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著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在羅馬逝世，年僅46歲。與列寧、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等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葛蘭西終其一生踐行實踐與理論的有機結合，在兩方面均做出了偉大貢獻。

出生于撒丁尼亞島的葛蘭西，青年時代在都靈見證了資本主義下階級斗爭的迅速激化，他投身激進左翼政治，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會黨，全身心投入到工人動員和輿論宣傳工作中，成為社會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然而，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占領工廠運動失敗，使葛蘭西開始反思斗爭策略，逐漸意識到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必要性。1921年，在葛蘭西推動下，意大利共產黨成立。然而，在工人運動低潮、法西斯主義興起、第三國際和蘇聯施加壓力、黨內不斷的路線斗爭之下，這個新政黨一直風雨飄搖。

1926年，隨著墨索里尼政權對反對黨的鎮壓升級，葛蘭西被判以監禁。在極為匱乏的物質條件、異常嚴酷的政治環境和不斷惡化的健康狀況之下，他撰寫了大量筆記。這些筆記被陸續從監獄中偷運出來，并在1950年代之后以《獄中筆記》的名義出版。這些艱難寫就的零散筆記，成就了他的理論地位。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葛蘭西極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邊界，并被廣泛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奠基性人物。逝世八十年之后的今天，葛蘭西的思想為何仍然重要？它是否還能幫我們理解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這要從葛蘭西如何理解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理解意識形態的微觀基礎談起。

祛魅“國家 vs 社會”想象

今天的知識界和輿論界，往往把公民社會想象成是一個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存在。這種主流想象告訴我們：國家和社會之間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在那些國家權力所無法企及的場域，人們主動組織起來、自發開展行動、自由表達觀點。

這種想象，使我們傾向于把社會與國家對立起來，將社會視作國家權力的潛在挑戰者和制衡者。不管是1980年代東歐國家的反對派，還是今天許多威權國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將對抗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公民社會上。比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前夕，著名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撰文表示，美國的政治制度無法有效限制特朗普的所作所為，真正能對抗特朗普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是公民社會的自主動員。

而葛蘭西對此的分析，恰恰推翻了這種想象。他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相對于國家的獨立性，往往只是表面的假象；事實上，國家權力通過各種軟性、間接、不易察覺的活動，向社會滲透自身的影響力。也許看起來，國家并沒有禁止人們發表他們自己的觀點，但人們自己的觀點，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被國家輿論機器的宣傳所塑造；也許看起來，國家并沒有干預非政府組織的具體運作，但非政府組織為了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卻在自覺地根據國家的政策議程來調整自己的活動重心；也許看起來，國家沒有干涉研究機構的學術自由，但國家對于大量研究經費撥款的掌控，使得學者主動地把自己的研究向國家的政策目標靠近。

這種滲透所導致的結果是，國家根本不需要對社會進行直接的強力干預。社會的大部分“自發”行動，不斷延續、鞏固、再生產著國家的權威；社會中大部分被“自由”表達的觀點，實質上強化了國家統治的合法性。社會成了拱衛國家的一道道屏障，雖然看起來，國家并沒有出現在社會中。

葛蘭西曾經在批判歷史學家哈拉維時寫道：“……（他）認為，國家是代議機關， 并且他發現，從1870年起直到當下，法國歷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不是由根據普選產生的政治機關決定的，而是由私人機構或不廣為人知的公務人員所決定的。但這難道不是表明了，所謂的國家應該被理解為是既包含了政府機關、也包含了行使領導權的私人機關和公民社會嗎？”

在這里，葛蘭西極富創造地拓展了國家的定義。他眼中的國家機器，是由政府機關和社會共同組成的。社會是國家的觸角和延伸。并不是只有在那些政府機關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管起來的極權主義體制中，國家才是無處不在的。即使國家在法律上承認了不對某些社會生活場域進行干涉，它依然是無處不在的，區別只不過是這種存在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顯性的還是隱形的——換句話說，區別只不過是社會和國家之間是否有“名義上的”獨立性。

葛蘭西進一步指出，高度發達、同時又被國家高度滲透的社會的出現，是資本主義政治形態的重大發展。他對比了沙俄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公民社會處于原始狀態，尚未開化。在西方，國家與社會之間有一種適宜的關系，國家一旦動搖，就露出了其背后穩定的社會結構。”葛蘭西所說的“適宜”的關系，就是指國家看起來和社會保持獨立甚至對立、但實際上向社會高度滲透的關系。

葛蘭西敏銳地認識到，一個只靠強迫和壓制來維持統治的政權，是不可能長久牢固的。具有穩定性和彈性的政權，需要同時將統治基礎建立在人們的“同意”之上：人們不僅對國家的權威表示認可，同時還通過“自發”的行動和“自由”的表達來強化、傳播對于國家權威的認可。然而，對國家權威的認可并不真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是國家通過持續向社會進行間接、隱性滲透而制造出來的。但另一方面，這種認可卻又確確實實看起來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表面上的自然而然，恰是“同意”的力量所在。

