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初一，與大學同學顧嘉福一起去曹景行家給他拜年賀春。雖然因為治療，他很消瘦，但仍如前幾次見到他一樣精神矍鑠，談興甚濃。其間，他說到當年從香港赴臺灣做新聞，對兩岸交流也有所推進。我就說，待天氣轉暖，我帶個學生來聽你聊，以前你幫別人做口述，現在我來幫你做口述。我這樣說是為了有時間在他治病期間陪他聊天。他聽后點頭微笑。聊了一個多小時，我們告別時約好春暖花開時再來。沒想到，大年十一，年還未過完，曹景行就遠行了！

金光耀（左）和曹景行（右）

曹景行被確診胃癌是在2020年8月。當年7月25日，曹景行邀我在大夏讀書會一起談從茶林場務農到大學讀書的經歷，并說這樣聊讀書的講座是一個系列，一共有5次。但首次結束后不久，第二次讀書會就取消了。之后大學同學胡禮忠說有消息傳曹景行身體染恙，問我是否知道，我回答說不太可能，因為不久前還與他在一起做講座，這些天他的朋友圈仍很活躍。稍后，在一次茶林場農友聚會上確證了這個消息。我立即微信問曹景行，他十分坦然地回答說，已確定治療方案，將先化療，然后再動手術。此時復旦大學歷史系正為建系95周年舉辦活動，要邀請杰出系友回系做講座，讓我請曹景行。之前曹景行就想到復旦校園來拍短視頻，但因為疫情無法進校。于是，他希望能將講座與做短視頻放在一起，并提出要安排在手術之前。這樣，10月23日一早，曹景行就與拍攝團隊來到復旦校園。見面后，他要我作為與談者一起參加拍攝。我對此并無準備，但知道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即使事先做了準備，他也會按自己的思路即興發揮。那天上午，在校園里邊走邊聊，聊我們的大學歲月，聊我們的老師，聊復旦校史，前后兩個多小時，無論從身體還是精神上，他根本不像已在化療的病人。對自己的疾病他也不回避，有人見他標志性的一頭銀發突然稀疏，他笑著坦然將實情相告，仿佛是在談生活中一件已經過去的事。我在一邊，為他這種對疾病和生命的態度敬佩不已。

我與曹景行的相識可追溯到四十多年前在安徽黃山茶林場下鄉的日子。他是66屆高中生，1968年8月下鄉來到黃山。我是70屆初中生，1971年11月來到黃山。茶林場有一批66屆高中生，其中許多來自重點中學，曹景行就是市西中學的。他們對整個農場的風氣以及我們這些后來的小知青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到農場不久，我看到這些高中生在看許多內部發行的圖書，其中有一本是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我拿過來一翻，一連串的外國人名地名一下子就懵了，也就沒有能讀下去。進大學讀歷史專業后才明白，這些高中生已經想通過激進慘烈的法國大革命來理解自己已經歷但還未結束的史無前例的革命。這就是我們與66屆高中生的差距。但正是在這些高中生邊上耳濡目染，我這個“文革”開始時讀到小學五年級、沒念過完整中學的人，才斷斷續續地胡亂讀了一些書。

曹景行在采茶葉

曹景行在茶林場與農村孩子

在茶林場時，因為不在一個連隊，我與曹景行沒有什么交往，但與他太太、當時在場部政宣組工作的蔡金蓮有接觸，也因此知道了曹景行，知道他是高中生中讀書最多的幾個人。因為他嗓門大，在茶林場大家都叫他“喇叭”，不想后來他成了鳳凰衛視的標志性“喇叭”。

1977年恢復高考，我和曹景行都參加了這場在寒冬季節舉行的考試，并都過了分數線。對曹景行來說，這是一場延遲了11年的高考，作為重點中學的高材生通過考試毫無懸念。對我這樣一個70屆中學生而言，用一句上海話來說，是額骨頭碰到了天花板。那年高考因為時間倉促，報考人數多，體檢是過了分數線后才有資格參加的。1978年1月中旬，茶林場專門派了一輛車送我們去太平縣城。那時我年輕力壯，干重活在連隊兩百多人中可排前三名，不認為體檢會有什么問題。結果量血壓，別人一次，我被要求量兩次，兩次都是110/140，被確定為高血壓。曹景行則在填寫病史時，如實寫下剛得過急性肝炎，但已痊愈。結果，一起體檢的十來人中，就我們兩人沒有通過，被刷了下來。那年高考，茶林場劃在安徽考區，對屬于上海的茶林場知青特別嚴厲。我們倆雖不同病，卻有難同當。

