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全面二孩政策放開的今天，回望之前的計劃生育政策，會有哪些新的思考？

本文講述了三位鄉鎮教師的超生故事。教師作為公職人員，受到“一胎化”政策最嚴格的約束，超生這一選擇，如何影響了他們的整個人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到整個九十年代，是計生政策從收緊到調整的時期，也是執行最為嚴厲的時期。在這期間，普通人第一胎是女兒，隔四年可以生第二胎。公職人員卻無論第一胎是男是女，只能生一個，這成了這個群體最大的尷尬和無奈——他們的工作調動不易，很難像一些人那樣為了生育舉家遷徙逃離本地，即使想盡各種辦法冒險生下來，也可能輕則面臨巨額罰款和行政處分，重則丟飯碗斷送前途。

本文聚焦這一群體，講述來自江西贛州市某縣三個不同鄉鎮三位“超生教師”的故事，時間上橫跨1980年代末至2000年初。

王老師：為生兒子，從中學教師變成木匠

王老師，今年62歲，家在本縣G鎮。1985年前他一直是中學教師，在任教的七八年時間里，曾創出至今為人稱道的好成績。但從1976年有了第一個女兒之后，他妻子連續又生了三個女兒，除了前面兩個女兒，后面兩個都是一生下來就“嫁”出去了，即送給別人家做童養媳。

1984年，計劃生育政策到了趨緊階段。在人口與經濟發展比例失調日益嚴重的形勢下，政府將計劃生育提上了工作日程，在組織機構設置上，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也建立了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制定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方針，將1970年代“最多兩個”轉變為嚴格控制生育第二個孩子以及獨生子女政策。但是，一方面，獨生子女政策與農村生產實際、農民生育意愿嚴重脫節，造成政策貫徹執行阻力重重，惡性事件頻發；另一方面，為了完成計生目標，體制內又加強了執行力度。

恰逢此時，王老師的兒子出生了，直沖計生政策的風尖浪口。因為事先并沒有想好要隱瞞或者偷生，計生人員很快找上門。沒有經過太多動作，王老師便成了這項政策背景下最早丟掉公職的人和“反面典型”。

王老師一介書生，從前讀書，后來教書，雖然出生在農村，長在艱苦年代，但也算是吃慣了輕閑飯的文化人，盡管清貧但也還體面。教師工作丟了之后，他曾非常失落和喪氣，走路都低著頭，上有老，下有小，三個孩子嗷嗷待哺。為了維持生計，他決定學一門手藝。思前想后發現做木匠還挺吃香，于是拜了一個木匠為師。由于有文化底子，學得快，一年時間就入了門，第二年做到一半就出師自己做了。

拿起斧頭、鋸子、刨子，打門窗、打棺材、打木桶櫥柜、打梯子風車，王老師正式從一個吃公家飯的教書匠變成了吃“百家飯”的手藝人，流起了苦力人的臭汗水。好在大家因為認可他的手藝，又同情他的經歷，都還是尊重他，沒幾年他就做出了名，生活條件很快走在了全村前列。

多年之后他談起這段經歷，說自己雖然日子苦，但心里卻無怨無悔，因為“人比工作重要”。

兒子生出后，王老師視之為掌上珠心頭肉，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管教得十分嚴格。除了用自己的所學去教授兒子之外，平常的生活習慣、為人處世甚至交什么朋友都會管控。如今兒子長大成人，為他生了兩個孫兒，他每天幫忙帶著第三代，生活也算美滿幸福。而他送出去的那兩個女兒，也重新和他建立了聯系，雖然稱不上親近，但總算是有所往來。

劉老師：為超生裝病流產又假裝撿回的兒子

劉老師，是本縣X鄉的一位小學教師，今年56歲，丈夫曾是一家國企的員工。1988年，他們剛結婚沒多久便懷上了孩子，和許多人不一樣的是：從懷第一胎開始，他們一早便做好了超生的打算，并為之做足了準備。

孩子在肚里八個月的時候，劉老師便讓醫院的親戚幫忙開好了證明，證明自己得了重病，要告假休養。在得到批準之后，夫妻倆開始演戲，丈夫每隔幾天帶著妻子去醫院的親戚那里轉一圈，開一些便宜的藥，大包小包帶回家，造成自己生病的假象。家里有人來了，她就躺在床上，或者裝出無精打采的樣子。

到了第九個月，丈夫也請了假。他們對外說劉老師的病越來越重，可能孩子都保不住了，打算去贛州市的大醫院看病，實際卻是去山里一個親戚家中偷偷把孩子生了下來。生下孩子才一周多，她便將孩子留在親戚家喂米糊糊，自己悄悄回到家中。之后對外宣稱因為自己的病，孩子沒保住，生下的是個死嬰，還是個男孩，又假裝悲傷了一陣。

