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漸深，高樓外墻上巨大字體“I?歌舞伎町”閃爍著紅光，與人行道兩旁卡拉OK店、居酒屋、歌舞廳的招牌霓虹燈相映，步道另一邊盡頭的新宿東寶大廈上，哥斯拉等比模型探出腦袋，嘶吼著都市喧囂。

東寶大廈前。受訪者供圖

東京歌舞伎町商業區日日不夜，穿黑色系服飾、背粉紅色書包的少年少女，三五成群地聊天、喝酒、自拍、跳舞，厚重劉海和濃重妝容掩飾不住童顏，夸張的大笑聲和尖叫聲不時引得路人側目。

東寶大廈東側一帶俗稱為東橫，從去年夏天開始，越來越多的未成年人混跡于此，被外界稱為“東橫孩子”。

2021年夏，“東橫孩子”聚集在歌舞伎町人行道。 受訪者供圖

17歲的東京女高中生彩夏，從去年暑假開始經常去東橫刷夜，并在社交媒體上傳了帶有“東橫”標簽的自拍照，美顏濾鏡下的她如同大眼芭比。照片大多類似，評論區無一例外地被“可愛”的夸贊鋪滿。她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幾個月時間，她的社交媒體粉絲就從幾百增加至數千。

在彩夏的描述中，東橫是燈紅酒綠中的世外桃源，免費且自由。而也是在這里，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藥物濫用、暴力致死事件陸續被曝光。今年1月27日，被稱為“東橫之王”的24歲男子水野泰宏被捕，涉嫌在歌舞伎町的酒店內多次猥褻13歲少女。

“包括‘男公關’（男性性工作者）、網紅在內，一些帥哥把女孩們迷得神魂顛倒。”歌舞伎町一家娛樂公司的經營者雜湖對東橫一帶很熟，他告訴澎湃新聞，“東橫孩子”通過社交媒體聚集在一起，一些少女被誘導“援交”（未成年人為獲得金錢而答應與成年人約會）和參與性交易。

“東橫孩子”們時常翹課或邊上學邊玩，彩夏自從去年暑假之后也已經休學。東京都警方多次在歌舞伎町進行大規模巡邏，規勸未成年人回家，一些志愿者組織也在試圖了解“東橫孩子”中的性受害情況。彩夏也遇到過他們，“去便利店躲一下就好了”，她不理解為何總有人要干涉。而焦急的施援者也難以理解，這些孩子為何迷途不知返。

加入地雷系女孩

在彩夏記憶中，第一次得知東橫是2021年5月，推特上盛傳一則新聞：一對十幾歲的男女服藥后從歌舞伎町的酒店跳樓。

出于好奇，彩夏搜索了跳樓女孩的社交媒體賬號，帶有“東橫”標簽的發帖中有許多和她類似的興趣和煩惱，“喜歡跳舞、打游戲，愛打耳洞，討厭父母和學校。”忽然間，她對東橫這個地方充滿了興趣，暑假和網友相約前往。

再之后，彩夏學著其他東橫少年的樣子，畫起了棕黑的眼線、貼上濃密的假睫毛，穿黑色T恤和短裙，七八個人在東橫附近的廣場上繞圈席地而坐。在社交媒體上傳的合照和視頻中，手舞足蹈的少男少女們接力吹瓶喝酒，在人行道上并排翻跟頭，舉著手機自拍。

視頻晃動的畫面中，相似的妝容和打扮，難以辨別出他們的差別，如同流水線生產的一個個暗黑系玩偶。

2021年10月，“東橫孩子”的一張合影。受訪者供圖

日本時尚評論家山田耕史注意到了“東橫孩子”非主流的裝扮，他向澎湃新聞介紹，這是典型的“地雷系女子”，最初以哥特式、洛麗塔系的時尚為中心，之后轉變為以黑色為基調的穿著，添加蕾絲、緞帶等裝飾性很強的細節，配以濃黑眼線和慘白的膚色，甚至手臂上還有“傷痕”。

“反映出年輕人價值觀中病態的酷感。”山田耕史說，這種時尚在日本十多歲初高中生群體里已成為一種顯示叛逆的流行趨勢，發源地就是東橫一帶。

包括彩夏在內，正值花季的“東橫孩子”喜歡上了這種黑色系的行頭，和高中制服的風格迥然相異。談及討厭學校的原因時，彩夏回答“因為我有病”。

她所說的病是適應障礙癥，會因外界壓力而產生情緒低落、焦慮不安等情緒或行為異常。“自從去東橫社交，很少再出現情緒問題，沒有人覺得我不正常，大家都厭倦了普通的生活，為了消磨時間一起聊天喝酒，很快樂。”

