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北約進犯原蘇聯空間的問題，再次成為俄羅斯坊間討論的焦點。而“北約東擴”往往被描述成一場末世災難，就好像13世紀中期蒙古人入侵俄羅斯那樣。結論是俄羅斯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其發生，否則將面臨地緣政治的大潰敗，甚至喪失國家獨立和政治主體性——就像800年前那些俄羅斯公國一樣。

心理學教科書告訴我們，恐懼是一種自然的，甚至是有用的情緒，它與自我保護的本能密切相關。然而，人類生活，尤其是國家政策，卻不能被情緒所左右，尤其是負面情緒——比如恐懼。正如居里夫人所說，“生活中沒有什么可怕的東西，只有需要理解的東西”。

要緩解對某事某物的恐懼，你首先得把自己的想法梳理清楚，從中找出那個點——你到底在怕什么，以及，為什么怕？這是“馴服”恐懼的基本原則，也適用于當前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憂慮。

或許，莫斯科擔心烏克蘭或格魯吉亞在加入北約后會愈發仇視俄羅斯。但邏輯并非如此。試想一下，意大利和烏克蘭，誰更反感俄羅斯？顯然不是作為北約成員的意大利，而是并非北約成員的烏克蘭。再想一下，對莫斯科而言，希臘和格魯吉亞，誰更好打交道？顯然是作為北約成員的希臘，而非想要加入北約的格魯吉亞。從歷史上看，俄羅斯與外交中立的瑞典之間問題頗多，而與其鄰國、作為北約創始國之一的挪威卻相安無事。波蘭和匈牙利是同時加入北約的，但近年來，俄羅斯與這兩個國家的關系曲線卻截然不同。綜上可以推論，一個國家是不是北約成員，并不決定它與俄羅斯的關系如何。

又或許，問題在于，北約東擴意味著西方政治模式及其價值觀、文化理念的擴張，而這些觀念和模式對俄羅斯來說是異端和不可接受的。但這種“擔憂”也不怎么靠譜——土耳其加入北約很久了，但多年來一直與西方政治標準保持距離，并且嚴重偏離國父凱末爾的教導，日益轉向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如果非得計較自由的西方文明入侵保守的“俄羅斯世界”的話，那么莫斯科似乎更應該擔心歐盟擴編而不是北約東擴。

顯然，當我們談論北約東擴時，我們談論的是北約軍事基礎設施不斷向俄羅斯邊境迫近——這才是真實恐懼之所在。專家們常說，在烏克蘭的軍事存可以大大縮減美國巡航導彈或彈道導彈打到莫斯科的時間。但假設美國從毗鄰俄羅斯的黑海、波羅的海和巴倫支海發射?；蚩栈鶓鹇詫?，要打到莫斯科也就多了幾分鐘而已。當然，這幾分鐘能造成多大差別是可以討論的。不管怎么說，對北約軍事部署的擔憂是有一定事實支撐的。

如果俄羅斯怕的是北約的軍事部署，那么它應該把這個問題單獨拎出來，而不是糾結于假想中的北約東擴——別忘了，北約上一次東擴是在18年前，而它目前并沒有擴編的打算。俄羅斯與其要求北約放棄其開放政策，尋求一份得不到的“不東擴”保證，還不如堅持這一點——北約的軍事基礎設施不得部署在俄羅斯邊境附近，并要求西方做出有法律約束力的保證。事實上，它可以這么做，也必須這么做。否則就算不擴編，北約也可以通過別的方式擴大在歐洲的軍事部署，沒有什么能夠阻止它。

在蘇聯解體后的幾年里，俄羅斯和西方曾就限制北約的軍事部署達成一些妥協，可以說是有成功先例的。一個是1990年關于德國統一的談判，當時談判以“2+4”的形式進行（“2”是兩個德國，“4”是美蘇英法四個二戰的戰勝國）。盡管統一后東德會自動成為北約成員，但雙方約定，北約的核武器、外國軍隊及軍事設施不得部署在東德的土地上，北約的軍事演習也不能在那里舉行。30多年來，德國和北約一直遵守這一約定。

另一個例子是1990年11月在巴黎簽署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CFE，9年后在伊斯坦布爾通過條約的修訂版）。該條約對在歐洲部署坦克、裝甲戰車、大口徑火炮、飛機和攻擊型直升機作出了重大限制。西方國家雖然從未正式批準修訂版的條約，但多數時候都遵守條約規定。

當然，今時今日我們已經不能再回到《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了：歐洲的地緣政治態勢已經大為不同，雙方武裝力量及其裝備也已經今非昔比（比如無人機——1990年政治家們起草條約時壓根想不到——現在已經普遍使用）。但有關經驗仍然有價值，接下來俄羅斯外交推進的戰略任務之一，或許就是與西方國家就簽署新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或類似文件達成一致。

俄羅斯應該把重點從抵制北約八字沒一撇的擴張計劃轉到尋求限制北約軍事部署的具體方案上來。這不是向西方投降，而是對真正的安全威脅做出最理性、同時也可能是最有效的回應。

上周五（1月28日——譯者注），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舉行會議。普京總統指示委員會敲定一份新的外交政策概念草案，要考慮到過去五年中世界上發生的變化。我們期待這份新的文件不僅能反映出新的國際變化，還能捕捉到與包括西方在內的伙伴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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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科爾圖諾夫，系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干事。原文刊于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網站（2022年2月4日）。“澎湃”經授權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