這并不是說葛蘭西認為強迫和壓制對于西歐資本主義政權不再重要。強迫和壓制，依然是一個資本主義政權運行的重要環節。但是，政權能否有效使用強迫和壓制，取決于這些強迫手段是否被廣泛認為是合理的、正當的。換句話說，“同意”變成了支撐國家使用強迫和壓制的基礎。反過來說，強迫和壓制，也為國家通過滲透公民社會而”制造同意“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強迫”和“同意”變成了互相補充、互相支撐、你中有我、水乳交融的關系。這種由強迫和同意所共同支撐的統治方式，構成了葛蘭西理論體系中最為核心的概念——“領導權（hegemony）”。

在今天，無論什么國家、什么政體，都很難僅僅將“強迫”作為統治的基礎，因此大多需要一個社會作為表達、傳播、再生產“同意”的場域。相應的，在今天，任何看起來獨立于國家、甚至對立于國家的社會組織場域和輿論空間，首先是作為國家權力滲透的對象、作為拱衛國家權力的戰壕和工事存在的。

當然，國家對社會的掌控方式，并不是只有隱性滲透。在必要的時候，國家權力同樣會用強迫性的干預手段直接壓制公民社會中的某些活動，就像美國政府在麥卡錫主義時期對左翼社會組織和激進言論的鎮壓一樣。但是，美國政府越是使用強迫手段干預社會，就越需要培育“自發”的組織和“自由”的表達，來證明一個“不受國家干預”的公民社會的的確確是存在的——只有不愿意老老實實待在公民社會邊界之內的組織和言論，才會被強制干預。

在葛蘭西眼中，那個完全超脫于國家權力范圍之外、還能反過來有效制衡國家權力的公民社會，是一種必須被拋棄的浪漫幻想。

葛蘭西的洞見在于，他一方面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本質上是被國家滲透、強化國家權威的場域，另一方面又指出：社會依然為各種運動提供了寶貴的可能性。當權力用間接、隱性的手段向社會滲透時，這種滲透不可能百分之百覆蓋其全部角落，那些被遺漏的角落，就成了孕育反抗的土壤。

在葛蘭西看來，任何斗爭首先必須在社會這個空間里組織和展開，但這個空間本質上不是中立的，而是高度偏向國家權力的。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反抗運動是多么艱難、才能理解為什么葛蘭西要為這種反抗運動發明一個新的概念——“陣地戰（war of position）”。這些斗爭運動，要依托于在點點滴滴之間塑造、或者改造人們對于國家、政治、日常生活的理解。這種微觀基礎，葛蘭西稱之為“常識（common sense）”。

“常識”與意識形態

葛蘭西意識到，所有人認識、理解社會，都依賴于“常識”。常識是結合了人們經驗觀察和邏輯反思的產物。然而，一方面，人們的邏輯反思總是有限的，而并不會真的去層層深入推演邏輯，它只是一些“道理”，而不是成體系的思想系統；另一方面，人們的經驗觀察也是有限的，它源于日常生活中周圍的情境，也只能用來幫人們理解周圍的情境。

這使得常識體現出一種內在沖突：它本身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是流動的、而非固定的；但身處常識當中的我們，未必能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在新的社會歷史狀況下，我們常常不能意識到眼前的狀況新在何處，而是會轉向“我們以為”的舊常識，試圖為新現象提供符合常識的解讀。

因此，常識的力量，并不來自于理性反思。恰恰相反，它深深地根植于我們的思考方式之中，使我們覺得一些事情是無需反駁、顯而易見、不容置疑的。這樣一來，常識將一些議題移出了我們日常討論的范疇之外，使它們不需要接受事實證據或者理性思辨的檢驗。

這種“理所當然”的感覺具有重大的政治力量——它為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操作空間。比如，在一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意識形態的社會里，人們經常很難回答“為什么人要自由”這樣的問題。即便可以，人們的說理經常也是淺嘗輒止，轉而訴諸“理所當然”，反問“人怎么可以不自由呢”。同樣地，在一個以愛國主義為主流的社會里，我們也很難要求人們對“我們為什么要愛國”提出系統的解釋。

在葛蘭西看來，意識形態之所以具有力量，正是因為它通過常識化，把很多未必經得住仔細推敲的問題，轉移到了根本無需推敲、全靠“理所當然”的常識領域。葛蘭西敏銳地察覺到，不同的常識系統之間，往往是缺乏對話基礎的，因為他們訴諸完全不同的“理所當然”和“顯而易見”。更有甚者，當人們接觸到新的常識系統時，總是更傾向于固守自己的常識系統，而將那些不遵循自己常識系統行事的人視為不可理喻的，甚至敵意地將他們理解為“非我族類”。

當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試圖進入一個社會時，它所面對的永遠都不是一個空白的思想環境，而是這個社會中人們已經潛移默化習得的常識系統。正因為此，葛蘭西強調，意識形態的社會動員能力并不僅僅取決于其邏輯層面的自洽性，因為任何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都無法無視社會中已經存在的常識結構、直接取而代之，都無法憑空捏造出一套全新的理念加以推廣、使人們信服。

