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和“文化”是很常用的詞，但是，仔細思考起來卻不一定可以把握其詞義。特別是，詞匯的內涵往往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新工人文化”這個詞組，伴隨著中國近3億打工群體的誕生和衍化而出現，伴隨著打工群體在生存中掙扎、在發展中創造而對打工群體的出路和中國社會的未來有著重大的意義。“新工人”指的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的打工群體，和“打工者”指的是同一部分人，但從精神內涵上有所差異。多數傳媒用“農民工”來指稱我所說的新工人和打工者。

根據國家統計局于2016年4月28日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數據，全國打工者的數量為27747萬人。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也是一個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群體：在這近3億打工者中，8600萬人從事著制造業，我們穿的、用的都是他／她們制造的；5800萬人從事建筑業，我們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鐵路都是他們建設的；2000萬人從事家政工 ，她們照顧著別人的孩子、別人的老人，卻見不到自己的親人。這是一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群體 ：根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有農村流動兒童達3581萬，在農村他／她們見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們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權利。

“新工人”辯

“新工人”是一種訴求意義上的概念。在中國，工人這個詞有著歷史的烙印，說工人就讓人聯想到過去國企的工人，他／她們被賦予了工廠和國家的主人的地位，享受各種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和工友聊天的時候，當我問他／她們希望怎么稱呼自己的時候，一些人說希望被稱呼為工人，因為他／她們覺得他／她們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工友這個時候給予工人這個詞的主要含義是工作的含義，不包括社會地位的含義，但是我估計工友對這個詞的喜好一定和它曾經被賦予的社會地位是有關系的。改革開放到現在，過去的工人在消失，新出現的是被當做廉價勞動力的打工者；現在，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開始追求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那么就必須重視這2.7億打工群體的訴求。過去三十年，是打工群體在人數上的形成過程，那么今后的幾十年是這個群體謀求社會進步和群體地位的過程，而代表這個群體訴求和發展方向的詞也許就是“新工人”。隨著“新工人”這個詞匯的誕生，也在誕生其他新詞匯，比如：新窮人、新農人。

《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和《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的出版，讓“新工人”這個詞匯成為探討新時代打工群體的一個所指。我之所以選擇用“新工人”這個稱呼，主要是因為：

首先，是一種與勞動內容相關的身份，用于區分國企的“老工人”，狹義上說，“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的打工群體。第二，“工人”和“打工的”這兩個詞還是有很大的差別，工人這個詞從歷史上講還是被賦予了一定的主體性的含義，它代表了一種主人翁的社會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個被雇用的勞動者。第三，“新工人”是我們的一種訴求，它不僅包含我們對工人和所有勞動者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種渴求創造新型工人階級和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這個訴求的本質是：不做被資本雇傭的勞動者。那么，什么樣的勞動和勞動者才是我們的方向和追求？這就需要在前進中去探索和實踐了，這也正是新工人文化實踐的內涵。第四，我之所以不使用“農民工”是因為：這個詞有歧視的語義；還有，一個人一般不會既是工人又是農民，季節工除外；在出路和待遇上，如果沿用“農民工”這個詞匯，有一種對“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制度安排的認可。

對文化的理解

我們首先需要了解文化的定義。我有保留地選擇威廉斯對文化的定義 ：“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是日常的，既是個體的更是社會的，是只有生活在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的人才能有的體驗；其內容包括：“生產組織、家庭結構、表現或制約社會關系的制度的結構、社會成員借以交流的獨特形式” ，最關鍵的是這些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對生活在此時此地的整體生活方式的體驗。因此，“這種感覺的結構是一個時期的文化” ，它明確卻難以觸摸，它細微卻影響重大，它是一種感受卻可以決定個體和社會抉擇。

我更傾向選擇湯普森對文化的定義：“文化是一種整體的斗爭方式” 。我們正處在一個資本全面勝利和資本霸權的時代，資本和人／勞動者的對立是我們所處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所以，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也是一個“文化的戰場”。

我知道上述定義顯得抽象和復雜，讓我嘗試用新工人的生活現實來解釋一下文化的定義。打工者在一家工廠工作，沒日沒夜地勞作，收入很低，掙的錢不夠在本地買房子，結婚生孩子以后子女不能生活在身邊，這些日常生活的現實是下面的結構性要素的后果：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家庭結構（家庭不能團圓，城鄉分裂）、打工者的權益受到侵害時沒有完善的制度可以保護工人、打工者在工作場所的交流和社會交往非常有限并受到壓制。這些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打工者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思想非常迷茫，感到痛苦、絕望，或者選擇逃避和麻木，或者選擇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的成功學和傳銷，這個時代的躁動、不安、斷裂等等感受只用親身經歷才知道這其中的原委和體會這中間的感受，而這些都是由結構性的（相對穩固而明確的、在這個時代帶有共性的）原因造成的，也會產生結構性的后果，決定了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人生道路。這就是我理解的一個人和社會的文化。只有理解了“感覺的結構”（躁動、不安、絕望是感覺，但是這些感覺不是無中生有），才能理解文化是日常的（在工廠上班時，上廁所需要拿“離崗證”；工友之間本來就沒有多少溝通，間休的時候都在低頭看手機），和文化是社會的。