在歌舞伎町商業區的中央路，少男少女們連日徹夜不歸、相談甚歡，即便如此，彩夏也并不了解身邊伙伴的具體來歷，他們的話題更多圍繞著社交平臺上的紅人以及奇聞逸事。

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指出，有些孩子在學校受到霸凌，或者遭受父母的暴力，找不到自認為舒適的居所。受訪的一名中學生說，“東橫像是兒童館，聚集了很多和自己境遇相同的人，雖然治安不太好，但比回家要好。”

日本警察廳2月3日發布的犯罪情況統計顯示，去年有遭虐待嫌疑的兒童超過10萬人，連續17年增加。分析人士認為，新冠疫情下，父母承受更大的壓力，更容易將情緒發泄到孩子身上，使兒童虐待事件進一步攀升，不僅是生理上的暴力行為，可能還伴隨心理上的虐待。

出于不同的原因，“東橫孩子”選擇用個性化的打扮和行為來釋放自我、尋求刺激，以填補孤獨感，同時他們也向往走進聚光燈的中心。

“他們與其說是想在東橫療傷、交朋友，不如說更想出名。”工作中經常與網紅接觸的雜湖說，不少潮男靚女在東寶大廈附近自拍的視頻在網上爆紅，大多是1分鐘之內的短視頻，畫面中一般在跳舞或玩鬧，一些動作會在網上病毒式傳播。沉迷社交平臺的中學生紛紛效仿，都想成為人群中閃閃發光的人。

去年7月，日本一項針對全國初高中生展開的職業興趣民調顯示，男生最理想職業的前兩項分別為視頻博主和電競選手；女生最理想職業為藝人和視頻博主。社交平臺在年輕一代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少年少女沉溺于互聯網編織的繭房，憧憬現實中的東橫，而危險也在步步逼近。

日本終止色情和性剝削支援組織PAPS一直密切關注“東橫孩子”，該組織理事長金尻對澎湃新聞表示，每一群聚集的孩子中都會有相對成熟的男性，扮演組織者或望風人的角色，還為孩子們提供一些餐食和酒飲。他們像地下偶像一般吸引著叛逆的地雷系女孩，也會受到男孩的崇拜。

“這些成年男性中有‘男公關’或者酒吧侍者，聲稱是‘東橫孩子’的管理者，或歌舞伎町的清潔志愿者，實際上他們是東橫的危險因素。”金尻說道。

無法拒絕的事？

2022新年過后，連日降雪加之疫情升溫，歌舞伎町陷入沉寂，直到傳出“東橫之王”水野泰宏被捕的消息，人們的目光再次聚焦這個是非之地。

據《朝日新聞》報道，水野涉嫌猥褻被捕后，聲稱受害者是自己的粉絲，對他有好感。受害者也表示，“被他（水野）溫柔地喜歡，這是無法拒絕的事情。”日本警視廳少年育成科認為，受害者不止一人，案件尚在調查中。

在社交平臺，水野泰宏的昵稱為“雨宮tadakuni”，他在視頻中戴著口罩跳舞、淺灰發色、過眉劉海、妝容精致。

雨宮tadakuni  社交媒體截圖

“我曾見過雨宮（水野泰宏），他是一個安靜的男子，始終被女孩環繞。”雜湖說，水野應該是最早誘導東橫少女參與性交易的網紅之一。

雜湖曾與歌舞伎町“男公關”私下交流，了解到像水野宏泰這樣看起來帥氣的男子，在東橫擁有很多未成年粉絲，大多是14-16歲的少女，她們沒有賺錢能力，只能在露天廣場和步道上聚集逗留，深夜擠在低價旅館里睡覺，或者在網咖留宿。一些男公關或風俗業“星探”伺機介紹這些孩子去援交，而后東橫網紅也參與進來。

“他們一般會偽裝成少女身份，在社交媒體或者約會軟件上獵取男性客戶，然后將未成年介紹給客戶線下接觸，每一單抽取一半費用。”雜湖說，在東橫附近有很多網咖，里面有隔音較好的包間，女孩提前在預定好的包間等待，“男公關”將客戶帶進去。“可悲的是，一些女孩為了賺更多錢，并不抗拒參與性交易。”