因此，任何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想要獲得受眾，都需要和社會中既有的常識有機結合——它需要重新闡釋舊常識，為舊的常識系統中已有的共同意識、記憶和價值觀念提供符合新的意識形態的解讀，從而悄無聲息地扭轉這些常識的內在意義，使之為新的意識形態服務。葛蘭西說：

每種哲學流派都留下了“常識”的沉淀，這就是其歷史效力的證明。常識不是固定不動的，而是持續地自我發展的。一些科學理念和哲學概念進入了日常生活，常識就與之結合，發展得更加豐富。常識是民俗化的哲學，且總是處在純粹的民俗和專業化的哲學、科學和經濟學之間。常識創造了未來的民俗，民俗就是某個具體的時間地點上的相對固定的通俗知識。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每每看到，一種意識形態——不管這種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什么——的成功塑造和動員，往往是通過借用、轉譯、重新闡釋社會中的舊常識來實現的。在二十世紀的南非，廢除種族隔離運動時期的社會動員，使得人們養成了兩種“常識”來理解種族問題：對白人而言，他們面對種族關系的時候懷有負罪感；對黑人而言，他們對白人抱有仇恨。但在廢除種族隔離后，南非當局推動“真相與和解”，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種族和解的意識形態來重建南非的社會秩序。面對這種情況，南非的中學歷史教師一方面循循善誘地重新闡釋白人學生的負罪感——種族隔離時期施暴的白人是少數，大多數白人對此并不知情、甚至也是種族隔離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努力將黑人學生的憤怒向一個特定的方向“引導”——憤怒的對象應該是萬惡的舊社會，今天的種族關系已經完全不同，“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這樣一來，舊的常識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而通過與舊常識的有機結合，一種淡化種族矛盾、強調種族和解的意識形態被傳播到學生中間。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空——1920年代的中國，一種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過程也遵循相同的邏輯。1921年，李立三在安源動員工人時，就著重留意了安源當地的風俗，尤其是工人中流行的秘密會黨結社的習慣。李立三沒有直接舉著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大旗發動工人，而是深入到工人之中，開辦夜校幫工人識字，和當地工人拜把子，在工人之中樹立了威信，潛移默化地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信條與安源工人的社會習俗有機結合，最終取得了1922年路礦工人罷工的勝利。這兩個例子雖然發生的情境迥異、意識形態的內容也相差甚大，但都佐證了葛蘭西的觀點：即使是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它們的成功動員都有賴于相同的過程：總是需要與社會現存的常識系統相結合，為舊常識提供新的解讀。

和一些左翼社會理論家不同，葛蘭西并不認為社會意識形態全面壓制了人的能動性、讓人在意識形態面前完全無能為力。在葛蘭西眼中，人的能動性恰恰在意識形態的塑造、傳播、再生產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南非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中學歷史教師通過轉化“舊常識”來傳播“種族和解”意識形態的工作，并非出于官方要求，而是教師自發的行為。在李立三的例子中我們看到，革命者主觀采取的不同革命策略可能對運動的結果產生根本的影響。這說明了，意識形態如果要在一個社會中傳播開來、甚至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恰恰要借用千千萬萬個體的能動性。

很多人以為，意識形態是一元化的，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機械方式推行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現代社會中，個人生活經驗逐漸多樣化，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常識系統很難完全一致。而正如上文所說，一種意識形態如果想要在社會中有效推行，勢必要和每個人已有的常識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意味著，一元化的意識形態和機械的宣傳，描繪不出對所有人都具說服力的圖景。

相反，只有讓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能動性、主動地用自己的常識來理解意識形態、讓同一種意識形態適應每個人不同的生活體驗，才會讓意識形態發揮最大的效用。基于自己的常識，每個南非人對“種族和解”意識形態的理解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正因為每個人都在“種族和解”中體會到了他們想體會的東西，才使他們真正擁抱了這一意識形態。

這也意味著，在現代社會中最容易獲得成功的意識形態，恐怕不是單一的、明確的教條式意識形態，而是那些充滿不同解讀可能性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往往是一些觀念碎片的松散拼接，包含著巨大的多面性、模糊性甚至是不自洽——這不僅不會阻礙這些意識形態的傳播，反而正是它們成功的關鍵。

葛蘭西由衷相信，盡管不是每個人都有學者的專業知識，但每個人都有超越自身常識的潛能——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哲學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靠的就是讓每個人意識到自己成為“自己的哲學家”的潛力，靠的就是讓每個人在自身常識的基礎上批判常識、超越常識。

特別要注意的是，這種批判，并非象牙塔內知識分子的批判——那只不過是用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內部的有限常識，來批判他人的常識，是用自己的“理所當然”和“顯而易見”來批判他人的“不可理喻”和“頑固不化”。葛蘭西所呼喚的批判，是每個人在持續不斷反思自身常識的過程中所實現的批判。 這響應了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說法，將這種來源于常識、又超越常識的哲學稱為“實踐哲學”——只有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們才能真的成為“哲學家”。 

嚴薔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