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我國空巢青年已達2000萬 一線城市成單身人群聚集地》的報道，讓“空巢青年”再次進入公眾視野。該報道稱，目前超過5800萬人在中國過著“一個人的生活”，其中，獨居青年（20~39歲）已達到2000萬。事實上，在這篇報道之前，“空巢青年”一詞就已經在網絡上廣為流傳，不少年輕人都自稱是“空巢青年”。那么，誰是空巢青年？這個詞的流行背后又寄寓著怎樣的共同情感？

空巢青年的涵義演變

“空巢青年”這個概念，最早是《好奇心日報》2016年8月一項調查提出的，指的是獨自來到一線城市工作生活、獨居且獨身的年輕人。這個調查試圖描摹城市中空巢青年的影像，關注他們怎么穿、怎么吃、怎么住、怎么出行。在這里，空巢青年主要指涉的是獨居、不需要與他人交往、便利但又孤獨的現代生活，多少帶有點自嘲的意味，但其實又自得其樂。

應該說，“空巢青年”這個詞被發明出來時，它與發達國家流行且普遍的“獨居青年”是相近的。根據市場研究機構歐睿信息咨詢公司的報告，全球獨居生活人數已經從1996年的1.53億上升到2011年的2.77億——15年里上升了55%，他們預計，到2020年全世界將新增4800萬獨居家庭。

在社會學家看來，獨居生活的普遍，意味著“家”的概念、家族主義在下降，而個人主義迅速上升。美國社會學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單身社會》一書中這樣寫道，獨居潮的興起，除了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以及現代國家福利提供的社會保障外，更關鍵的是自由、適應性、個人選擇，在現代道德準則中最受人們珍視。“個人最主要的義務在于對自身負責，而非對他的伴侶或者孩子”，當代對個體的推崇已經遠遠超越了想象。在《好奇心日報》的調查中，空巢青年也更側重于強調這個面向的意義：更多的年輕人得以更個性更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很快，這個詞語便被媒體捕捉，并開始引起廣泛的討論。回顧媒體密集的報道和評論，不難發現“空巢青年”一詞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改變。比如在《我國空巢青年已達2000萬 一線城市成單身人群聚集地》等關于空巢青年的報道中，都會以第一人稱敘述幾個空巢青年的生活，還原空巢青年真切的生存體驗。通過這些當事人的描述，我們看到的是空巢青年的另一幅影像：他們背井離鄉來到大城市打拼；因為物質上的窘困，他們租住在地下室、破落不堪的城中村或者離市中心非常遙遠的郊區，并且生活拮據、捉襟見肘；他們孤身一人，沒有太多朋友，也沒有什么業余娛樂，日子孤寂單調無聊；而現實生活的諸多不順意，最終讓他們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空巢感和無歸屬感，他們與人群背離，與城市的繁華背離，也與希望背離。

這時，空巢青年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描述性概念，它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更近乎一種社會心態。當一個人自稱空巢青年時，他的潛臺詞是：“我是這個時代的零余人。”他們離開故鄉來到繁華的大都市，這城市里有權力、名聲、財富、美貌和才華的傳奇，有摩登建筑、車水馬龍、舞榭歌臺、橫流物欲，有國際化面貌、最多最好的資源；然而，這一切與他們無關。就像報道中幾個空巢青年的自述，結語部分分別是“未來的路又在哪里呢？”“茫茫人海，何處是家。”“這一切，似乎與我無關。”……他們是這個繁華都市里多余的那一個，形單影只、煢煢孑立、一無所有、無所作為。城市越是喧囂、人潮越是擁擠、成功者的故事越是傳奇，越是映襯出他們的孤獨、艱辛以及虛妄。

這時，空巢青年就像齊格蒙特·鮑曼《廢棄的生命》中多余的“X一代”，之所以有空巢之感，不僅僅是指獨居，更是指涉“社會性無歸屬感”。下文的討論，也是從這個定義的“空巢青年”出發的。

不難發現，大部分的空巢青年都集聚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即便“逃離北上廣”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幾乎隔一陣子就要被炒作一番，但仍架不住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涌入北上廣。這是馬太效應的必然結果。北上廣這些大城市是年輕人的淘金地和夢想孵化場，以最豐厚優質的資源寬容地滋養著他們。