后排左二為曹景行。前排左一為前不久去世的香港記者江迅。

好在緊接著就是1978年夏天的高考。這一次，曹景行、蔡金蓮是夫妻雙雙上考場。結果，我有幸與他們兩人一起被復旦大學錄取。1978年10月初，我們離開茶林場時，曹景行夫婦已在皖南山區待了整整十年。后來，他經常遇到有人問他下鄉十年有何得、有何失，他回答說：“十年青春歲月消逝，不是用簡單的加加減減就能夠做個了結。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黃山茶林場的十年給了我們超過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有了這么一段經歷‘墊底’，后來不管遇到什么意外變化、什么困苦境況，都不難去面對，去承受。”他也曾直言評論老知青中盛行的“青春無悔”的說法：當年下鄉并無可以不去的選擇，所以如今也就無所謂有悔和無悔。

金光耀（左四）曹景行（左六）與黃山老知青在一起

曹景行與金光耀重返茶林場

我與曹景行都是第一志愿被復旦大學歷史系錄取的，但我們填報志愿時的想法大不相同。曹景行選擇歷史系是主動的，記得他考分是430多分（五門總分500分），選當時熱門的中文系和新聞系也不會有問題。但他認為，學習文科，不管以后從事什么工作，歷史學是最為基礎的。我考分只有375分，唯有歷史一科考了92的高分。1978年與前一年不同，填志愿是在分數公布后，于是才敢填報復旦歷史系。

到復旦報到后，我們被分在同一個寢室，6號樓223室。進大學第一年成為同屋，對我這個沒有完整讀過中學的人來說，真是十分幸運，曹景行的學習熱情和學習方法對我的求學之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入學之初，老師告訴我們，歷史系的基礎是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兩門通史課。我們學通史，都是讀老師指定的教科書，如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和郭沫若的《中國史稿》。但這些書還有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曹景行在茶林場已經讀過了，他就給自己定下目標，要跟著通史課，從《史記》開始，將前四史全部讀完，然后再讀《資治通鑒》。這樣的閱讀量，對我這樣古文基礎很差的人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還不說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但曹景行做到了。那時，中華書局20冊一套的《資治通鑒》剛重印出來，記得是20元一套，在第二教學樓底樓西側的小書店剛上架，他毫不猶豫就買了一套。因為他的讀書和買書已成為同學中的風向標，我們寢室7個人，另有3人都跟著買了一套，兩個應屆生是回家向家長專門要錢買的。當時學校的伙食費一個月15元已經吃得很好了，20元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我望著寢室里黃顏色封面的幾套《通鑒》，只有眼饞的份。后來在二教的書店花3.05元買了一套三冊的《左傳紀事本末》，才算稍稍彌補了遺憾，也跟著曹景行讀古籍學習古史。

曹景行對英語也很重視。我們那一屆入學，英語基礎參差不齊，曹景行是少數幾個獲得免修資格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放松英語學習。他先是將《新概念英語》四冊學完，告訴我們這是一套好教材。于是，我們好幾個人都跟在后面學這套教材，每學到課本中英國式幽默，大家就會開心地交流，有時還互開玩笑，至今仍能記得曹景行談到英國式幽默時的笑容。后來，他直接讀H.G.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告訴我們將一本英語的歷史著作從頭到底讀下來，詞匯量增加了，閱讀速度也提高了，是學習專業英語的有效辦法。于是， 我們都去找《世界史綱》讀，但圖書館沒有這么多復本。曹景行就說，隨便找一本通史，從頭讀到底，一樣是有用的。于是，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世界近代史的書，借助字典讀完后，發現英語的閱讀能力確實明顯有了提高。以后從事學術研究和交流，英語成為我重要的工具，起步就是在大學期間。

那時晚自習，同學們都喜歡去圖書館或教室，但曹景行卻習慣在寢室里。在最靠近門的桌前，一邊低頭讀書，一邊記著筆記，邊上一個形狀像磚頭一樣的錄音機放著古典音樂。同寢室的傅念祖也是古典樂資深樂迷，他們經常交流聽樂的體會，津津有味地談著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卡拉揚、小澤征爾等音樂家的作品和軼事。我在一旁浸潤其中，從最初茫然不知所云，到漸漸地喜歡上了古典樂。曹景行去世當天，農友楊代藩發來莫扎特的《安魂曲》，并附言“以死敬生的生命贊歌”。我隨即找出CD，在音響中播放《安魂曲》，心中默念希望喜歡莫扎特的景行在天堂也能聽到。

大學二年級上臨近學期結束時，曹景行得了急性肝炎，住進了學校的隔離病房。但他并沒有放松學習，在病房中參加了考試，考卷經消毒后送出來，結果仍然如以往一樣得了高分。從隔離病房出來后，他與另一位也得過肝炎的同學住在6號樓二樓東頭的一間小屋。因為那屋人少，后來幾次期終考試前，我和幾個同學會到那里與他共同復習，做考前的最后沖刺。