過了三個月，劉老師的父親讓山里的親戚把孩子放在籮筐里，弄好被子和小衣服，還放了些奶粉，再寫一張紙條“孩子檢查出有先天心臟病和肝炎，自己無力治療，希望好心人收留”，然后挑了個鎮上趕集的日子把籮筐往人來人往的橋頭一放，假裝遺棄孩子。

在那個時代，這是習以為常的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女嬰或先天殘疾的嬰兒被放在橋頭，等著別人抱走收養。當這個孩子安靜地躺在橋頭的籮筐里酣睡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懶得瞥一眼，只有少數人會湊前仔細看。他們中有些即使會因為是個男孩而心生抱養的沖動，但一看到這個孩子有先天心臟病和肝炎，又都會擔心是否撿了個麻煩而退縮。

而這時，劉老師的父親早就在旁關注著。等人圍得越來越多的時候，他趕緊假裝上前查看孩子的狀況，然后放出話說“我女兒剛剛得病生出的兒子沒了，剛好有個這么好看的男孩，有病又怎么樣，我就不信養不好他，抱回去我女兒要就給她，不要就我養”。旁邊的人勸他不要撿個“事包”（麻煩）回去，到時候后悔也來不及，他故意爭了一番，便端起籮筐走了。之后，劉老師和父親又演了一場戲，表示自己無論如何不想要這個孩子，要養就老人自己養。從此，這個親外甥就成為了老爺子“抱養”的娃，孩子跟著姓了劉，管他叫爺爺。

第一個兒子經過這樣的“運作”之后，與劉老師撇開了關系，她又開始了第二胎的生育準備。當然這個過程她還得繼續把身體“調養好”，繼續去醫院，繼續找偏方，繼續買藥，繼續禁口。不過，隨著她的身體慢慢“好起來”，沒半年就又懷上了，十個月之后，生下來又是個男孩。這樣，她就名正言順地避開了超生可能帶來的所有風險，也絲毫沒有影響到夫妻倆的鐵飯碗，甚至還得到了單位同事和領導的特殊照顧。

過了五六年，大兒子慢慢懂事了，夫妻二人偷偷將秘密告訴了他，一邊想盡辦法彌補“棄嬰”名分為孩子帶來的傷害，一邊要求孩子對外保守這個秘密。孩子雖然不理解，但因為確實享受到外公外婆和親生父母的極盡關愛，所以也沒有太多怨言。之后又過了七八年，孩子上初中了，計劃生育政策也逐漸變得溫和，丈夫所在的單位也面臨國企改制和職工下崗，劉老師便托了親戚的關系請教育局領導吃了飯送了禮，說想把父親收養的這個孩子要到自己名下來撫養。教育局領導一聽這樣的情況，心知肚明，但也沒有深究追責。就這樣，既避免了為超生擔責，又終于讓孩子回到了他們身邊。

不過，對劉老師來說，始終有一種遺憾和愧疚——在大兒子童年的成長時期，自己無法給予更多的陪伴和照顧，造成了這些年來母子間一直有種無法消弭的生疏感，孩子更多時候并不愿意待在父母身邊，一放假就喜歡往外公外婆家里跑。但總的來說，相比其他丟了工作或深受打擊的“超生教師”來說，她感覺這些是值得的，自己也是幸運的。

黃宏、宋丹丹表演的著名小品《超生游擊隊》截圖。

張老師：超生被抓后，耗費15年才恢復元氣

張老師，本縣D鄉人，今年45歲。1995年第一胎生了女孩，雖然夫妻二人對女兒極為喜愛甚至是溺愛，但從生下她的第一天起，他們就一直在盤算什么時間、以什么方法再生個兒子。計生干部經常上門要求張老師的妻子進行結扎，他們便以身體不好不能做手術為由，上了個環就逃避了。

那些年正是他事業的上升期，經過多年煎熬剛剛從村小的教辦主任升為校長，一篇教學論文又得了全國一等獎轟動一時，在書法、音樂、繪畫方面他都才華橫溢，一時間得到了縣教育局領導的特別關注，準備將其列為特殊人才來培養。然而，這也正是他糾結為難之處。一方面，他有著強烈的生兒子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又很明白對于自己這樣的鄉村教師來說，一生中能夠上升的機會并不會太多，一旦因為生兒子的事情影響，不但可能前途不保，甚至連工作也要丟。在那些左右為難的日子里，他變得焦慮，開始打聽各種超生卻能逃避處罰的方法。

