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毓秀：民國時代的女名流

在民國時期，尤其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法律界，鄭毓秀卻是一個叱咤風云的名字，因為她開創了民國法律界的多項第一：第一個留法女博士，第一位女律師，第一位女法院院長（審判廳廳長）……而且，她的人生經歷也非常具有傳奇色彩：她出身于官宦家庭，聰明好學而天性倔強，具有反抗精神，不纏足，反對包辦婚約，離家出走，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國后為革命黨人運送炸藥，參與刺殺晚清政要的活動。辛亥革命之后、南北議和之際，她又協助革命黨人刺殺袁世凱和良弼，以美女刺客的形象名震京師。

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正在法國留學的鄭毓秀，與一幫中國愛國青年，包圍中國談判代表陸徵祥的駐地，以玫瑰枝干冒充手槍，阻止陸徵祥等人在合約上簽字，一時間名揚海外，成為女中豪杰。玫瑰槍事件是鄭毓秀精彩人生中最引以為傲的亮點，她十分樂意向別人講述這段經歷；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美國做大使夫人時，她還以《玫瑰與槍》為書名，出版了自己的自傳。在這部自傳中，傳主鄭毓秀對自己的婚姻生活著墨不多，主要集中于自己早期的革命壯舉和后來的律師生涯，而且有意或者無意地遺漏了涉及自身的幾個頗有爭議的重要公案。本文利用現有的鄭毓秀傳記材料，結合民國時期的報刊報道評論，添加了鄭毓秀一生中關鍵而負面的爭議性事件，供讀者參考。在此，且舉一例。

之所以專講傳主“不太光彩”的一面，并非是故意揭人所短。主要是希望能給讀者提供一些補充閱讀材料，希望讀者了解鄭毓秀的另一面，看到名人光環之下的陰影。另一方面，也是要提醒各位尊敬的讀者，自傳（回憶錄）有時候是靠不住的，因為人人都有自尊感和虛榮心，準備留給后人看的自傳（回憶錄），不免會有夸張掩飾之處。

高友唐彈劾鄭毓秀案

1926年，鄭毓秀回國，與留法同學魏道明一起，在上海法租界聯合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根據當時實行的《律師暫行章程》，律師只能由20歲以上的男性國民擔任。所以盡管鄭毓秀向司法行政部申請了律師執照，但并未獲批。為了能夠執業，她轉向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提出申請，終于和吳凱聲（法國里昂大學法學博士）一起成為首批獲準在法租界會審公廨出庭的中國律師。為此，當時報紙盛贊她為“中國第一個而且也是唯一之女律師……故不唯是中國婦女界之新紀元，而亦為法租界之新紀元”。

1927年，國民革命軍攻克上海后，魏道明應邀赴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任職，鄭毓秀也出任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地方審判廳廳長，魏鄭聯合律師事務所隨之解散。同年8月，兩人在上海舉行婚禮。婚后，鄭毓秀赴南京任職，隨即被派往法國，商談建交事宜。1928年，鄭毓秀進入國民政府立法院，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民法典”，力主男女平等。

《圖畫時報》第346號（1927年3月）

1920年代，鄭毓秀在上海法租界當專職律師的時間，只有短短一年左右（1926-1927），但是因為是上海灘第一位女律師，又是在留法女博士，在法租界執業，所以頗受新聞報紙關注。鄭毓秀自己的行動舉止也十分高調，非常樂意曝光見報。魏鄭聯合律師事務所開業之時，他們在上海霞飛路東華大戲院設宴慶祝。宴會之上名流云集，美駐滬總領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官員，國內外紳商、報界要人皆來捧場。在宴會上，鄭毓秀發表慷慨演說：“國家由人治入法治之際，一國之女子，茍能振作有為，即足證明其國家之人人克盡厥職，百廢俱舉也……不僅是克盡女性公民對法律救國事業所應承擔的職責，同時也是與男同胞一起謀增高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所做的一種努力。”

