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虎

2月13日，有游客穿和服在云南大理的洱海生態廊道拍照時，先是被管理人員要求離開，兩邊發生爭論。游客這邊稱這是“道德綁架”，而后遭當地大媽叱罵“滾出大理”。15日，洱海生態廊道指揮部工作人員回應，相關部門正在處理此事，強調沒有規定（穿和服）不能拍照，屆時會有情況說明。

指責中國人替日本文化張目，大理景區發生的這件事不是第一起。半年前左右，在中日經貿關系回暖的背景下，大連建造仿造日本風情的商業街，就曾受輿論壓力關閉，在重新開張后淡化了日本元素。去年10月，有導游在南京中山陵舉著鯉魚旗導引旅行團，被其他游客責罵，說是在敏感地帶“打擦邊球”。

2021年9月11日，廣州，2021廣東文旅推介大會暨金秋文旅消費季，兩位市民在日本展位體驗和服。來源：視覺中國

日本和服、鯉魚旗、日本風情商業街，在中國場景中出現，勾起中國人歷史情緒，轉而激發出民族主義的反擊動作，是這么多涉日輿情一再出現的根本原因。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文化元素仍然受到相當多中國年輕人的喜愛，但同時這種愛好的公開展示很容易受到抵制，愛好與情緒的張力一時難以消除。

從景區管理部門的回復看，沒有規定穿和服不能在廊道拍照，這為穿和服游客進入景區提供了合理依據，證明若有景區人員發動“驅逐”，不是一種恰當舉動。當然，若有游客與穿和服拍照的游客先起爭執，管理人員希望后者撤離平息紛爭，則另當別論。所以，在這件事上景區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人們很容易注意到，在呵斥中國游客穿和服，再推及排斥日本文化元素的最強理由中，都將它們與日本侵略史聯系起來，樹立了二元對立的選擇項：如果要銘記屈辱的歷史，就不能沾任何日本文化元素；假如沾染了任何日本文化元素，就是不愛國、忘本的表現。從諸多沖突可見，這種輿論“紅線”逐漸占據道德優勢。

穿和服游客及其同伴面對管理人員及路人大媽的訓斥，盡管辯解說是“道德綁架”，但依舊不敢過度聲張穿著及自由出行的個人權利，恰恰說明他們深知圍繞和服已經形成了特定的禁忌。可惜的是，在那樣的場合下，年輕人無法從容表態，因為沒有交流對話的可能，只能是誰站在道德高地誰就占上風。

2020年8月15日，上海芝麻街主題系列展吸引游客觀賞“打卡”，女孩們穿著和服亮相。來源：視覺中國

其實，就年輕人穿和服的個案來說，更多是把和服作為拍照的道具，至多是單純覺得服裝有它的美感，是一種文化審美上的愛好，跟尊日崇日等立場沒有絲毫關系。穿和服，舉鯉魚旗，逛日本風情街，都是個人的文化消費行為。對這些個人自由，即使看不慣，體面的做法就是無視，而不是非要搞斗爭，羞辱個人。

見到和服就想到屈辱史，就怒從膽邊生，以為做什么都對，這是沒有正確理解“愛國情緒有邊界”的表現。愛國情緒有它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但需要時刻自省并克制，不然就容易將一己的愛國情緒神圣化，豎為唯一尺度，自以為義，去丈量他人的言行舉止，滋生出攻擊性，將矛頭對準只是對日本文化有好感的無辜同胞。

2021年04月01日，北京，玉淵潭公園，女生穿著和服在櫻花樹下留影。 來源：視覺中國

經過這么多次線上線下的爭執，仍有人去武大賞櫻花，仍有年輕人穿和服拍照，仍有人親近日本元素的餐飲或文化，不是這些人一意孤行，而是他們深深覺得這些文化習慣與商業消費，屬于他們的個人權利，無法用“不愛國”來定義他們。即使明知會引發不快，但他們仍然覺得會得到法律保護，會得到更多人理解。

所以，一個更應該被澄清的問題是，一個人愛不愛國，是不是尊重歷史，有沒有忘本，是不必也不能靠穿不穿和服來定義的。相反，將所有的日本文化元素，統統污名化，看見小年輕穿和服就義正嚴詞說人家遺忘歷史的，這是弱者虛張聲勢的心態，是文化自卑而不是文化自信的體現。

如果少數人不能擺脫這種盲目認知與沖動，很容易制造寒蟬效應。即使不穿和服，不舉鯉魚旗，他們總還能找出其他日本文化元素來抵制，一而再地漠視個人權益，那就成沒完沒了的“捉特務”游戲。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不能放大、放任這樣的情緒。從新聞評論區可見，越來越多的清醒的人看清了極端情緒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