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尼（J. Whitney）的《告密者——中情局如何計誘世界名作家》對華人地區（包括兩岸三地和南洋諸國）不著一字，并不等于冷戰期間美國沒有在這些地區進行文宣工作，筆者這點憑空臆測的看法，終于得到證實。友人鄭樹森教授傳來臺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王梅香寫成于2015年1月的博士論文《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文學（1959-1962）》（下稱《論文》），對美國在臺灣和香港地區文化界的“滲透”工作，作了巨細無遺、證據確鑿的論述。《論文》文長凡三百余頁，資料豐碩、文字可讀，香港出版商沒理由不設法出版，而它更應譯為英文，以補《告密者》之不足，如此方能讓人看到美國在冷戰期間針對共產陣營的“反宣傳活動”全貌！

王博士爬梳《論文》涵蓋時期十余年的有關資料，揭露了不少過去不為外行人所知的內幕，證實了若干文化圈流傳已久的“傳聞”，讀來真的令人大開眼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治上一面倒向蘇聯，在文學藝術領域亦斷絕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關系，一項統計顯示，在1919至1949年間，內地翻譯的外國書籍中，“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占百分之六十七，譯自蘇聯的僅百分之九點五”。解放后天翻地覆，前者縮至占全部譯書百分之二十點五，而后者則大增至占百分之七十七點五。蘇聯在內地影響力大增，不在話下。另一方面，解放前大受內地觀眾歡迎的好萊塢電影，解放后更完全被禁。為了扭轉此一劣勢并通過“文宣”推廣美國的政策，于五十年代初期已在全球七十六國設有二百十七個辦事處的“美國新聞處”（“美新處”），“接受美國領事館（使館）的指示”，負起“通過文化活動、宣傳活動支持美國政府的各項外交活動”的重任。

“美新處”的活動是多方面的，《論文》僅及“文化界”的書籍和期刊而未及報章，但已足教人了解美國文宣手段的厲害！

現在識字分子幾乎無人不知的臺灣《現代文學》雜志：“事實上是‘美新處’提供資金讓他（林按：白先勇）去辦……”《論文》縷列了不少事實，特別說明“美新處”購買大量雜志運至南洋一帶銷售，那等于雜志社有充盈的“賣書”收入，證明“美援”（也許說“變相的美援”較恰切）的說法并非捕風捉影。然而，參與雜志創辦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及陳若曦，均為文反駁這種“指控”（接受外援有損“保持文學獨立及自主性的尊嚴”），他們不約而同撰文指出，“美新處”只買過“兩冊”或“一些”《現文》，可見這些“蛋頭”真是不食人間煙火……香港作家對接受“美國人贊助”比較坦然，以在五十年代初期來港的文化人經濟拮據，美方通過相關機構（前為“亞洲基金”后是“美新處”）“協助落難知識分子”（據盧瑋鑾及熊志琴的《香港文化眾聲道1》），而這些知識分子所以心安理得，是因為他們認為是在香港從事文化工作而非替美國做“文化宣傳”。他們當中確有不少人“事后”才醒覺自己曾為老美工作——這是若干年后與香港作家打交道的燕歸來（本名邱然）、陳濯生和徐東濱（曾任《明報》主筆的政論家）等人是“美方在地（香港）聯系者”的身份暴露后，這些精神上“受愚”而物質上肯定同時“受惠”的作家學者才知道的真相，但已事過境遷、無關宏旨了。上述三位文化界名人，當時俱為“美資”友聯研究所（及出版社）的骨干。

“美新處”宣揚美國文化，主要手段是付出高于當時本地媒體所能負擔的稿酬，招聘臺港名家翻譯“美國文學名著”；以文學論文學，這些書籍大部分文筆優雅，有益西方價值的世道人心，就此角度，“美新處”絕對做了一件好事。臺灣的譯者，港人較熟悉的有梁實秋、夏濟安和余光中；香港較著名的則有林以亮（宋淇〔奇〕的筆名）、張愛玲和姚克。現在幾乎無人不知其名的著名作家張愛玲的“重要經濟來源就是‘美新處’的稿酬……”據1953年11月30日香港美國領事館的檔案，當年“美新處”以四百美元的代價向作家購買手稿，以當時匯價，折合二千四百多港元，是“天價”。據《論文》的考證（王博士下了不少真工夫），當時“一名教師的薪水一個月約三百港元，寫一書可賺進八個月薪水……”這大概是指官校教師待遇，私校當然遠遠低過此數……順便一提，筆者五十年代末在堅尼地城屈地街一間鞋廠“打雜”，包食住月薪三十大元（包食住的同義詞是工作不分晝夜每天十二小時以上），可知一書本所得酬勞有多高，替“美新處”寫書、譯書馬上躋身中產，為了在社會梯階向上“移動”，作家還不設法替它工作嗎？