有“東橫孩子”告訴日媒，通過接單約會賺錢，每一單大約5000日元至7000日元（約合人民幣275元至385元），也有男性客戶大方打賞數萬日元，這些錢一般用來支付旅館住宿費和日常花銷，有時還會“進貢”給“男公關”或喜歡的男孩。

十多年來，日本一直在收緊對兒童色情的管控，其中2003年實施的《交友網站限制法》規定，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約會軟件，但是難以阻止風俗業者鉆法律漏洞。東京便衣警察曾多次在歌舞伎町出動，對未成年人進行勸誡輔導，收效甚微。

警方介入后，東橫亂象被頻繁曝光，原本小眾化的群體變得廣為人知，反而激起部分青少年的好奇心，在社交平臺上召集網友去東橫一探究竟。日媒報道，去年10月，一名14歲少女在社交平臺上發文“想去東橫看看”，網紅八重堅海回復“我可以帶你去”，隨后便誘拐少女至酒店，發生性侵未遂事件。

去年11月，日本警視廳表示，在東橫活動的八重堅海，不僅誘拐少女，還利用未成年人拍攝性題材影片，涉嫌違反《禁止兒童賣春、色情法》被捕。他以未成年人為“獵物”，手段卑劣，但仍然有許多女孩對此心懷憧憬，事態嚴重。

“能夠理解那些不顧危險的女孩。”當問及如何看待東橫少女受害事件，彩夏直言，她們對親情和友情失望，希望像成年人那樣擁有一段被愛關系。

日本青年心理支援協會理事中原宏明對澎湃新聞表示，“東橫孩子”中的許多人有過被他人拋棄的經歷，警察的引導和兒童指導中心的保護無法從根本上緩解他們的痛苦，他們更渴望擁有一種依賴關系，殊不知被人利用。支援組織在用心傾聽他們的聲音。

而外界的善意，比想象中更難抵達“東橫孩子”的內心。

茍且徘徊

“你，多少錢？”不時有中年男性靠近歌舞伎町路邊的少女，低聲詢問。夜深人靜，東橫廣場上散落著伏特加瓶和感冒藥，一些女孩消失在了情人旅館街區，還有一些涌進了按時計費的網咖。

東寶大廈東側廣場上，“東橫孩子”留下的垃圾。 受訪者供圖

網咖是許多“東橫孩子”的首選，比旅館便宜，設施基本齊全，還免去身份登記等繁瑣手續。日本終止色情和性剝削支援組織PAPS試圖在歌舞伎町的網咖進一步了解“東橫孩子”的生活。

去年年底，淺田作為PAPS“臥底”網咖的代表前往歌舞伎町，近日向澎湃新聞講述了她的經歷。凌晨1點多，她走進一家大型網咖，不同時長和房間類型的租用套餐眾多，她選擇了1200日元的3小時躺椅單間，這是“東橫孩子”常選擇的類型。

在一個僅1-2平米的狹小單間，躺椅和電腦占據了大部分空間，緊挨墻壁一側置有衣架、紙巾、靠墊等，還算整潔。淺田躺下身，腿無法完全伸直，也很難翻身。而“東橫孩子”為了省錢，會偷偷地幾人共處一間，輪流享用免費的公用浴室和咖喱飯。

“對于東橫孩子來說，網絡也是一條生命線。”淺田說，有孩子支付不起通訊費用，白天無法使用手機，深夜在網咖瘋狂上網。沒過多久，她在網咖發現了幾個臉熟的“東橫孩子”，向她們表明身份后詢問是否需要幫助，幾個孩子直接應答：“給錢。”

在了解情況的過程中，有孩子告訴淺田，新冠疫情期間，因家中變故一直在歌舞伎町流浪，生活費基本靠“援交”賺取。他們一群人有時住網咖，有時住商務酒店，通過分發零食和印有信息的安全套，來接觸一些援交客人。

當淺田在追問有關性受害的內容時，孩子們身邊出現了成熟男性的面孔。“很難深入了解性交易的情況，有成年人暗中監視，可能握有受害者的把柄，迫使她們保持沉默。”

凌晨4點多，天還沒亮，淺田走出網咖，一名黑衣男性尾隨其后，突然說了一聲“你等一下”。淺田轉而向警察崗亭的方向疾步快走，心有余悸。“很難想象，未成年人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明明抱怨著痛苦，卻還在繼續茍且度日。”

