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一幅驚心動魄的景象，除了公開演講之外，廣場上還有工人、學生們演出的各種活報劇。讀者們像現場的北京人一樣看到了被鎖鏈壓迫的阿拉伯人，舉著鞭子的阿拉伯暴君，還有他們背后趾高氣揚帶著墨鏡的美國軍人；也看到了成千上萬的北京人在燈火輝煌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走過，按照職業、企業和社區組成的代表團在距離天安門兩百公尺的外國代表處示威。”

1958年7月14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所領導的“自由軍官”發動軍事政變，國王費薩爾二世、王儲阿卜杜勒·伊拉在內的多位王室成員慘遭橫死，伊拉克王國的驟然覆滅如一記驚雷，備受震動的美國和英國分別對黎巴嫩和約旦展開軍事干預。而對彼時身處中國的著名法國紀錄片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而言，他所感受到的是另一種震撼：在這個距離中東土地如此遙遠的國家，五十萬人民竟然聚集到一起，為素不相識的受壓迫者發出憤怒的抗議——“美國軍隊從黎巴嫩滾出去！美國軍隊從朝鮮滾出去！美國軍隊從日本滾出去！美國軍隊從菲律賓滾出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世界和平！”

在朗茲曼的描述中，“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激情如浪潮一般席卷和激蕩了每一個人。但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在或多或少地為運動的熱浪所感染的同時，卻免不了感到又一種陌生和隔閡：這幾千公里外阿拉伯人，竟成了休戚與共的兄弟？

諸如“第三世界”、“亞非拉人民”、“美帝國主義”一類的政治話語漸行漸遠，人們在走出革命年代的同時，也離開了一種整體政治生活方式。五六十年前的中國是如何想象他者并理解自身？4月17日，劍橋大學博士、英國埃克賽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助理教授殷之光在北京大學發表《我們的阿拉伯兄弟：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與理解中國的方法》為題的講演。

為什么談論第三世界？對國際關系的想象照映對國家的理解

一個不得不首先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要談論第三世界？當“第三世界”及其話語體系早已成為被遺忘的故事之時，重思第三世界有何價值？

在殷之光看來，第三世界式的國際主義話語不僅展現了一套特殊的外交話語，它同樣反映了中國在革命歷史中認識世界、認識國家的特定方式；與此同時，這種國際主義想象廣泛滲透到新中國的社會政治建設中，積極塑造了新中國人民的世界觀和政治生活。

事實上，第三世界的被遺忘和陌生化，恰恰揭示了國際體系和國家想象的變遷對人們思想帶來的影響。殷之光指出，當下對世界秩序的想象，典范性地體現為一種“蝙蝠俠”式救世主的想象：“就像蝙蝠俠所在的哥譚城，我們假想的世界是一個霍布斯式自然社會：沒有一個好的政府或領導者，每個人都為了私利相互沖突。那誰來維護秩序？誰來保障和平？——蝙蝠俠出現了。“在這種敘事中，蝙蝠俠所面對的是不能自主的群氓（mob）而非自覺自為的人民（people）：后者是有身份認同和理想共識，并在勞動生產和社會改造中不斷創造自己的政治主體，而前者則汲汲于私人利益而不能形成有效的規范和更大的聯合。正如在一國之中，將自身置于險境卻又無力突圍的烏合之眾渴望救世主的橫空出世，當我們無法想象專注自身利益的國與國之間自主地達成任何扶持或聯盟時，對某種“超國家”的期待應運而生：它將干預暴凌，扶持弱小并主張秩序。盡管人們對“世界警察”一次又一次失望，這種隱隱搖曳的期待卻從未熄滅。

問題在于，這種邊界分明的主權國家理解從來都不是、也不應該是唯一和的國家想象。有關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重新探討，將使我們在走入另一種國家想象和國際關系解釋的同時，對當下被視為理所當然者做出審慎思考。

第三世界的出現：從“兩個帝國主義”說起

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坦桑尼亞政府代表團時首次把中國和亞非拉國家統稱為“第三世界”，該概念此后在中國和亞非拉地區對外交往中普遍使用：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作為第二世界，除日本外的亞非拉地區為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國家外交政策從此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殷之光看來，盡管第三世界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后才逐漸嶄露頭角，但其所表達的國際主義思想早在建國前后已具雛形。他指出，抗戰時期，當我們想象“中國革命作為世界革命一部分”時，是站在反法西斯戰爭角度，將中國視為反法西斯戰爭的組成部分。但在抗戰勝利之后，這種“中國”與“世界”的想象如何維持與承續？

從1946年開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的巴以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巴以問題意味著，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不僅僅在中國出現，它仍舊延續在世界的各個角落。1946年6月《人民日報》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支持以色列人民》為題開始報道并涉入巴以問題，殷之光認為，在這種“兩方都支持”的立場背后，是1946年中國對反帝問題的新理解：“帝國主義變成了兩個：一方是舊的英法殖民帝國主義，反帝的主要矛盾是反殖民，其在中東地區的表現形式是對阿拉伯人民獨立的支持；而支持以色列獨立，則是為反對新崛起的美帝國主義。”呈現在《人民日報》中有關帝國主義兩重性的重要表述方式，與第三世界概念的形成一脈相關：“60年代毛澤東兩個中間地帶的闡述，恰恰是從中國共產黨革命過程中，對中東地區反帝斗爭的理解里產生——第三世界的概念是怎么起來的？夾在美蘇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的中間地帶，而中間地帶中還包含老的一代歐日國家，除此之外的亞非拉地區則構成了第三世界。倘若不關注40年代的國際局勢，我們很難想象為何會出現‘兩個帝國主義’來。”