1926年10月，開業不久的鄭毓秀到北京奔父喪，途經天津，還曾接受《北洋畫報》記者采訪，詳談自己成為法租界律師的經過。“上海法（租）界公廨，其所以異于公共（租界）公廨者，系得在安南西貢再上訴，此其制度，不啻視法租界為其殖民地。而八十余年以來，素無中國律師加入，女士不以為然，面法領事陳說理由，雄辯滔滔。領事亦為之屈服，不待考慮，遽允所請。……女士又謂此次得乃父噩耗時，正在歡宴各同業，以及滬濱要人及報界之夕，抵京已不及與乃父為最后之會面，終身引為憾事。”

1926年10月12日《北洋畫報》

鄭毓秀到南京后，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在上海的律師業務，經常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插手滬上著名訴訟案件。比如，1928年林語堂為開明書局編寫的超級暢銷英語教材《開明英文讀本》，被世界書局出版的《標準英語讀本》抄襲侵權后，兩家書局打起筆墨官司。財大氣粗的世界書局便出重金禮聘當時聲名如日中天的鄭毓秀律師，希望從氣勢上壓倒出版界新秀開明書局。世界書局之所以選擇鄭毓秀，是因為她后臺很硬，號稱“包打必勝”。她一紙訴訟，反而把開明書局告上法庭，罪名是林語堂和開明書局指責世界書局抄襲，是誹謗世界書局和《標準英語讀本》作者。而且，法官竟然枉顧事實，在審判中明顯偏袒世界書局。可見鄭毓秀人脈之廣、影響之大。

1928年12月25日《北洋畫報》

1931年，“中華民國民法典”制定完成之后，鄭毓秀辭去立法院公職，回到上海，重新當起專職律師。而此時，夫君魏道明已經出任南京特別市市長，鄭毓秀以市長夫人名義，在上海大攬各種訴訟案件，風光無限。以至于滬上法律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博士電話到，推事嚇一跳！”意思是，鄭毓秀博士一打電話到法院，推事（法官）就擔心案子難辦了。

鄭毓秀名氣大，收費自然不菲。據杜月笙回憶，鄭毓秀在民事案件中，“公費（律師費）動輒以萬數計，據說僅大馬路的一件房屋拆遷案，鄭毓秀所獲得的公費就等于上海大賽馬的一個頭等獎”。經人介紹，她曾應邀為涉嫌反革命的羅步洲協助辯護，收費一千元。羅步洲系南京最大的英商洋行（和記洋行，和記黃埔前身之一）買辦，因壓制工人罷工，被江蘇高等法院判決有罪。他原本希望借鄭毓秀之聲望與關系，上訴最高法院翻案。誰知，鄭毓秀收錢后卻不出力。此案審理期間，羅步洲委托律師查閱案卷，發現“并無鄭律師片紙只字達到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于是，羅步洲又兩次委托律師向鄭毓秀索還一千元律師費，未果。1931年7月，羅步洲致函上海律師公會，指控鄭毓秀“既接受委托，收受公費，而完全背棄其義務”，“請求退費又置之不理，使當事人受財產之損失”，違反律師章程有關“律師應以誠篤信實行其職務，對于法院或委托人不得有欺罔之行為”，“須以善良管理者之注意義務處理委托事務”的會則；要求開除鄭毓秀律師公會會籍。律師公會經過多次調查討論，認定鄭毓秀“不以誠篤信實行其職務，無可諱言”，決定“依據律師章（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將全案卷宗呈送上海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聲請將鄭毓秀律師提付懲戒”，又依《上海律師公會暫行會則》第八條第五款，開除鄭毓秀會籍，并呈報上海地方法院、上海特區地方法院、江蘇高等法院、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及法租界會審公廨。

后來，雖然江蘇省高等法院和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下文，認為上海律師公會處置失當，恢復了鄭毓秀的律師公會會籍。但此事對她影響不小，在后來的高友唐彈劾案和《鐵報》案中，新聞報紙反復提及此事，對她的報道多有不利。