但在今天，再急速的財富提升，或許都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當“房東叫價728萬，砍價幾小時最終以748萬成交”在身邊真實上演，當“奮斗一輩子，不及別人一套房；奮斗一輩子，還買不上一套房。奮斗很多年，不如倒手一套房”，這不僅動搖了年輕人關于奮斗的定義，更摧毀了他們的信心：我的奮斗有意義？我如今所承受的一切又是為了什么？

就像作家蔣一談在小說里寫的，“在現實的中國，依然有更多的人兩手空空。沒有自己的家，連鑰匙都是租來的。”高房價的直接后果是，年輕人買不起房，甚至也租不起房。因此，空巢青年的空巢感以及歸屬感的喪失，首先是源于他們無法在大都市中擁有屬于自己的一個家；他們痛苦的根源主要不在于獨居，而在于他們獨居的不是自己的家。在中國，尤其是在北京，因為戶籍制度、不均衡的資源分配等種種制度缺陷，家不僅僅是一個住所，它還可能是戶口、是學區房、是通行證、是奮斗的價值體現，它承載了比住所要多得多的意義。他們關于空巢生活的所有孤寂和失落，與其說空巢生活本身帶來了，毋寧說是對生活和未來失去了信心之后帶來的。

有學者以為，空巢青年的絕望感源于對成功的浮躁心態。“社會發展本身就不能保證所有的人都能夠得償所愿，成功的只是小部分人，付出努力的卻是大多數，隨之而來的就是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自嘲。”當批評房價成為一種輿論正確，這樣的論調可能會令年輕人感到不舒服，但不得不說，這又是部分事實。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國迎來了千載難逢的高速發展期，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平均接近10%，人均增長在8.7%左右，三十多年人均GDP增長16.2倍。就像學者薛涌指出的，“這么強勁的增長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意味著什么？那就是生活一天一個樣：今天你們全家還擠在筒子樓的單間里、用公共廁所，明天就買房了。今天還騎著當年托關系、憑票買來的破舊自行車上班，明天就買了嶄新的小汽車！”

年輕一代剛好是在這個高速增長期中成長的，這直接塑造了他們對于世界、對于生活“最初的理解”，也是“最終的理解”：我只要努力奮斗也該在北京買得起車買得起房！可事實是，經歷了高速發展階段的中國，也進入了轉型平穩期，30年來的種種紅利——改革紅利、房地產紅利、互聯網紅利一波一波過去了，經濟的增速必然放緩。20年前可能一代人就能夠在北京實現階層跨越，但到了今天，階層的跨越可能就需要三代人。

許多年輕人不愿意看到這一點。今昔對比的結果就是韓少功所說的，“現代城市里到處流行著的挫折感、孤獨感、無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著虛擬的成分。人們從現代文化工業那里獲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裝備，也從文化工業那里接受了太多有關人類幸福的神話，于是特別容易產生自我感覺的模擬演習，直至在心理上自傷。”

空巢青年的絕望感，固然有不合理的現實作為依據，但其中可能也有部分是源于比較之后產生的心理自傷。

當然，這么說絕非意味著將社會問題全部轉載到個人身上。應該看到，一個良善的社會，并不是說保證每個人都能夠成功，而是能夠以其制度的正義，讓所有人有平等的權利、平等的機會，在平等的規則下，進行平等的競爭。在保證過程公平的基礎上，也要考慮結果的公正，適當地以制度傾斜保障弱者的權益。

從本質上說，“空巢青年”一詞更像是“北漂”、“蟻族”等詞語的某種更新和進化，這些詞語背后觸及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大城市病、高房價、戶籍制度、資源分配不均、社會不公、階層固化……輿論之所以“篡改”空巢青年的最初定義，不過是借助一個新的概念，對于這些老問題的再一次針砭。

雖然我們承認，不存在一個開關一摁下去所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解決這些問題注定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決策者至少應該有改變的決心、改善的努力，讓所有人從一點一滴的變化中看到希望。不是每個空巢青年最終都能在北京有車有房，他們更渴望的是，即便沒有房子同樣能夠在這座城市快樂幸福生活、安家、立足的歸屬感，而這必然需要一個良善的制度來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