按照《論文》抽絲剝繭的剖析，“美新處”辦事有規有矩，非常認真，與作者簽的合同及金錢交易，全部記錄在案，杜絕了華人社會貪污徇私的“習慣”。其“天價”稿酬，是買斷作者的版權，即在他處（主要指南洋）出版或譯為外文，“美新處”均毋須再付稿費，因此，這是“打響算盤”的交易，“美新處”不一定賠錢。據名作家陳紀瀅的說法，她的小說《荻村傳》由張愛玲譯為英文，“美新處”支付的“翻譯費一萬多美金”，這確屬天文數字……不過，書的暢銷與否，真的有點撲朔迷離，因為不少“反共小說”，“美新處”不惜工本大量購買，然后運往他處，特別是華僑密集聚居的南洋各地銷售，不管能否賣出，對出版社來說已是暢銷書。“美新處”除辦刊物（如《今日世界》半月刊）及出版社外，還出資辦印刷廠，由其承印今日世界出版社要出版的書籍……

現在一般人提起“三毫子小說”，都說是環球出版社（東主羅斌）所創。其實不然，它的出現，可追溯至1955年“美新處”出版的《小說報》，《論文》引述名作家劉以鬯的話：“由‘美新處’的高級職員背后操縱的虹霓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報》，稿費高，有‘三毫子小說’之俗稱”；在該刊發表小說條件之一是“必須有反共意識”。《小說報》停刊后，羅斌的“環球小說叢”取而代之。資料顯示“環球”從1961年起，每十天推出一種三十二開本的“環球文庫”流行小說，每冊四角，那等于說三年多來出了一百七十九期的“三毫子小說”告一段落。當年盛行一時的“小小說”，不論售價三角或四角，都染上濃濃的反共色彩。

《小說報》停刊后，“美新處”主辦及“支援”的刊物有《今日世界》《亞洲畫報》《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和《人人文學》；而體制上、形式上為“非政府機構”（NGO）的“美資”出版社，則有亞洲、友聯、人人和自由。被網羅為“香港美新處聯合編輯計劃”當“編輯顧問”的學者、作家名單，十分耀眼，計有錢穆、陳伯莊、楊宗漢（翰）、梁寒操、羅香林、王書林、丁乃通、簡又文、唐君毅、宋奇（淇）及馬鑒；除宋奇時任職“美新處”，其余俱為港大、新亞和崇基的教授（時聯合書院尚未成立）。五六十年代香港“綠背文化”鼎盛，不難想見；當年飲“美奶”的作家不少享譽甚隆，如方龍驤、遲寶倫、李維陵、易君左、陳俊人（萬人杰）、南宮搏、董千里（曾為《明報晚報》主筆）、齊桓（孫述憲）、黃思騁、王敬羲、潘柳黛、馬朗及彭歌等，皆在本地擁有大量讀者。

“美新處”通過這些“外圍”組織，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反共宣傳和推廣美國價值觀，惟它的工作必須“隱蔽”，即只能半公開進行，所以有此需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此為國共之爭，美國只宜扮演“權力中介”即“保持中立”（一如今日之于臺灣和釣魚島）的角色，如此才不致直接卷入國共斗爭的漩渦；其一則如鄭樹森教授在《從諾貝爾到張愛玲》一書的觀察：“在五六十年代意識形態斗爭最激烈的時候，明顯缺席的反倒是港英殖民地政府，其角色近乎‘裁判’、‘警察’，遇有哪一邊越位過火，就進場緩沖”；“主人家”英國人坐山觀國共言文之爭，作客的美國人便知進退、守分寸，不會做出令主人下不了臺的事。英國人的政治權術（Statecrafts）確有過人處，她的置身事外，令有關各方都不敢太過分，如此才造就香港的“安和利樂”，成為各色人等均可在此相安無事自由活動的大都會！

