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雷頤 中華讀書報

正在北京舉辦的第24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匯聚了人們的目光，也讓冰雪運動項目由冷而熱，成了全民熱議的話題。不難預測，接下來，我國參與冰雪運動的人口將顯著增加。

與冰雪運動大眾化有共通之處，馬拉松進入中國四十年來，也經歷了由封閉到開放、由少數專業人員參與到大眾普遍參與的過程。再反觀其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觀念、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的種種深刻聯系之處，值得思考的地方還有很多。

這些年，身邊跑馬拉松的朋友越來越多，不必說中青年，就是“年過花甲之輩”，跑馬拉松的也越來越多。半程全程，跑團跑圈，到全國各地跑甚至出國跑……跑馬拉松已經蔚然成風，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一種新時尚。馬拉松在中華大地可謂遍地開花，衡水、婺源、根河、儋州、巴彥淖爾……全都舉辦過“馬賽”。然而，馬拉松進入中國才不過四十年，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年頭更短。《馬拉松大時代》（張路平著，電子工業出版社2021年出版）逐年詳細記錄了馬拉松從1981年到2020這四十年的“入華史”，細細研讀，深感這部中國“馬賽曲”其實是這四十年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觀念、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發生深刻、廣泛變化的編年史。

愛國與開放

1981年3月20日晚，中國男排以3：2逆轉韓國隊取得世界杯參賽權，舉國若狂，大學生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一場體育比賽的勝利，成為愛國主義的強力催化劑。

在這種背景下，在北京舉辦馬拉松賽事，以此向世界顯示中國人組織重大賽事的能力的建議提了出來。國家體委國際司的處級單位“中國體育服務公司”接到任務。舉辦馬拉松需要相當大的資金，此時改革開放剛剛破冰啟航，百廢俱興，政府一時尚無財力辦此賽事。但這畢竟是改革開放的時代。一年前，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獲批成立，隨后一大批外企進駐中國，開拓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一家外企為北馬提供了贊助，東京廣播公司（TBS）提供電視轉播主要設備，包括開道用的摩托車。中國第一個馬拉松順利舉行，并前所未有地進行了電視轉播。此后舉辦馬拉松的城市有大連、杭州、上海、西安、廣州、海口、揚州……幾乎所有城市的“馬賽”主要都是外企外資贊助，如全日空對“大連馬”的贊助直到2015年。并非承辦者不愛國、不找中國公司和企業。甚至在1992年中國經濟已開始騰飛、有實力的企業已經不少，“北馬”招商時首先想找中國公司、企業尋求合作，無奈當時本土企業品牌意識不強，“北馬”找了一圈還是一無所獲，仍是外企贊助。直到十余年后，中國企業、公司才有此意識，也有此資本，開始大量進場，與外資角逐。

1981年，北京舉辦第一屆國際馬拉松賽事，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2個國家和地區的86名選手報名參賽。此次馬拉松賽，國外選手的最好成績是由瑞典的謝爾·埃里克斯塔爾創造的2小時15分20秒，中國選手的最好成績由彭家政跑出，為2小時26分3秒。（圖片來源：北京日報圖片庫）

馬拉松在中國的起步，以及1981-1988年中央電視臺的北馬電視轉播，外企外資功莫大焉，從中可以看出“開放”的意義。如果放寬視野，可以看到，多年后一些新興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美團，乃至現在大名鼎鼎的科興生物，在事業初創時亟需創業資金，遍求本土有關機構，不獲回應。而軟銀集團、南非MIH、永恩國際、紅杉資本等國際投資機構獨具慧眼，冒險投資，結果獲利豐厚，有的甚至得到數千倍回報。近年來，中國本土投資機構受此啟發，也紛紛投資有潛力的創業者，不少也大有斬獲。這個過程與幾十年前馬拉松起步、發展過程幾乎一樣，本質上都是開放的產物。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馬拉松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成績迅速提高。1985年，日本著名教練竹內伸也在南京體院講學，發現女學生趙友鳳是馬拉松奇才，幫助趙在1986年作為交換生到日本學習。1988年3月，趙就在名古屋國際馬拉松上奪冠，五個月后就在漢城奧運會上取得第5的好成績，成為“兵敗漢城”中的一顆衛星。非洲以盛產長跑運動員著稱，中國干脆固定派運動員到非洲進行“非訓”，男到肯尼亞，女到埃塞俄比亞。

中國“馬賽曲”蕩漾的那種愛國而開放、愛國而不排外的旋律、情懷，確實值得珍重。

從專業到大眾

1980年10月，中國破天荒派三人參加第11屆紐約馬拉松。中國選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紐馬完全是城市大狂歡，有43個國家的一萬四千多名選手參加。而很長一段時間，馬拉松在我國只能是專業選手參賽。1981年北京國際馬拉松賽只有外籍選手22名，國內選手39名。馬拉松大眾化，似乎難以想象。

