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與問題

南醫大女生被殺案。1992年3月，南醫大88級女生林某，在學校教學樓一間教室上晚自習后失蹤被害。因破案條件不足，兇手成迷。案發后，死者的母親幾乎每年都會去南京公安局。2020年2月23日，時隔28年后，犯罪嫌疑人麻繼鋼落網。2020年10月14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判處麻繼鋼死刑。

簡陽家暴殺夫案。1989年的一個晚上，四川女子楊菊云因家暴捅死丈夫，后攜子潛逃，又被拐賣至異鄉僻壤。2013年 4月，楊菊云被抓獲，并被刑事拘留、逮捕。時隔24年后，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楊菊云核準追訴。最終，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楊菊云不予核準追訴。

同樣是殺人，同樣是兇手，事隔20多年，為什么有的伏法，有的不追訴？如果隱藏的夠深，逃得夠久，悔改的夠徹底，是不是有可能擺脫法律的制裁？血債，是不是應該雖遠必誅、雖久必償？這兩個案件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關鍵詞：追訴時效。本文即圍繞追訴時效的規定原因和適用規則進行探討。

二、追訴時效的法理基礎

在刑法中，只有在追訴時效內，司法機關有權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超過追訴時效，司法機關就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責任。根據所涉罪名的法定最高刑，追訴時效也分成5年、10年、15年和20年。輕罪一般5年以后就不追究刑事責任了，而重罪的追訴時效最長達到20年。

以拐賣婦女兒童罪為例，它的基本犯刑期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這意味著15年的追訴期限；如果在情節加重的情況下，比如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奸淫被拐賣婦女的、綁架婦女兒童的、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等等，刑期可達10年以上、無期乃至死刑，這就意味著20年的追訴時效。而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基本犯，法定最高刑是3年，這意味著僅有5年的追訴時效。

說一種極端情形，如果買家收買了一個嬰兒，之后也沒再犯新罪，我們將眼睜睜的看著5年以后，買家不必承擔刑事責任。有很多人以為，收買婦女兒童的犯罪應自對婦女兒童的人身控制狀態解除后再計算追訴期限。這種看法并不被我國刑法認可。我國刑法認為收買行為一旦完成，本罪即告既遂，收買當日起追訴期限就開始計算。從這個角度看，買個孩子5年光陰，就大概率不被追責，被拐孩子的父母以及我們，情何以堪？曾有文章為5年追訴期設置的合理性辯護，稱“既然收買后的五年期間內對被收買的婦女、兒童都不存在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強奸等犯罪行為，這充分說明，收買人與被收買人之間‘相處融洽’，五年后還強行進行追訴，某種程度上是對本已趨于穩定的社會關系的破壞”，令人瞠目結舌。

對于追訴時效的法理基礎，學界一直存在多種學說，但幾乎每種學說都有瑕疵。

改善推測說認為，經過一定的時間，犯罪人如果沒有再犯新罪，在絕大數情況下就可以推定其已悔改，不致再危害社會。這顯然是樂觀的性善論的反映。但在被害人家屬看來，這一結論并不能被接受。如果悔改有用，還要警察干什么？

證據湮滅說認為，犯罪已經歷過相當長的時間，難以收集到足夠的證據認定犯罪。但這種觀點就更經不起推敲。時間雖然流逝，但科技在進步，南醫大女生案恰恰說明，28年前的懸案就是因為DNA技術和大數據的應用場景才水落石出的，而公安部的團圓行動也通過技術賦能，通過血樣信息對比才使得一些陳年舊案得以暴露。

尊重事實狀態說認為，沒有執行刑罰的狀態持續了很長時間后，事實上已形成了穩定有序的社會秩序，若此時再通過刑罰來變更這種事實狀態，就會有損刑法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但互聯網的存在已經讓大眾擁有了長久記憶，懸案也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喪失影響，反而會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持續發酵。法律又到底應尊重哪一種狀態呢？是尊重使用罪惡手段建立起來的其樂融融呢，還是原本親子團圓的狀態呢？

現在，大多數人更傾向于認為，刑法上的追訴時效是為了敦促司法機關及時履行追訴職責。“時效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促使公權與私權的及時行使，而不是讓權力和權利‘沉睡’。”倘若司法機關怠于履行職責而導致訴訟時效屆滿，國家就應該承擔不利后果，即無法繼續對犯罪人行使刑罰權。

三、追訴時效的適用

無法行使刑罰權，也就意味著無法對此種行為進行刑法評價，也就是說不能再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從督促國家權力的角度，這一制度確實合理。但從被害人角度，從道德與社會情感角度，無法接受。因此，我國刑法在規定時效的時候，特別考慮了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時效制度逃避制裁的可能性，集中體現于時效延長和不受追訴期限限制的例外情形上。

（一）時效延長

時效延長的例外，包括兩種情況：一是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公檢法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二是犯罪分子在辦案機關立案偵查或受理案件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