活躍于新宿的日本網紅Z李撰文稱，頻繁從附近居民處聽到對東橫孩子的負面傳言，未成年人不僅抽煙喝酒，還服用精神類處方藥。“不知道什么原因，誰都不愿意去認真的關注他們。”

據《東洋經濟》報道，歌舞伎町地盤上有一些暴力團伙和幫會，對于經常惹出事端的“東橫孩子”很生氣，但卻一直沒有出手，因為一旦出現威脅和毆打未成年人事件，難免牢獄之災。

去年12月底至今年初，日本警視廳多次派出百余名警力，對歌舞伎町進行大規模巡邏，“東橫孩子”聞聲四散。盡管警察對十多名未成年人進行了勸誡教導，但巡邏過后的第二天，“東橫孩子”又再次回到了原點。

他們為何成為一個難解的禁忌，誰該為此負責？諸多疑問縈繞在歌舞伎町的上空。

“令和不良”之因

“東橫孩子已經成為‘令和（日本年號）不良’的代表形象。”山田耕史認為，他們和暴走族或過往的不良少年都有所不同，是趨于低齡化的問題兒童，當他們與歌舞伎町聯系到一起，這種不良形象從本質上發生了變化。

長期以來，日本歌舞伎町以風俗業聞名世界，是“男公關”、黑幫、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為迎接2020東京奧運會到來，幾年前警方對歌舞伎町進行整頓，清理了部分暴力團體，治安得以改善，少男少女開始出沒于此。

“在歌舞伎町，年齡、來歷、背景都不重要，很容易成為少男少女的避難所。”東京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開沼博撰文表示，“東橫孩子”代表了令和年代一部分生存困難的年輕人，在學校和家庭中遇到問題，而新冠疫情或使這些問題更難以調和。而在疫情中，社會更加關注的是失業者、老年人、貧困家庭，容易忽視對未成年人的關注，他們只能自尋情感出口。

2020年開始，每到周末，東橫人行道就會變成年輕人的露天宴會場，他們通過社交網絡呼朋引伴，從幾十人變為上百人的集會。由此，風俗業工作者和不法分子將之發展為暴力和性犯罪的溫床。

20201年夏，東橫孩子。 受訪者供圖

日本警察廳2月3日發布統計數據，2021年因社交網絡遭受色情侵害的未成年人數多達1811人。歌舞伎町則成為社交網絡性交易的線下支點之一。

彩夏說，可供青少年娛樂的場所越來越少，他們只能泡在網上，但相比在網上遇到危險的“蘿莉控”，在東橫面對面聚會更加安全。她認為，不重視年輕人的社會將走向衰落，未成年人也需要營造自己的空間，希望地方管理者能夠理解東橫孩子。

隨著東橫風紀惡化，青少年監管問題迫在眉睫，尤其是去年11月發生歌舞伎町流浪漢被多名少年毆打致死事件后，不少人批評日本少年法過于寬松，未成年人參與惡性犯罪也不會受到嚴厲刑罰。

日本和光大學心理教育學科教授末木新對澎湃新聞表示，嚴格的法律手段或許不是監管未成年人的最佳選擇，少年“不良”是學校、家庭和社會因素復雜交織形成的。如果透析日本社會的特有問題，家庭生活日益“空洞化”、青少年與成人社會的割裂，是值得關注的兩個方面。

在社會多方的呼吁之下，日本政府計劃在2023年設立“兒童家庭廳”，作為兒童政策指揮中心，其中將設立支援部門，針對兒童虐待、校園霸凌、單親貧困家庭等各種困難提供支援。

“兒童家庭廳”計劃成為日本少子化對策的重要一環，但中原宏明指出，專設部門并不是終點，為了實現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需要擴充財源，增加兒童政策研究人員，制定《兒童基本法》。“重視孩子的尊嚴和權益，才能讓他們成為自我約束的社會成員。”

凜冬之中，“東橫孩子”的身影稀疏，警衛員亮黃色的制服時而閃現。青少年支援組織擔憂，由于“東橫孩子”的名聲已在社交網絡上廣為流傳，春天來臨之后，新一波未成年人可能會聚集到歌舞伎町，需要給予更多關注，避免他們走入歧途。

（應受訪者要求，彩夏和雜湖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