顯而易見，在“美新處”卵翼下出版的書刊，在“戳破中共的宣傳”上，成效甚著；不過，在“小說化”過程中，內地一些所謂消極現象亦無可避免被夸大……“美新處”邀約（“主題”書寫）的《憤怒的江》，是作者南宮搏據1954年長江大水災（張公堤決堤）的實況加工渲染（加鹽加醋）而成，“美新處”大感滿意，因為它揭露了“在蘇聯專家協助下”中共有能力防洪不過是一句空話！

就“美新處”大搞文宣活動的目的，其在香港的工作，大收成效、物有所值，是彰彰明甚的。對大部分有難民身份的港人來說，除加深對大陸的認識，還有因此培養出欣賞西洋文學作品的積極意義。“美新處”的出版物，特別美國經典小說的翻譯，所起作用，與那段時期的粵語電影不少采用西洋古典音樂中旋律悅耳的樂章為配樂一樣，令觀眾對古典音樂發生興趣；“美新處”的書刊撩起不少讀者對西洋文學的好奇進而設法讀“原典”，在提高這個難民城市的人文質素上，居功至偉——這也許正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預期之外的結果”吧。

和《論文》幾乎同時“出版”的《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后的美國推手》（下稱《推手》）一文，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張楊，原刊2015年第二期的《當代中國史研究》，今年1月4日多維新聞轉載，改題《遏制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創辦背后的美國因素》。

顧題思內容，本文是作者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館藏“亞洲基金會”（下稱“基金”）檔案的資料寫成，對在“1967年以前一直接受中情局資金資助”的“基金”如何在香港從事“（美國）政府樂見其成但又無法直接參與的活動”，特別在資助香港“大專院校”上的工作，有具體翔實的論述。必須一提的是，該“基金”亦是個“隱蔽組織”，其運作是“讓所有的美國援助都隱在臺后，實際事務則讓亞洲人出面”。“基金”的任務在“整合”解放后不到兩年間涌港七萬一千多名難民中約二萬五千名知識分子，其“第一注”二十五萬美元的經費，來自艾森豪威爾威爾總統（1953-1961在位）就職后不久的美國政府，而其目的在“有選擇地幫助在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美國這樣做的長遠目標，在“扶植并支持中國內外反中共力量，以抵制北京政權的控制”。而“基金”自定的工作范圍，除“尋求反擊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反擊共產主義的宣傳”，還致力于“破壞滋養共產主義的土壤”。這正是“基金”定下大力贊助中文高等教育為其政策的依據。

被“基金”外圍組織“孟氏教育基金”（下稱“孟氏”）招攬協助其推動這項工作的“知名華人學者和教育家”，有嶺大前校長李應林和新亞書院院長錢穆，他們知否“孟氏”資金來自中情局，外人不得而知，但肯定他們了解“大老板”是“亞洲基金”。

為了“與左翼支持下的中文書院及知識分子進行對抗”，“孟氏”資助的書院共九所（光夏、廣東、華僑工商、新亞、珠海、崇基、文化、香港書院和廣僑），除提供名目繁多如教職員薪酬、學生宿舍、圖書館的資助，還向“所有中文書院在籍學生的百分之十五提供獎學金”。追求知識之外，尚受“經濟誘因”吸引，八所書院（不計廣僑）的學生由1951-1952年的七百七十二人增至1953年的一千四百人，1954年（加廣僑）更達兩千余人（當年港大只有學生數百）。學生人數大增令“書院領導層”有“結成一體”的想法，經過長期醞釀，1957年，崇基、新亞和聯合這三所中文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經過與港府多次調協，終于在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

美中不足的是，《推手》在美方對各院校的資助上有很詳盡的報道，但成立中大它究竟出了多少錢，則只字未提，僅說“如果沒有基金會的援助，中大的成立還要推遲許多年”。

無論如何，美國直接、間接的經濟援助，“整合”了逃難來港的學者和教育家，各書院的學生大幅增長以至中大的成立，令中情局反擊共產主義陣營的短期目標與長期推動“文化自由”觀念、“借美國對文化的寬容態度來展現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肯定大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