不過，跑步在我國很有群眾基礎。1983年，成都兩名愛好者找到市體委，申請辦馬拉松，當然未獲批準。但這兩位并不甘心，自己動員60名參賽者，自愿簽下“生死狀”，每人捐獻一元，另從一家企業找來30元贊助，終于在1983年2月底舉行。畢竟是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的年代，對“新事物”，成都市體委、政府雖未批準，但并不禁止，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協助。有了官方對新生事物的這種態度，因此才可能有各種創新。

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一開始就主張、呼吁、推動中國的馬拉松大眾化。他倡議在中國組織萬人馬拉松，以宣傳奧林匹克精神和理念，比賽應向全社會開放。而且他表示，國際奧委會將提供贊助。1985年4月，北京舉辦了中國首場萬人馬拉松。為進一步推動馬拉松大眾化，成都這種自發的“群眾馬拉松”引起了薩馬蘭奇的注意，1986年第四屆比賽，他以個人名義贊助一萬美元，當時還真是一筆巨款。

雖然有萬人參加，但畢竟沒有制度化，對社會的開放程度也非常有限。北京馬拉松的國內選手一直按計劃經濟模式分配名額，并以省級行政區為單位參賽，外加解放軍單獨組隊，1986年增加了計劃單列市、行業體協和北京體育大學為組隊單位，后來又對個別工廠開放，許多酷愛跑步者被拒之門外。中國馬拉松，依然是“專業”的。馬拉松大眾化，看似參賽人數的多寡，其實卻是體制的既廣且深的大變化。變化之大，沒有改革的時代氛圍是難以完成的。

1992年“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兩年后，體育領域的重大改革是將國家體委對運動項目的直接管理變為間接管理，采用“運動項目管理中心”來開展、管理項目。改革的中心是改變單純依賴國家投入的辦法，在國家體委宏觀調控下依托社會，面向市場，形成有自我發展活力和后勁的體制與良性循環機制。新成立的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作為馬拉松項目的頂層設計者決心向國際田聯學習，學習怎樣“找錢”，中國的馬拉松也大步市場化。只有大眾化，才有市場，才能“有錢”。到1998年，將競技體育成績作為唯一衡量標準的馬拉松賽事評價體系也發生變化，直接的結果是“北馬”向社會大眾全面開放，從僅限專業選手參加擴展到向全社會開放，并增設半程、10公里、小馬拉松（4.2195公里），報名年齡也降至13歲，關門時間從3小時延長到5小時。正如作者所說：“這是中國馬拉松在組織上向國際標準和國際慣例靠攏的重大舉措。”“這一歷史性手筆，來自體制改革和市場倒逼。”此后，中國馬拉松一支兩脈，廟堂和市井：廟堂即專業，主打奧運會、亞運會、全運會、亞錦賽、世錦賽；市井即草根，參加城市馬拉松，全民狂歡。

1998年被譽為“大眾馬拉松元年”，折射出一個變革時代社會、體制和體育價值觀的深刻變遷。這種變遷，是國際奧委會這種外部性因素不斷作用，國內經濟、社會變革和政府體制變化、職能轉變的共振結果。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許多方面的寫照。

體制內與體制外

點滴漸進改革、經過基層創造試驗，然后得到高層批準成為國家正式政策、制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方法。中國馬拉松改革也不例外。

在1992年“南方談話”的大背景下，1993年，一名長跑教練自籌資金開設了全國第一個田徑俱樂部：棒棰島啤酒田徑俱樂部，不久就得到國家體委的批準。這是國內田徑界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個體戶”。1979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誕生了第一批“個體戶”；十幾年后，一向是只有“體制內”的體育領域，也終于開始出現“體制外”的個體戶。經濟個體戶改變了一大批人的命運，剛剛誕生的體育“個體戶”，也將改變了一個群體的命運。這條由民間資本投資培養運動員、“戰時”受雇于各省打重大比賽的道路，后來成為諸多體制外教練、運動員的生存依托。正如創辦棒棰島啤酒田徑俱樂部的這位教練所說：“市場經濟寫入憲法，一批民營企業家登上大舞臺。在這種背景下，體育界的治理邏輯與思路也在轉變，教練員被允許作為新的市場主體出現，運動員培養路徑多元化。”體育個體戶還將改變中國體育人才的培養機制。傳統體育人才的培養機構是體制內的“體校”，進入21世紀后，青少年培養大多數傾向于采用體制外的俱樂部，體校不斷縮退。廣東、江蘇、上海等經濟發達的省市體育系統鐵板式的管理體制最先松動，并成為人才自由流動的沃土。人才的自由流動，來自體制對人的松綁，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是人的解放。