在此意義上，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話語所反映的，是抗戰以來這片土地認識國家和認識世界獨特方式的持續和發展。其特點如何？殷之光強調，第三世界展現了對民族解放的獨特理解：在上述國際主義視角中，民族獨立所倡導的，并非依靠分立自決而建立一個界限明晰的主權國家，而是追求世界民族的大團結和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事業。這恰恰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新現實主義的國家想象方式：第三世界與其它世界的對立并非單純國家利益的沖突，當我們呼求第三世界團結奮斗以推倒第一世界霸權時，這種“推倒”乃是試圖整體地改革政治結構，并尋求一種共同發展的平等可能。

在第三世界想象之下：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

然而第三世界想象從未僅僅是“想象”：它確切地參與到新中國的政治建設和社會改造中，積極地塑造了新中國人民的自我認同與生產實踐。

話題回到文首的1958年天安門50萬人集會：當我們同時注意到1958年在國內轟轟烈烈開展的“大躍進”之時，人民生活和國際主義的緊密關聯將更為明晰。緊隨著集會，21日，《人民日報》分別出現《增強和平力量打擊侵略者 上海工人加緊生產提前完成中東訂貨》、《北京鋼廠工人以每天多煉一爐多鋼的實際行動來聲援中東人民》、《拿起文藝武器作戰 廣州文藝界聲援阿拉伯人民》等報道。多煉一爐多鋼和聲援中東人民有何實際聯系？在殷之光看來，這恰恰反映了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思想是如何聯接“生產”與“改造世界”的活動，并借由《人民日報》為主的宣傳機構的作用，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政治生活中。

除卻大躍進帶來的災難不談，在此意義上，大躍進并非單純的生產運動或經濟運動：當一個煉鋼工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勞動不僅僅是為了自身溫飽時，當一個農村生產合作社將自己多施一畝肥的行為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時，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階級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換言之，是人民發現自我并創造自我的過程：他們有了共識性的政治覺悟，開始對自身生產與實踐進行有意識的反思。而推動并促進這個自我創造過程的是傳播——街頭的游行人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的迅速報道，共同創造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共時感”：無窮遠處，無數人均與自身相連。

延伸：中國和中東，想象和現實

殷之光對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關注，與其對國家概念和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之重視緊密相關。而這種對國際秩序的“想象”本身，則引起了與會學者新的聯想和疑問。

首先被給予關注的，是中國和中東的雙向關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鎖勞副教授將這種雙向性思考具體化在一個“兄弟”問題中：到底是我們先稱呼阿拉伯人為兄弟，還是阿拉伯人先稱呼中國人為兄弟？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中共與阿拉伯人的親密接觸是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而在同時期，中國和伊拉克已經以反帝為基礎建立了互稱“兄弟”的親密關系，但同樣是在阿拉伯地區，作為納賽爾革命反封建對象的沙特王國不會將中國視為“兄弟”。因此，并非所有阿拉伯國家都稱我們為兄弟，而中國也并非將所有阿拉伯人都視為兄弟，暗含在“兄弟”之下這種雙向的、然而不一定對稱的關系的起源和變化，同樣能夠成為值得投入的課題。

而以六七十年代中國和阿曼關系的變化為例，北京大學阿拉伯語系助理教授廉超群所思考的，是這樣一種反帝反殖民主義式的想象落地時會遇到的問題：在中國和中東確切接觸后，這種想象會轉變為一種怎樣的現實？會為想象帶來怎樣的變化？事實上，這種國際主義敘事并非中國所獨有，以阿拉伯世界各種意識形態為例，無論是納賽爾主義，還是卡扎菲所直接實踐的社會主義，乃至當下的伊斯蘭主義，其中都包含普世性、革命性、反帝反殖民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在遭遇現實政治時，想象與現實的矛盾卻日益浮現。在他看來，特定國際主義想象的落地過程及其現實影響，正是我們需要反思和探討的環節。

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維佳指出，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思想下中國群眾動員的運作方式同樣可以成為進一步探討的話題。這種動員依賴何種傳播機制，憑借何種傳播動力？而第三世界話語的淡出則使我們進一步追問：這樣一種動員為何消失了？

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則從內外關系角度，將古代的內外問題到如今國際體系想象的變化作一歷史梳理。具體到20世紀革命年代，他指出，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興起，可看作中國試圖打破此前誕生于維也納體系中由歐洲列強所主導的三個等級劃分，并構建一個更為平等的國際秩序的努力。從古典儒家的“五服”思想，到晚清時期以康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融入維也納體系的訴求，再到革命年代對維也納體系的反叛和第三世界理念的誕生，乃至冷戰后新現實主義國際想象的形成，在章永樂看來，通過追溯內外關系下漫長的中國本土的敘述操作，這一課題將有更大擴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