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什么是文化，我們還可以分解地去思考，文化包括：文化主體、文化的本質、文化現象、文化的表達和文化的目的。文化的主體指的是，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文化主體，比如，工人文化和資本家文化是不同主體的文化。但是，不是說做為一個工人就必然具備主體性，一個工人如果一心想當上老板，那么這個工人所具備的就不是工人文化而是資本文化，這其實是今天社會的普遍現象，就是說：工人已經內化了資本文化，失去了主體性。

文化的本質指的是一個人和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這些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但是又時時左右和影響著我們，就如同空氣中的氧氣，也如同海水中溶解的鹽分。

文化現象就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全部：衣食住行，一言一行，所有的物質創造，包括文化產品。

文化的表達就是我們常說的文藝，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歌曲等等。

文化的目的指的是：“文化是人類用來滿足需要的人為工具，若是有一種需要可以由我們機體天賦的生物機能來滿足，我們在滿足這種需要時也就不必再加上人為的工具，換一句話說，不必再有什么文化了。” 這個定義還是有些抽象，我嘗試解釋一下，工廠文化有著明確的目的，就是：控制工人、提高效率、泯滅人性。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有很多具體的方式／工具：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層級管理、加班制度、打破社會交流空間、讓工人沒有自由時間，等等。

消極的新工人的精神文化現象

生活在打工者聚居區，和工友一起交流生活工作和思想狀況，我對工友的狀態有一些觀察和感受。很多工友的狀態是消極的，而這些消極的狀態往往不是個體的原因造成的。羅列一下我看到的工友的消極的精神文化狀態，目的是希望我們一起去思考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這樣的狀態不改變，我們這個群體沒有前途。

迷茫：迷茫的狀態是一種無法實現目標、沒有出路的茫然狀態。打工群體在當今的社會結構和發展變化中倍感迷茫。從農村到城市，不同年齡和背景的工友的目標會有差異，目標包括：掙錢養家、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在追求這些目標的過程中，打工者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消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變化之后，打工者發現，在自己適應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卻很難實現在城市生存和發展的夢想。

迷失：迷失和迷茫不同。迷失是，本來以為自己有目標，但是卻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對目標產生了懷疑和質疑。一個工友曾向我喃喃自語一樣地說：“我不知道我是該追求擁有一輛寶馬，還是追求幸福。”如果一個人的目標就是“養家糊口”，雖然這個目標也不容易實現，會經歷各種辛勞，但是精神上的痛苦遠遠小于這個不知道該追求寶馬還是幸福的工友。這位工友的敘述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對于他來講，寶馬和幸福不可兼得。我覺得，更可悲的事情是，寶馬和幸福對于他都是一種想像，以想像為前提進行思考就失去了基礎，也會沒有結果。

分裂：打工者思想意識和生存體驗存在嚴重的分裂。如果打工者認為，只有當上老板才能改變現狀，就是說：要變成造成自己悲慘狀況的那個人，這就是一種分裂。

心浮氣躁：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發展思路帶領下，資本迅速擴張、物質生活和消費觀念迅速發生變化，當社會中一部分人在這種迅猛變化的物質生活中迅速地過上優越、奢侈的物質生活的時候，其他人必然心急氣躁。和這種相一致的是，人們再也無法踏踏實實地去探索和追求和諧、穩定和持續的社會發展。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工友不認可自己打工的命運，不認同自己工人的身份，更原意相信“一夜暴富”美夢。很多工友都告訴我這樣一句話：“我總不能一輩子打工吧！”好像，這樣的話任何人都無法質疑。我要質疑：如果文化認同不變，難道還有其他的出路嗎？

逃避：現實很殘酷，面對它讓人痛苦，由于認為無法改變，面對它感到無力。所以，工友們面對個體無力改變的現實大都選擇逃避：有的逃避到網吧游戲、看娛樂大片和韓劇；有的逃避到小家庭生活和愛情里；也有的逃避到自戀中，在一次工友參加的讀書會中，一個工友說：“我不覺得我和老板有什么區別，我們都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社會如果不敢于真實面對自己的現實，那么就沒有希望。

麻木：麻木的典型特點是對該發出反應的事情沒有了反應。我們人的機體能夠對外界做出反應是因為我們具備豐富敏感的神經系統，這樣，我們可以避免身體受到傷害。當人的精神麻木，會對各種精神折磨失去痛感。沒有了痛感就失去了反應能力，就會失去任何抵抗能力。麻木的狀態也許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失去靈魂的狀態，只剩下一個物質的軀殼。