在市場經濟中，經紀人必不可少，最早的體育個體戶，身份往往在教練員、經紀人、老板、經理人之間閃換。不少人手中握有一批長跑明星，幫助運動員爭取參加各種商業和官方比賽的機會，不但提高了運動員的收入，還能吸引更多的贊助商，為俱樂部爭取更多資金。一些人甚至辦起“跨國公司”，在非洲開辦訓練營，專門培養并經紀非洲運動員到中國參加馬拉松比賽。對經紀人，傳統一直有強烈偏見，稱之為“掮客”，貶義滿滿。由于市場化本就頗有爭論，還引進了“經紀人”，反對意見更加強烈。對此，田協負責人明確回答：“經紀人參與馬拉松是市場化、國際化和必然趨勢，經紀人是市場化的鑰匙。”

馬拉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獲得史詩級發展，特別是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開始投入海量資金與外企外資角逐馬拉松市場。它們大多不論參賽者的身份是體制內或體制外，“以成敗論英雄”，只要成績優秀，給體制外跑者提供裝備，包括越來越高的獎金。高額獎金使體制外運動員可與體制內運動員對抗，正是市場化的形成，打破了參賽者身份限制，形成正向激勵機制：只要成績好，就可以有不菲的經濟收入。市場機制為體制外運動員提供了生存、發展空間，這是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點。

有此基礎，大眾跑者人數迅速增加、水平迅速提高。2011年，在贊助商阿迪達斯的推動下，北馬首次公布業余選手名次，前5名獎勵出國參賽一次，前50名獎勵阿迪達斯裝備一套。2017年，還有優秀大眾跑者參加了倫敦世錦賽，這可是破天荒的事件。“以前，群眾跑者、業余跑者或草根跑者，都是略帶輕蔑的身份稱謂，而今天，大眾跑者代表了一個蓬勃的群體，且被官方承認跟專業選手享有同等權利，這是一個國家體育生態的自然蝶變。”

市場化不僅是運動員身份的突破，還進一步深化為主辦者的變化。這個過程的編年史，清晰刻印下改革的履痕。

1997年，馬拉松經營體制開始第一次大改革。此前的外包招商，事實上都是隸屬于體委的國企接辦，但經濟改革到這一年，國企“扛不住”了，由一家民企接辦，而且馬上顯示出民企的效率。十年后，創賽14年的“西安城馬”在2007年陷入經濟困境，派人到運營十分成功的廈門取經，直接端回了廈馬市場開發部團隊獨家運營，合同一簽五年。這是中國馬拉松史上首例團隊異地運營，這種主辦權和運營權實質性分離的新模式意義重大，此后涌現出多家全國性馬拉松運營公司。2010年，田徑中心成立后，在培育市場環境方面始終先行一步，主要做法是將城市馬拉松的部分權限分散給地方政府和運營公司，以充分激發市場活力，這種變革使更多類市場主體開始躍躍欲試。此前無論國企民企，扮演的只是簡單招商的角色，賽事的整體運營主體還是中國田協。這時國企“中奧路跑”入場，一切與賽事有關的事務，包括組織、執行、招商和傳播等，均由運營公司“總而統之”。作為主辦單位的中國田協和地方政府，定位于政府資源的協調和配合，這一由公司“總統賽事”的市場化模式，標志著賽事公司打包運營時代的開啟，并且日漸成為主流，為后來專門的賽事公司“入場”做了必要的鋪墊。2011年，市場化使創辦三十年的“北馬”大幅贏利。2013年，體育局群體司專門發文同意作為“萬科城市樂跑賽”的指導單位，以示對社會力量辦賽的支持。中國田協馬拉松辦公室逐步變身成為一個平臺組織的總控中心，為各種身份的參與者提供支持。馬賽逐漸實行“管辦分離”,“政府主導，部門協同，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大體育工作格局初現端倪。

在馬拉松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務院在2014年秋發布的46號文件《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給了最后一推，尤其是其中“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審批”一條，一石激起千重浪。此前有種種變革，但在辦賽事上，各地政府和運營公司只是申請和落實單位，田協保留著最終拍板權，這樣的管理模式無法解決供需矛盾。“在馬拉松領域，政策影響的主力人群是草根創業者，他們急于投資和發展，但由于缺少行政系統人脈資源、難以施展拳腳。最直接的困難就是賽事審批，大到各級運動會、錦標賽，小到民間商業賽事，都需要體育主管部門審批，否則會被攔腰叫停。”需求旺盛，但苦于審批制導致的供給嚴重不足。根據國發46號文件精神，田徑中心作為馬拉松主管部門在2015年初宣布全面取消賽事審批，推出賽道認證。早已蓄勢待發的湍湍急流只等一聲令下，閘門大開，一涌而入，奔騰激蕩，蔚為壯觀。馬拉松市場狂飆陡起，賽事規模陡然膨脹。就在這一年，上海馬拉松200多萬人爭1.8萬個名額，可見熱情之高。2015年在中國田協注冊備案的馬拉松及相關運動賽事達到134場，較上年增加83場，增幅高達160%，相比2010年的13場則增長了10倍。全國有4個直轄市和23個省（區）的79個城市舉辦賽事，有些城市還舉辦了多場賽事。到2017年，全國規模賽事高達1102場。