高友唐彈劾鄭毓秀案發生于1932年，高友唐時任民國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他在1932年10印刷出版的《監察院公報》上彈劾前任上海審判廳廳長鄭毓秀與后任勾結舞弊，貪污法院公款二萬二千余元。

案據上海人民張志平控訴上海特區法院院長楊肇熉，與前任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鄭毓秀，狼狽為奸，貪婪不法各等情，友唐親往上海調查。征之輿論，雖眾口一詞，楊鄭之勾結貪污，言之鑿鑿，究難得其證據。先就交代舞弊一節，赴地方法院調集卷宗簿冊，逐一查核。

高友唐發現，鄭毓秀卸任院長時，重復支出22筆法院公款，共計二萬二千五百零二元。高友唐一一列舉了這22筆款項名目、數額之后，在彈劾書中繼續寫到：

賬簿上蓋有鄭毓秀章、書記官鈕傳椿章，交卸后由楊肇熉之會計主任鄭慧琛蓋章。慧琛即毓秀之妹，楊肇熉之重婚妻也。共同舞弊，證據確鑿。楊肇熉繼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長，承接鄭毓秀交代，負有清算之責，乃侵占至二萬二千余元之多，竟不舉發，是鄭敢于舞弊，一款兩支，開司法界之惡例，楊肇熉為之徇隱，豈能辭幫助之嫌。此應彈劾者一。交代有無虧空，當以銀行數目，與交代冊列存款數目是否相符為斷。友唐一再出調楊鄭與銀行往來簿，始則現任地方法院院長沈秉謙聲稱：并未移交。繼則據楊肇熉函稱：伊（鄭毓秀）任內未立銀行往來簿，鄭任并未移交，前項簿記，已函鄭前廳長查送等語。此等推諉之詞，實無理由。司法收入應存代理國庫之銀行，司法部早有通令。試問若未與銀行往來，公款存于何處？況檢閱交代冊，固明明列有銀行往來簿，為楊肇熉所接收者乎？楊既接收有據，何不移交后任？顯見銀行簿與交代冊必有不符之處，致不敢交出。是楊肇熉湮滅關系他人刑事被告案之證據，了無疑義。此應彈劾者二。

……謹依彈劾法第二條，檢齊當事人存款簿五本，交代冊三本，提出彈劾。請政府破除情面，迅將前上海特區法院院長楊肇熉、前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鄭毓秀、書記官鈕傳椿、會計主任鄭慧琛，一并移交杭州地方法院，從重治罪。并追繳侵占各款，以敬奸貪，而平眾怨。為國家整綱紀，為法界挽聲譽，胥在于斯。

高友唐彈劾書一出，立即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北平）《法律評論》雜志全文轉載，上海、南京兩地的報紙多有報道。高友唐是監察院著名的“大炮”，以不畏權貴、敢碰要員著稱。高友唐出身滿洲鑲黃旗人，與末代皇帝溥儀有一定的交往。晚晴年間，他曾任同知，民國建立后，在《民立報》任編輯，兼撰評論，與《民立報》創辦人、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論交。于右任任監察院院長后，高友唐隨之進入監察院，擔任監察委員。在任監察委員期間，高友唐曾彈劾過海軍部長陳紹寬、外交部長王正廷、安徽省主席陳調元，名震全國。據說，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還曾受蔣介石委托，到天津面見溥儀，勸說溥儀不要聽信日本人的謊話，為日本人所利用。1935年3月，高友唐因病去世后，上海的《東方雜志》、《良友》等著名報刊，都發了消息和照片。

