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 世紀的德國，康拉德把“宇宙如書”改造為世俗的觀念。1350 年，此人把托馬斯的百科全書《物性論》譯成德文，并取名《自然之書》。庫薩的尼古拉襲用了中世紀哲學的隱喻學。他指出，有些圣徒把宇宙看作有文字的書。不過，對他而言，宇宙是“內在詞語的外現”。因此，感覺的事物可以視為“書”，作為導師的上帝就通過它們向我們宣示真理。在爭論中，信徒證明自己比學者高明，因為他掌握的知識并非得自學校，而是上帝“用自己手指寫就的”“上帝之書”。它們“隨處可見”，故“也在這片市場里”。人的心靈也被稱為書籍：“的確，心靈就像智慧之書，其中展現了作者的每一個意圖。”

歸根結底，我們發現，宇宙或自然如書的觀念起源于布道詞，后為中世紀神秘主義哲學思想所吸收，最后才進入日常用法之中。在這一過程中，“宇宙之書”常常經過世俗化改造，也就是使之遠離本身的神學起源，然而事實并不總是如此。我再舉幾個例子。

在瑞士醫學家帕拉塞爾蘇斯看來，書籍隱喻有個基本作用。他把成文的書“上帝自己公布、書寫、宣示、創作”的書兩相對照。醫生的書肯定是病人。自然似乎也被設想為涵蓋一切、完美無瑕的書籍匯編，“因為它們是由上帝親自書寫、制作、捆扎起來，然后從他的圖書館里掛出來”。“自然之光使啟蒙成為可能，使自然之書得以理解；沒有自然，哲學家也好，自然科學家也好都得不到啟蒙。”蒼穹是“另一本醫書”，其中彰顯著“蒼穹的意義”。最后，整個地球也是一本書或一座圖書館，“我們用雙足翻動它的書頁”，當然，使用時必須得“虔誠”。

這些書籍隱喻為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所吸收。蒙田提出，宇宙之書是可識辨的歷史與生命真諦的縮影：

大千世界……像一面鏡子，我們應該好好照照，以便認識自己。總之，我希望它是我學生的教材。

更值得注意的是笛卡爾的一段話：

一旦我的年齡夠大，不必再受家庭教師的管束，我就要徹底拋開書本；我決心，只專注那些能在自己內心或宇宙這本大書中找到答案的學問，用青春的余暉去游歷，去拜訪各國朝廷和軍隊……

培根保留了書籍隱喻的神學概念：“我們的救世主說道：‘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圣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因此，我們面前擺著兩本書，如果想避免誤入歧途，就要好好研究研究。”康帕內拉知道“兩本書”——《圣經》的文書與自然的活書。書籍隱喻也成為他反對經院哲學的利器。

著名諷刺詩人歐文反其道而行之，把“宇宙之書”的主題改造成另一種簡練的形式。他稱自己的書是宇宙：

這本書是宇宙；哈斯金，人類是其中的詩句：　

在那里，你也能像在世間一樣，找到幾個好的。

自然之書篇幅宏大。其中最有趣的莫過于昆蟲部分。在《箴言》中寫道：“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另一處還寫道：“地上有四樣小物，卻甚聰明：螞蟻是無力之類，卻在夏天預備糧食；沙番是軟弱之類，卻在磐石中造房；蝗蟲沒有君王，卻分隊而出；守宮用爪抓墻，卻住在王宮”。上帝的智慧尤見于最渺小的創造物（當然，《約伯書》通過兩種猛獸——河馬與鱷魚，表達了相反的思想）。英國哲學家布朗將《圣經》中的上述思想，融入其《醫生的宗教》：

誠然，有哪種理性不是得自蜜蜂、螞蟻、蜘蛛的智慧？是哪位智者教它們做理性都無法教我們做的事情？粗魯者驚異于自然界的龐然大物——鯨魚、大象、駱駝；這些，我承認，是自然界的巨人，是她的宏偉之作。不過，在那些細小的發動機中，蘊藏著更奇妙的數學原理；身為自然界渺小的居民，它們的禮數更明確地彰顯其創造者的智慧......我永遠也不滿足僅觀察司空見慣的奇景，譬如海水的漲落、尼羅河的泛濫，譬如鐵針向北偏轉；我還設法尋找并再現那些更明顯卻受忽視的自然物，這樣的研究即便沒有跋山涉水，我也能在自己的宇宙學中完成。我們隨身背負著自己并未用心尋覓的奇跡：我們身上蘊藏著整塊非洲大陸及其妙物；我們是勇往直前、喜歡冒險的物種；同樣的知識，會學習的人提綱挈領得真知，不會學習的人皓首窮經難覓聞。

因此，有這樣兩本書讓我一點點收集我的神性；一本是落成文字的上帝之書，另一本是他的仆從——自然——的書；后一本是普遍的公開的手稿，所有人觸目可及：在此書從未見過上帝的，可以在彼書發現他的身影……當然，異教徒比我們基督徒，更清楚如何解讀這些神秘的文字；相比之下，我們不但不關心這些普通的象形文字，而且不屑從自然的花朵中吮吸神性。