大學最后一個學期，課程少了，那時不用自己找工作，都在等分配。這時曹景行讓我幫著做一件事。他父親曹聚仁的《萬里行記》要在大陸出版，這是曹聚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通過游記談中國歷史文化的一本書，也是曹聚仁去香港后在大陸第一次出書。書中引用了大量古代詩文，都是曹聚仁憑記憶寫下的，最初作為報紙專欄文章，隨寫隨發，此次在大陸出版，需要仔細核對，曹景行問我是否愿意做這事。我一聽求之不得，一口答應下來。還在黃山茶林場時就知道曹景行的父親是曹聚仁，但除了通過魯迅書信集知道曹聚仁是與魯迅有書信往來的人，了解實在有限。當時港臺出版的書還不易獲得，因此核對詩文給了我仔細閱讀曹聚仁文章的機會。書中對山川、文學、人情有許多精彩的評論，讀來或拍案叫絕，或會心一笑。有些好句，我回到寢室就急著與同學分享，立即引來滿屋叫好聲。二三十年后，同學見面，還會提到那本書中的經典句子，而且因為年歲漸長，體會更深。《萬里行記》出版后，曹景行和他姐姐曹雷陸續整理出版了許多曹聚仁的著作，如《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我與我的世界》，讓我們以及更年輕一代得以了解曹聚仁。

金光耀與曹景行參加畢業二十周年返校活動

大學畢業后，曹景行去了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我在外工作一年后，重回復旦歷史系讀研究生。讀研究生期間，我到世經所去過幾次，曹景行總是捧著厚厚一疊外文報紙在看，說這些報紙除了他之外幾乎沒人看，那時他的興趣在美國經濟。我還去他在南京西路的家，借閱有關民國史的港臺書，這都是曹聚仁生前用過的，有些書當時連復旦大學圖書館的港臺閱覽室都沒有。我碩士論文做的是抗戰時期的陳納德與美國空軍，確定選題前還征詢過他的意見。

后來，曹景行去香港，進入新聞界從事新聞工作，并以媒體人的身份廣為人知。“9·11”事件發生那天晚上，復旦有學生住到附近可以收看鳳凰衛視的酒店，為的就是看曹景行的直播。事后遇見他，他說當晚鏡頭前是西裝領帶，下面穿的卻是短褲，因為臨時從家里往電視臺趕，根本來不及準備，直播三十多個小時，困了就倒在地上打個盹。

曹景行為金光耀之女金一諾（左二）的新書發布會擔任主持人

曹景行與金一諾

曹景行去世后，許多人都談起他開創的電視時事評論，這確實會載入中國電視的史冊。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工作者，我更關注和看重他在鳳凰衛視參與的口述歷史節目。這些口述歷史記錄，保存了許多中國現當代史上的大事，如他采訪的顧順章女兒顧利群、執行抓捕“四人幫”任務的8341部隊政委武健華。曹景行多次講起，在好幾次口述采訪中，他的即時追問問出了不少珍貴的歷史細節，對此他是十分自豪的。這出自他做新聞的敏感，還有歷史學的素養。由于有些題材過于敏感，錄制后沒能播出，談起來他總是充滿遺憾，不過又會說，好在錄制下來的口述采訪都保存起來了。

離開鳳凰衛視后，曹景行去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書，但他覺得還有精力可以做些其他事情。于是，就來到母校鼓動我一起做口述歷史。在這之前，他知道我做過口述，采訪的對象就是他的叔叔曹藝。曹藝是黃埔軍校六期，抗戰時率汽車團遠征印度緬甸，官至少將。2008年初我們在復旦大學成立了口述歷史研究中心，他擔任中心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口述史中心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做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口述史。為培訓大學生參加口述史，曹景行來到母系做“我與口述歷史”的專題講座。在他主持下，我們找了上海改革開放30年間有重大影響的10個代表性人物，通過他們的口述來記錄改革開放后上海發生的社會變遷，包括嘉定縣“試水”聯產承包、小說《傷痕》的發表、話劇《于無聲處》的上演、寶鋼上馬、上海知青回城、《新民晚報》復刊、上海爭取高考自主權、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皇甫平”文章的發表、上海紡織業的“鳳凰涅槃”，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新聞等各個領域，其中甲肝大流行是由原副市長謝麗娟講述的，披露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細節。這些口述合起來成為曹景行主編的《親歷——上海改革開放30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曹景行對這次回母系做口述史十分開心。作為一個學歷史出身的新聞人，在他那里，新聞與歷史是融為一體的。

曹景行2009年在黑河參加知青活動

在許多人眼中，曹景行是一個資深媒體人。但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個讀書人。從小他就嗜書如命，有了一張少兒圖書館的閱覽證，就將館里的圖書翻了個遍。以后下鄉在黃山，是見縫插針找書看，進了復旦讀大學可說是手不釋卷，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階段，仍有著強烈的求知欲。他繼承了中國讀書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情懷，不僅讀紙上的書，還讀社會這本大書。在這一點上，他與父親曹聚仁完全一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父子倆都是讀書人，曹聚仁因為抗戰成為戰地記者，曹景行因緣際會也進入了媒體。因為有讀書人的底色，飽讀詩書的他，在電視屏幕上才有了獨具一格的書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