高友唐遺像

高友唐彈劾文發表第二天，鄭毓秀、楊肇熉便在上海各報刊登啟示，質問高友唐，認為前上海地方法院存款侵占之事，系書記官所為，不應以鄭毓秀為該案主體。而且，監察委員之彈劾僅能及于公務員之行為，而鄭毓秀作為律師的非公務員行為，則不在彈劾范圍之列，屬于“污蔑”。不過，鄭毓秀雖然表面這么聲明，實際上還是很擔心會被審判定罪，因為高友唐手中掌握著真憑實據，就算她手腕通天，一旦異地審判，也是兇多吉少。因此，她決定收買高友唐。據說，她曾托人給高友唐送去十萬元，希望他不要再追查此案。但被高友唐嚴詞拒絕，他還將鄭毓秀給他的信轉呈監察院于右任院長，并回信給鄭毓秀，表示，“須知中國官吏亦有不愛錢者”。

1933年8月，江寧地方法院開庭審理鄭毓秀案，檢察官認為鄭毓秀等“假籍職務上之機會，共同侵占公務上之管有物，依刑法第四十二條實行共犯同法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一款之罪。”當時，為了逃避審判，鄭毓秀已經借養病為由，南下香港，偷偷取道歐洲，尋求國民黨元老的幫助。因此，審判之時，法院只傳來了書記官鈕傳椿。因相關責任人沒有到庭，案件只得延期審判。此案后來遷延許久，懸而不決，直到1935年，傳出撤銷起訴，不了了之。

鄭毓秀的繼任者楊肇熉，早年就讀于湖北方言學堂，后畢業北京大學法科，1920年代獲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與鄭毓秀多有交集。回國后，娶鄭毓秀妹妹為妻。他攀附鄭毓秀，包庇其徇私舞弊，侵占公款一事，當時的社會輿論多有指責。胡適與楊肇熉本有私交，但是因為楊肇熉憑借與鄭毓秀的這層關系，當上法院院長，胡適便不與他往來了。就連中央大學教授所創辦的同仁雜志《時代公論》也發表了長篇述評，批判鄭毓秀的行為。

但就鄭毓秀氏一生行為來說，彼展其交際的手腕，以迎合任何社會的人物。始借某元老的力量，取得政治上的實權，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即以一人之身，操縱司法，上自司法院長、司法部長，皆在其掌握中，下至法院院長、推事、書記官，非先得其同意，無從任命。以致欲仕司法界謀一官半職者，只要得其歡心，即便唾手可得。對于在職人員，誠如（高友唐）彈劾文中所云，“惟檢中雖不乏自好之士，稍持正誼，即立予左遷；其無氣節者，無不俯首聽命，受其指揮！”繼則借所謂上海名人的掩護，尊之為師。故雖作奸犯科，亦無人敢動其毫末。鄭氏既有“法”的力量和“非法”的力量，人們聞其赫赫大名，若不羨之，便即畏之，誰敢側目而視？

……

鄭氏為所欲為的地盤，在上海，尤在上海法租界。彼以留法博士的頭銜，操其“西班牙式”之法語，在法時已自做宣傳，揚其名聲。在滬時亦與法人往還甚密。久而久之，遂自命為留法學生的老前輩，為所謂“留法派”的領袖，實則留法學生在其門下者，不到十人。然彼以某元老為幌子，固能包辦中法事業，以此自豪，以此討好于政府，亦以此奔走于權貴之門。

無疑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鄭氏為國家一大貪官污吏，為社會罪人。如強欲舉出其所貪污確鑿證據，則只需問鄭氏：彼既原非富有，試問上海海格路范園值十萬兩之洋房，從何而來？試問頸上僅一珍珠項圈，即值五萬，從何處而來？公館每晚必賭，麻將牌九撲克皆備，賭客皆為其幕下客，每賭勝負必超萬金，此宗大批不絕款項，從何處而來？

《時代公論》的這篇書評也建議法院審判鄭毓秀，以保存司法尊嚴。此案最后雖然不了了之，“鄭毓秀固然留其清白，但當年避匿出國的舉動畢竟貽人口實。這一弊案，不僅構成了鄭毓秀這一民國女杰的人生陰影，也成為民國司法史上的一大陰影。”

（本文為《玫瑰與槍：民國奇女子鄭毓秀傳記》一書序言，該書由鄭毓秀著、賴婷婷譯，即將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文章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