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上海出版《風雨談》第二期，刊登一則“本刊佳作預告”的資訊，預告陶亢德的《吸煙記》、予且的《予且隨筆》及署名尸一的《魯迅先生二三事》等八篇即將在本刊登載。其他作者看到預告未見有何反應，尸一卻有些不悅，他借助《中華日報》的《中華副刊》版面，于當月24日發表了一通致《風雨談》編輯柳雨生的公開信，信如下：

雨生先生：

翻《風雨談》第二期到第八十面，看見佳作預告中有“尸一”的一篇，喜而且驚，可驚的是那個“佳”字，其次是題目。

去年應《中華副刊》編者之命，為魯迅特輯寫點文字，率筆寫了一夜，寫完還是無題，兩天之后才定名為《可記的舊事》，事關魯迅，也關自己；既說可記，當然也有不可記的。放在魯迅紀念特輯中，又不必提明魯迅而自明，設使題目用“魯迅在廣州”，而我所寫的離齊備很遠；“我和魯迅”更用不得，一則是我和魯迅關系不深，二則是恐防批評界嘲笑我膽大妄為，實在尸一的“我”決不夠和魯迅的大名配合。《中華副刊》魯迅紀念特輯刊出后不是招致過某報的笑罵么！但是原題放在《風雨談》預告中的確會使讀者不知所謂，改為《魯迅先生二三事》，自然是合乎廣告術原理的。我的主張是這篇非佳之作，應刊在貴刊之末，作為附篇或資料之類，如果你一定要采用的話；題目照我自己原定的，旁邊加一小題，文曰，“限于與魯迅有關的”。還有一點，魯迅之下加了“先生”二字也是多余的，我不能自亂其例。

尸一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解釋這通信之前，先了解“尸一”是誰。

“尸一”即是梁式（1894-1972），原名康平，又名君度、匡平，發表文章常常署名尸一、何若。廣東臺山人。1925年廣東高等師范文史部畢業，次年在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兼任國文教師，一度與許廣平同事。1927年任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主編兼任黃埔軍校教職。上海淪陷時期為《中華日報》“主筆”之一，出版過《何若·雜文》等著作。

信中的《中華副刊》，指《中華日報》的《中華副刊》?！吨腥A日報》1932年4月創刊于上海，初為國民黨汪精衛改組派的報紙，出至1938年10月因經費原因?？?939年7月10日始復刊?！吨腥A副刊》，1942年6月22日出版第一期，1945年8月21日終刊，共出版六百九十三期，由楊之華編輯。這是一個偏重于文史方面的副刊，以刊發文壇逸話、文人剪影、山水游蹤、舊聞掌故、社團介紹為其主要內容，除個別幾期有明顯的媚日親日傾向外，大都較少政治色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文獻。

1942年10月19日至23日連續五期的《中華副刊》，為《紀念魯迅先生特輯》，刊發了蕭劍青的《魯迅先生對于我的啟示》、內山完造的《憶魯迅先生》、姚克的《魯迅先生的遺像》等文。尸一的《可記的舊事》也刊于此，因文字較長，“特輯”未連載完，又借26日的版面續完。這篇約八千字長文，詳細敘述了在廣州幾次訪問魯迅的見聞，這些訪問在魯迅日記中均有記載。1927年1月22日是魯迅到達廣州后的第五天，這天的魯迅日記記有：“上午鐘敬文、梁式、饒超華來訪。黃尊生來訪?！边@是梁式以《國民新聞》的記者身份首訪魯迅。對這次見面，他追述道：“魯迅拿著煙卷走過來時，我覺得很面善，沒有什么奇異之感——談到將近中午，我請大家上館子吃茶點，廣州的點心是精美的，魯迅樣樣都試試。廉價的煙卷一支復一支點著?！币院笏纸洺３鋈媵斞冈⑺⑾螋斞讣s稿。魯迅在香港的演講《老調子已經唱完》，即是通過梁式在《國民新聞》的《新時代》上發表的。他們還談到了電影，一次與魯迅閑談時，“他（魯迅）拉開抽屜，檢出一張從報紙上剪下的電影廣告，說：‘《斬龍遇仙記》不可不看，這是德國古老的民間故事。’又談到中國的電影，他以為壞處在中國人面目呆板，不善表情，古人以喜怒不形于色為難能，演員如此就失敗了，《略論中國人的臉》當時那天閑談后寫的”。魯迅還曾問他發表文章署名“尸一”是何意，他以“這不是筆名，而是注音符號，蔽名的音是這樣讀的”作答，魯迅聽了“笑了起來”。