第一種情況對被害人及其家屬來說十分重要。只要他們曾于案發后報案或控告，即使未獲受理，本案也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追兇將進行到時間的盡頭。第二種情況是在立案后，如果確定了犯罪嫌疑人，但其亡命天涯的，犯罪分子不能通過熬追訴期限的方式逃脫法律制裁。但如果一直未發現犯罪嫌疑人，原因可能是獵人不夠強，也可能是壞人太狡猾。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犯罪嫌疑人有消極的逃避偵查行為，比如搬家、換工作，更換身份等行為，也不宜適用追訴時效延長制度。

上文提及的南醫大女生被殺案，就一直無法鎖定嫌疑人，因此無法對28年后歸案的真兇適用時效延長。白銀系列殺人案發生在1988年至2002年，大批警方刑偵專家多次會診指導，但一直無法鎖定嫌疑人，以至于有網友猜測，這個嫌犯可能已經于2002年最后一次作案后死掉了，把罪孽和秘密帶進了墳墓，真兇再也難查出來了。2016年真兇高承勇浮出水面，距離其最后一次殺人的20年追訴時效僅有6年。

需要注意的是，“逃避偵查或審判”必須是積極的逃避，以明知為前提，行為人也采取了積極、明顯的逃跑、隱匿等逃避偵查或審判的行為，比如，在案發后實施串供、指使他人作證、毀滅證據等。如果行為人只是在慣常的查詢身份證信息時提供不實信息，不宜認定為逃避偵查或審判行為，因為該行為是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行為人也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因此并不能被認定為逃避偵查或審判的行為。

（二）不受追訴時效限制

因為立法者并非先知，無法斷言某些罪行在經歷了20年人世變遷之后，是否仍對未來的某個群體存在懲罰或者警示的意義，所以特定情況下允許對追訴必要性進行反證。這就是不受追訴限制，對于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即使已經過了20年追訴期限，但如果從性質、情節、后果等方面綜合考慮，認為仍有追訴必要的，還可以通過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繼續對其追訴。

從實際情況看，對于情節和后果嚴重、社會影響惡劣的重大犯罪，即使已經過了追訴期限，但如果社會危害性和影響依然存在，對這些犯罪分子一般也會是核準追訴。典型的如，201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發布的第六批指導性案例中第 20 號的馬世龍搶劫案。因馬世龍的搶劫殺人行為，被害人妻子王某和兒子因驚嚇患上精神病，靠撿破爛為生，生活非常困難，而且案發地群眾強烈要求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且行為人未有悔罪表現，故核準予以追訴。而南醫大女生被殺案，麻繼鋼涉嫌故意殺人罪、強奸罪，法定最高刑為死刑，雖然經過了20年，但其犯罪性質、情節、后果特別嚴重，因此，最高檢也作出核準追訴決定。以上都是依法核準追訴的典型案例。

前述楊菊云家暴殺夫案是檢例第22號案，但這一案例又被作為不受追訴時效限制的反例。楊菊云雖然殺夫在先，但20多年后，多數被害人家屬已經表示原諒楊菊云，且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楊菊云之子吳某也要求不追究楊菊云刑事責任，因此，最高檢認為，行為人無爭議再犯危險性并積極消除犯罪影響、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屬諒解，使社會秩序得以恢復，故不核準追訴。

在個案中判斷是否應核準追訴時，最高人民檢察院一般會考慮相關罪行與現時社會的關聯性，嚴格審核是否確有必要通過刑罰向行為人、被害人或其親屬、社會公眾彰顯法律的有罪必罰。不過，為防止追訴時效制度被架空，對核準追訴的適用應當嚴格，“應以不核準為原則，以核準為例外。”

（三）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時效適用

仍以拐賣婦女兒童罪為例，假設案情如下：犯罪嫌疑人李四夫婦于1998年將被害人小花（20歲）從云南拐賣至異地，買家王五出資6000元將其收買，那么對于上述拐賣行為的追訴期限，如果存在加重情節，那么最高以20年計算，將于2018年到期。而收買方的追訴期限，即收買行為完成之后5年，也就是2003年到期。

考慮到刑法中對追訴時效還有中斷的規定，即在前罪追訴期內又犯罪的，前罪的追訴期從犯后罪之日起計算。那么，假如人販子李四夫婦在1998年后還犯有新罪，或者又繼續拐賣婦女兒童的，當然應該自后一行為發生日重新計算。同樣，如果買方還存在其他犯罪，比如強奸罪的話，他的追訴期限也要自后罪的行為發生之日起重新計算。

假如本案直到2022年才案發，且不存在時效中斷、被害人家屬報案未立案或者立案后嫌疑人已被鎖定的情形，那么本案想要追究人販子的責任，就只剩唯一路徑：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

我們當然希望犯罪者付出代價，不過突破追訴時效制度去實現正義是不可想象的。2013年7月，簡陽警方依法釋放了楊菊云。2021年6月強奸殺人犯麻繼鋼被執行死刑。這些案件都是在追訴時效制度框架內完成，讓我們又相信了那句話：“正義雖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那些長達20年還在堅持的追兇者，到底是為何執著呢？電視劇《鐵證懸案》中，有人問警察：為什么執著于這些多年前的舊案，難道當下案子不比舊案重要嗎？她回答說：舊案更重要，因為被害人等這一天已經等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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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系“澎湃”特約撰稿人。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