民法學者八十大壽上的大聲疾呼

《民法通則》頒布后沿用至今31年。孫憲忠認為，這部法如今已經落后于時代了。

他解釋說，《民法通則》156條里，如今只剩10來個條文有用，更多的條文都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被其他法律替代，有些條文已經被歷史淘汰了。

而現存的單行法，由于頒布的年代不同，社會背景不同等原因，相互之間存有矛盾。

楊立新以產品質量糾紛的訴訟時效舉例：《民法通則》第136條規定，出售質量不合格的商品未聲明的，訴訟時效期間為1年；而《產品質量法》第45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損害要求賠償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

制定《民法典》的作用之一被認為，能解決現存法律之間的相互矛盾，統一整體的邏輯。

在各個單行法不斷頒布期間，起草《民法典》也曾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及。1998年，《民法典》起草被提上日程，整個學界被極大鼓舞。

孫憲忠記得當時在一片歡呼聲中，許多學者自發組成了民法典草案課題組，自籌經費編纂民法典草案建議稿。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表決通過 資料圖

2002年，全國人大立法工作機關編纂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中國學術界對該草案有很高預期，但他們發現，為民法典精心設計的制度和條文多數未被采用。

民法學界認為該草案過于保守。意見難以達成一致，立法方案就此終止。立法機關決定放棄《民法典》整體推進的模式，回歸逐一制定單行法的漸進模式。

針對中國要不要制定民法典，也曾有不同聲音。

梁慧星在《關于中國民法典編纂問題》一文中回憶，在2013年9月，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法工委民法室的工作人員作報告，提出現在各個民事單行法都有了，是否有必要制定民法典。

文中記述了同年10月，北京大學召開民法學者魏振瀛教授80大壽慶祝會，魏振瀛在最后致辭中大聲疾呼：中國一定要制定民法典！全場一片靜寂。

在夏吟蘭看來，學者有對學術的要求，立法機關有對現實社會的考量，立法是一個妥協的結果。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

《民法總則》通過當日，譚啟平去給金平獻花 譚吉 圖

楊立新等民法學者了解到，最初決定中沒提到制定《民法典》，學者們急壞了。在人民大學601會議室，全國的民法學者舉行了一個盛大會議，請來各路媒體，堅持主張《民法典》必須要寫進依法治國的決定。

楊立新聽說，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個人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周強是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生，師從金平。

一直為制定民法典呼吁的還有孫憲忠，早在2013年3月的全國兩會，他就提出修訂民法通則為民法總則、整合其他民商事法律為民法典的議案。2014年，他再次提出同一議案并論證。

“當官不學民法典，不如回家賣紅薯”

十八屆四中全會最終把制定《民法典》寫入了決定。譚啟平記得老師金平看到決定后說，這次《民法典》制定肯定能夠完成。

金平今年95歲，是如今在世唯一一位參加過第一二三次民法典起草的學者。

2017年3月15日，作為《民法典》開篇的《民法總則（草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表決通過。

這一天，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譚啟平放下了手頭所有的工作，帶著女兒買了花，去了金平老師家里，他要去向這位將近百歲的民法老人表達特別的敬意。

當年被一只羊所深深困惑的孫憲忠，博士畢業后，1993年去德國留學。

他聽到有人總結英國工業革命為什么成功——“從來沒有一種法律制度，像所有權這樣能夠煥發起人們創造的激情。”

認識到所有權的重要性，孫憲忠后來在參與《物權法》制定時，堅決反對房屋70年產權到期后要向國家交錢，主張無條件讓老百姓享有永久所有權。

2017年3月15日《民法總則》通過前夕，他發朋友圈，說民法總則即將制成，思之夜不能寐。他提筆寫了一首長詩，其中有一句：“當官不學民法典，不如回家賣紅薯”。

3月15日那天，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也發了朋友圈：“今天通過民法總則，我特別懷念佟柔老師，謝懷栻老師，魏振瀛老師，以及仙逝的各位民法前輩。沒有他們打下的基礎，就沒有今天的民法。還有江平老師，王家福老師，都是我國民法的旗幟！”

1990年，69歲的佟柔去世，江平曾在紀念文中感謝他：民法和民法學在最困難的法律虛無主義橫行年代中，香火未絕，煙縷未斷，佟柔先生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84歲的謝懷栻2003年去世，讓江平印象深刻的是，謝老終年穿一身中山裝，看起來似乎是老學究模樣，但思想一點不保守，對于逐漸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和出現的一些優秀的博士論文，謝懷栻說非常高興看到年輕學者“站在老一輩人肩膀上前進”。

2016年，那個當年在80大壽時大聲疾呼“中國一定要制定民法典”的魏振瀛也去世了。

澎湃新聞希望拜訪在世的民法學前輩，遺憾地從他們親人、助手或是學生口中得知，有人已經失語幾年，有人已經頭腦不清……幾位老人婉拒記者的理由是，不想以如今的狀態面對媒體，想留住謙謙君子的風度。

金平如今患了眼疾。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金平的學生趙萬一說，老師雖然視力不好，也要讓人把《民法總則》的內容念給他聽。

2017年4月，編纂民法典分則各編的工作也開始進行。分則至少包括五編——《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婚姻家庭法》《繼承法》。根據計劃,全部民法典的編纂工作預計將于2020年完成。

對于三年后即將出臺的《民法典》，楊立新認為，《民法典》可能也會有很多缺點，但畢竟先把它統一起來，再慢慢修訂。

對于接下來的三年，民法界充滿期待，也不乏擔憂：分則到底應該怎么編，新法《民法總則》和舊法《民法通則》共存，是否給法官判案帶來更多的挑戰……

95歲的金平通過西南政法大學，給后輩們錄了一段視頻，他在視頻里說：我們法治建設的道路還是漫長的，我希望大家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