梁式的公開信，就寫作《可記的舊事》涉及的一些事做了解釋。所謂“事關魯迅，也關自己”，即他把這篇文章視為“是我自己的資料稿之一種，備將來寫回憶錄或自傳時用的底稿”，“處處以我為中心”。而“離齊備很遠”，指這里記載的僅是他與魯迅的交往，并非魯迅在廣州生活的全部，若用“魯迅在廣州”命名，顯然離齊備很遠了。當然這里也隱有所指，即1927年7月鐘敬文編了一本《魯迅在廣東》的應時小冊子，這本書用梁式的話講“剪貼一完，便付排印”。魯迅對該書也多次表達過意見，認為材料搜集得不夠齊全，編輯時未征求意見，尤其對刊登廣告時寫成“魯迅著”更加不滿。至于“魯迅之下加了‘先生’二字也是多余的”，指全文通篇徑稱魯迅，后面未加“先生”二字，若《風雨談》予以刊載，他認為“不能自亂其例”。

最讓梁式不悅的是柳雨生擅自把文章的題目改為了《魯迅先生二三事》，對柳雨生來說，梁式出道早，算是前輩，然而這個后生事先也不通告一下竟自作主張，實屬不敬了，他以一句那“自然是合乎廣告術原理的”的嘲諷話予以回擊。

讀到梁式的信后，柳雨生迅即擬了一篇《答尸一》，也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為自己澄清，這封信刊在五月三十日的《中華副刊》，文字如下：

尸一先生：

二十四日副刊大函拜悉。《風雨談》第二期佳作預告《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文，系因日前弟與先生談及，何不寫一新文限于魯迅先生有關的，否則，大作《可記的舊事》亦不妨略加補充，改一題目如《魯迅先生二三事》之類，承允諾暇即交卷者也?，F在弟想尊作新稿仍最好寫出，否則《可記的舊事》一文，當照尊意辦理，旁邊加一小題，文曰“限于與魯迅有關的”。此外，擬附載魯迅先生《三閑集》中《在鐘樓上》一文，因為該文內談及“尸一”，讀者們可以參閱。

雨生，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函文字戲擬“尸一體”先生以為如何？）

信寫得客氣，也委婉，這么輕輕地一推，即把責任推給了對方。說日前談話時言明，我約寫的是關于魯迅的一篇新稿，你總不能拿半年前在同一屬地發表的舊文來搪塞啊，即便退一步，使用這篇舊文，也該補充些新的內容才是。“擬附載魯迅先生《三閑集》中《在鐘樓上》一文，因為該文內談及‘尸一’”一句，更不能簡單地劃過，“鐘樓”，指廣州中山大學的“大鐘樓”，魯迅初到廣州時居住在二樓西北角的一個房間，那段時期梁式常來造訪。柳雨生這里意在提示梁式有新的資料可供補充。之后，未見梁式對文章進行增補，也未見《可記的舊事》在《風雨談》再次刊載。

梁式信上還有一句“既說可記，當然也有不可記的”，然而哪些是不可記的?外人固然不好懸測，他所謂的不可記，是否抑如其《可記的舊事》中所言“只因世事滄桑，不能不犧牲我的著作自由來換取或保全我身體的自由”，我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