在規模宏大的市場面前，中國田協又出臺了一系列旨在為市場進入掃除障礙、規范管理的文件，核心是松綁放權、管理監督、做好服務。2019年6月25日，長期依附于行政體制的中國田協，在實體化改革方面邁出實質性關鍵一步，通過了《中國田徑協會章程》（2019版修訂案），選舉產生了中國田徑協會第九屆執委，依法自治，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馬拉松項目管理機構，從行政機關田徑處到事業單位田徑中心，再到實體化體育社團中國田徑協會，協會發展道路：‘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體育系統一位官員評價說：“馬拉松發展有賴于改革紅利持續釋放，事實早已證明，層出不窮的產品和現象，大多是市場主體自發探索和多元嘗試的結果。繼‘放管服’后，中國田協的實體化改革，預示著新的發展方向。”此話一語中的，其實不僅馬拉松如此，政府權力向“放管服”轉化，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輝煌的點睛之筆。

科技與社會

科學技術對人的生活和社會改變作用巨大，中國馬拉松的蓬勃發展，互聯網、移動端功不可沒。

世紀之交，互聯網開始普及，中國馬拉松管理服務平臺兼具賽事注冊、賽事日歷、公告、成績查詢、成績排名和社區交流等多重功能，為馬拉松井噴奠定了信息技術基礎架構。BBS、中文“電子公告板”、網絡論壇火爆一時，網民開始關注馬拉松。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網民承擔起監督作弊的重任。

開閘放水，難免泥沙俱下，馬賽野蠻生長生機勃勃，就會有人乘機作弊。曾有大眾選手把芯片綁在專業運動員腳上，請人代跑，騙取獎金；如果高中生獲得好名次、成績達到標準，高考可以加分，一些地方甚至出現有組織作弊。創始于1897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是世界最古老的馬拉松，對嚴肅的跑者來說，參賽如同朝圣。由于設有不低的參賽門檻，2019年竟有三名中國選手成績造假，報名參賽。比賽剛一結束，新浪體育就發表了生猛、理性、專業的報道，揭出造假舞弊。中國田協怒不可遏，給此三人嚴厲處罰。

馬賽如火如荼，參加人數甚至數以萬計，而且不乏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甚至有境外造假，面對這種情況，政府縱有三頭六臂，投入巨量資金，也難監管全面。不少嚴重作弊，都是網友發現情況有異，并通過高科技發現、檢舉作弊者。事實證明，網友的自發監督最有效、而且成本最低。推而廣之，輿論監督、網絡監督其實是成本最低最為有效的反腐利器，這也是中國馬賽給人的重要啟示。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首代智能手機問世，開啟了掌中移動設備一統天下的時代。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有體育用品公司見微知著，前瞻性地與手機廠商合作，推出相關產品。原來的運動軟件從一個簡單記錄跑步里程的工具性軟件變性為跑步社交平臺，成長為一個全球運動愛好者分享經驗、進行挑戰、相互鼓勵的數字社區。移動跑步軟件集運動量化、平臺、資源和社交等功能于一體，占據了跑者生活的樞紐地位。互聯網時代的跑吧、跑步圣經和益跑網這最著名“三大賢”，迅速為移動互聯網的跑圈、跑團取代。跟不上科技的發展，就會被淘汰，雖無可奈何，但確是所有創業者的訓條。

市場上，上百種路跑App使“跑團”“跑圈”突然勃興并且日益完善，跑者可以三五成群，也可以三五百成群，自發成立，自我管理。“微信朋友圈和公眾號，與微博共同構成輿論雙重心，其草根和碎片化特征，跟跑者群體深度契合，革命性地改變了跑圈媒體業態。”跑步“社會”的形成，再次證明社會具有自發的動機、能量和極強的自組織能力。跑團、跑圈由民間自生自發，背后有相互幫助和開拓社交的需求，規模實力足以與政府支持的地方路跑協會抗衡。中國田協開始面對現實，認真研究這一現象，最終放下身段，同意與新浪體育聯合主辦十佳跑團評選。跑團終于被官方正式承認。

如何面對“社會”，可能是中國馬拉松最重要的啟示。

四十年來，中國馬拉松從艱難初創到勃然昌盛的歷程，也是從完全由政府一手操辦漸漸過渡到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向國際慣例靠攏、體制創新的過程。政府松綁放權，培育市場，支持社會發展，是中國馬拉松飛躍發展的關鍵，也是中國社會四十年巨大發展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