1996年，大約是終于想清楚了，覺得可以豁出去搏一把了，張老師找了熟人偷偷給妻子取了環，并開始研究生男生女的秘方。到了1997年正月，妻子某個月例假沒來，找了可靠的中醫一把脈，知道終于懷上了。前面四個月沒有顯懷，妻子就一直住在家里，正常生活，正常砍柴種地。

到了第五個月，肚子慢慢隆起，擔心被人發現，便搭了班車，去到七十里路外的岳父岳母家住。岳父岳母兩口子住在山村里的半山腰上，來來往往的人不多，平時多加注意不到村子中心走動，一般不會被發現，而且即便發現，憑著大舅子是村支書，上下溝通一番也能暫時遮掩。

第八個月時，妻子肚子特別大。計生干部天天在村子里進進出出，抓人牽牛搞了不少動作，許多懷孕的婦女都躲了或逃了。大舅子覺得繼續住家里不安全，自己遲早扛不住，于是，暗暗聯系了三十里路之外的親戚，他們住在深山老林中，周圍沒有幾戶人家。于是，找了個天還毛毛亮的早晨，張老師和大舅子，帶著大包小包，一路走一路扶著孕婦，上山下嶺，趕了三十多里石頭小路終于到達親戚家。這個親戚是妻子的親姑姑，為人特別熱情，特別注重親情，聽說侄女要來，早早就收拾好了房間，準備好了生孩子要用的各種東西。安頓下來后，衣食住行更是照顧得無比細致。

十月期滿，孩子順利生下，母子平安，并且如愿以償，是個男孩。因為沒有電話，張老師等到孩子出生第三天才見上母子倆。接著，母子倆又繼續住了三個月，等滿了百日才接到娘家住下，一住又是半年。

當張老師帶著妻子和新生的孩子回到自己家中時，他們早就想好了應對的方法。首先他給孩子取了一個跟著妻子姓的名字，然后教孩子叫自己和妻子為“姑父”“姑姑”，對外稱這是妻子哥哥的孩子，因為出外打工寄養在自己家里。

但在20世紀最后的幾年里，計生政策的執行已經到了最為嚴酷的程度。鄉政府為了完成計生指標，也為了收取更多罰款，越來越鼓勵人們舉報揭發超生者，一旦核實，有些地方獎勵一百元，有些地方獎勵五百甚至一千。于是，出現了許許多多告密者，他們一時間成為鄉政府的耳目，有些人甚至以此為職業。他們可能是鄰居，可能是眼紅的親戚，也可能是一個過路人……總之埋伏在四周，伺機而動。許多家庭因此破產，還有不少家庭不得不遠走他鄉。當然，一旦悲劇發生，告密者與超生家庭之間便會在其后幾十年的時間里勢如水火，陷入無窮無盡的斗爭。

盡管做了一切可能的掩飾，張老師還是沒能逃過告密者的舉報。他的一位鄰居因為一些小事的爭吵，一氣之下去鄉政府反映了情況。當晚，十多個計生人員就包圍了房子。張老師無論如何解釋，計生人員都不予理會，直接將家中的電視搬走，豬、牛牽走，然后掏出手銬就將張老師反手拷到鄉政府。第二天，縣教育局得知情況，準備立刻進行處罰，并且有人傳出話可能要撤職開除。張老師有親戚是國企的小領導，各方面都認識，一聽到消息，馬上四處走動疏通。最后，第三天才將其放出，出來時他的手腕已經紅腫，人瘦了一圈。

第四天，處罰方案出來，鄉政府要罰款一萬五，教育局則要他繼續回去教學，但必須停薪兩年，第三年到第五年只能每月給五百元工資。這意味著他要在承擔相當于現在十萬元巨額的罰款之后，連續四年正常工作但不拿或少拿工資。原本經濟條件不寬裕的家庭，瞬間陷入了經濟危機的泥潭。

張老師回憶起那些年，說一開始自己身上連抽煙的錢都沒了，孩子也經常生病，每年都要花費幾千甚至上萬的醫藥費，親戚朋友的錢都借了個遍，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開口了。再往后偶爾去打牌，因為牌技好，時常能贏上一兩百，便把業余時間全部投入到牌桌上，也幸虧有牌運，那些年，好時一月能贏個一兩千，差時也有煙錢。就是如此才勉強撐過來。但在此期間，卻和妻子的感情出了問題，兩人一見面就吵架，鬧離婚，整個家庭幾乎崩塌，一直到2015年才恢復正常。而經濟上傷了元氣后，他想盡了一切辦法來彌補，讓妻子出去打工，女兒也早早出來工作，自己在老家則拿起鋤頭從種菜到種西瓜到養殖，到現在用業余時間跑保險業務，經過十多年努力，才算慢慢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