雖然新工人群體現在的文化狀態很不樂觀，但是，新工人群體還是只能依靠自身文化中積極因素的產生才能謀求自身的進步的發展，這是因為利益集團作為現存社會結構的獲益者，不會主動幫助新工人發展。也就是說，新工人不僅肩負著謀求自身發展的任務，還肩負著改造社會的任務。看到新工人文化的消極現狀，也許讓我們覺得前途渺茫，但是我們也別無指望，只能靠我們自身積極因素的發育和生長。

積極的新工人文化的創造

文化主體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文化創造需要主體，如果新工人的主體還沒有形成，那么就談不上文化創造，而主體的形成是需要一個過程的。2008年，當金融危機威脅著千萬打工者的城市就業的時候，好像沒有人質疑這些打工者的歸宿是農村，但是，最后短暫返鄉的打工者又回到了城市；2010年，當我訪談工友的時候，發現很多工友主動放棄社保，因為覺得自己早晚要回老家，上社保是浪費錢。時隔不到10年，近幾年，多地多家企業的打工者為了爭取補繳社保而進行維權。可見，打工者認識到自己的工人身份和工人待遇經歷了幾代人近30年的時間，打工1年、打工10年可能還認識不到自己是工人，但是，打工20年以后，就不能不思考自己到底是誰。我這里并不是說打工20年了就只能把自己的身份固定下來，而是說，無論自己想成為什么，先得思考自己是什么，并爭取得到這個身份下的合理待遇。

文化創造的前提是，要面對自己，并且認清自己是誰。每提到這一點的時候，我總是選用蘇浩民的例子，他是《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書中講述的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浩民1984年出生在湖南農村，初中畢業，經歷了很多坎坷；母親自殺、被騙入傳銷、父親車禍死亡；換了很多工作；交往女友過程中也非常痛苦，打工地的親戚和室友墮落不堪，等等。浩民在痛苦中掙扎，他在沉浮中抓住的想法是：安心學習技術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模具工人；不做壞人；做平常但是正常的人；先要有自信才能被尊重……。浩民也許還沒有找到出路，但是他做為一個普通人的精神文化狀態是社會積極文化產生的基礎和前提。

文化批判是積極文化產生的動力和過程。文化批判一定要與普通勞動者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產生關系，一定要讓勞動者聽得懂和看得明白。爭取讓勞動者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與個人幸福、群體出路和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連接起來，只有建立了這種聯系，個體和社會才有出路。現在，資本文化對社會和個體的沖擊是非常巨大的，所產生的破壞性的深度和廣度是史無前例的，其產生破壞的速度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么反抗資本對人的控制和迫害的可能性在哪里呢？還在于人本身。資本為了牟利要將人“去人性化”，而人作為人，被剝奪人性應該感覺到痛苦，這種感覺痛苦的能力就成為人的希望所在。一個人如果想建立主體性進而去建設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首先爭取做一個精神健康的人。實現精神健康絕對不能通過去看心理醫生來實現，只能在真實的生活中去實現。

新工人文化的建設不是說出來，而是做出來的。一個人的文化本質是什么？不是他／她說自己是誰，不是她／他說自己想做什么人，而是真正做的是什么，而是做了什么樣的人。我們的社會處于轉型期，新中國70年國史，我們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祖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的兩大奇跡：前三十年，我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三、四十年，我們是全球市場經濟下的世界工廠，創造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移民工人。基于這樣的歷史前提，我們如何思考？從對雇傭勞動關系上去思考，新工人文化實踐中要去思考和創新新型的勞動關系，既不是國家體制中的自上而下被保障的勞動者，也不是市場經濟中被雇傭的勞動力，也許是：在社會企業、合作社模式下的、自下而上管理模式下的、平等互助型勞動關系下的勞動者。從對城鄉關系和打工者出路上來思考，新工人文化思考的不單純是打工者的出路，而是勞動者的出路和社會的出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是打工者處于的尷尬處境，那么出路就應該是反過來：“待得下的城市，回得去的鄉村”，這就要求我們同時建設城市和鄉村，這是歷時賦予新工人的使命；其實，城市的現狀并不樂觀，并不一定是適宜生存、發展和幸福生活的樂園，所以，即使繼續待在城市也必須去改造城市；農村的現狀更不樂觀，如果不盡快改觀，對生態環境、食品安全、社會安定等都是巨大的威脅；因此，無論待在城市還是回去鄉村，都要求新工人群體建立起主體性和勞動價值觀，開拓出和諧互助的社會經濟模式。現在，我們已經星星點點地看到了新工人群體中的一些積極創造。在打工者聚居區，我們看到一些公益機構在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上的文化實踐，如：建設對打工者友善的工人合作公寓、工人圖書室和活動室、兒童活動室和輔導班、家長課堂、女工合作社等；我們也看到一些返鄉青年的實踐活動，如：創辦生態農場、鄉村圖書室、農村淘寶店、農民專業生產合作社等。這些行動還不是社會的主流，但是，卻給新工人群體帶來點滴希望，讓大家覺得，即使暫時改變不了自己的境況和社會大環境，也許我們可以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健康的社會創造條件和可能性。所有的打工者都有這樣一個期盼：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像我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