布朗爵士的同輩人夸爾斯在其虔誠之作《寓意畫集》里寫道：

宇宙是一本對開的書，

上帝杰作均用大寫字母印刷：

每個創造物都是書頁，每種效果

都是漂亮的文字，完美無瑕。

1667年出版的彌爾頓《失樂園》

這個隱喻亦見于多恩、彌爾頓、沃恩、赫伯特、克拉肖的作品。由此，它成為詩歌的普遍特征。精確自然科學的創立者，賦予了書籍隱喻一種重要的新含義。伽利略談及宏大的宇宙之書時指出，古往今來它一直擺在我們眼前，但若我們不熟悉其中的字跡，就無法閱讀。“它是用數學語言書寫的，里面的文字是三角、圓以及其他幾何圖形。”自然之書已難讀？——顯然發生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當中滲透著最卑微者的意識。借助光學儀器，人類可以用新的眼光審視動植物王國。斯瓦默丹通過顯微鏡研究了昆蟲的生理結構。1737年，布爾哈弗結集出版了這些研究成果，并為其取了一個頗有深意的書名——《自然之書》激發布朗爵士的《箴言》段落（見上文），也深深銘記于他的腦海。另一方面，狄德羅重新啟用了蒙田的用法。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肺腑之言：

對于那些偉大的知識，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我們知道自己是從哪里獲得的。它們并非得自馬克–米歇爾·雷或其他地方印刷的書籍，而是得自宇宙之書。這本書我們閱讀時，一刻不停，漫無目的，三心二意，從不置疑。我們從中讀到的內容大多無法書寫，因為它們太精致，太巧妙，太復雜；不論如何，它們賦予人類與眾不同的獨特的敏銳性格......哦！如果我們只知書本，不聞其他，就會變得愚蠢而平庸。同生活的需要與狀況相比，那些只是高深作品中，各種原理寫下的可憐的東西。聽聽這褻瀆神明的話：相比那些傳授詭計、心計、政治手腕、高深道理的著作，拉·布呂耶爾和拉·羅拉什富科實在是極粗俗極平庸的書。

化身東方圣賢的伏爾泰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對哲學家而言，閱讀上帝擺在我們眼前的巨著，沒有什么比這更愜意的了......”。盧梭借愛德華勛爵之手寫道：“您還將收到一些書，可以豐富您的館藏；不過，這些書里哪有什么新鮮貨？哦，沃爾瑪！您若想成為世上最聰明的人，只要學會閱讀自然之書即可。”這時，盧梭用他那改變世界的言辭，賦予了這句老生常談（該意象已然如此）新的面貌。

在盧梭的時代，“自然之書冠群書”這句朗朗上口的格言也進入了詩歌理論。讓赫爾德和歌德大受啟發的英國前浪漫主義者，發起了這場至關重要的變革。1759 年，英國詩人愛德華·楊發表了《原創計劃》；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莎士比亞并非滿腹經綸的學者，他掌握了“自然之書與人類之書”。伍德將荷馬闡釋為原創的天才。1773 年，伍德著作的德譯本在法蘭克福問世，并給少年歌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伍德的書中，我們看到，荷馬僅研究偉大的自然之書。因此，英國前浪漫主義的詩學與德國狂飆突進運動的詩學，均采用同樣的書籍隱喻，其影響遍及思想史的多個關鍵時期。歌德的《書簡》中也出現了“自然之書”：

瞧，自然是一本鮮活的書，

人們可知其含義，盡管常常誤讀；

在你心中有個愿望，真誠而強烈：

愿一切快樂可以永存世界，

愿陽光永照，愿大樹永矗，

愿夢境永留，愿海灘永駐，

在你的心里把它們一一搜集......

“自然詩”的概念經狂飆突進詩學，進入大格林的浪漫主義文學理論：

我們可以把自然詩稱作單純活動的生命本身，一本鮮活的書，上面寫滿了歷史；人們可以從其中任意一頁開始閱讀和理解，然而卻從未讀完或理解完。藝術詩是生命的杰作，一開始它就是哲學的。

在格林的筆下，《圣經》的“生命之書”，亦即維克多派神秘主義的“鮮活之書”，擺脫了宗教色彩，并與英國前浪漫主義詩學理論合而為一。在這一搖搖晃晃的基礎上，產生了19 世紀日耳曼文學專家所欣賞的中世紀詩歌概念。德國的中世紀研究，在浪漫主義的土壤里生根發芽，但此后它只吸收了情感中的熱情要素，并沒有后來構成德國浪漫主義崇高而持久價值的歷史知性的升華與意識的覺醒。諾瓦利斯、施萊格爾兄弟、施萊爾馬赫以及穆勒，盡管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卻在新精神（因而也是在歷史新概念）的指引下走到了一起。而格林兄弟、烏蘭兄弟都沒有參與其中。諾瓦利斯的話讓我們從了無新意的書籍隱喻（在大格林的筆下，這演變為對書的貶低），走到了更高的境界。他說：“書籍是歷史實體的近代類型，但也是至關重要的類型。它們很可能已經取代了傳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