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吳敬璉（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主題：研究中國的真問題

時間：2017年4月16日

主辦：上海高級金融學院

【編者按】

4月16日，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的“SAIF·CAFR名家講堂”，發表主題演講“研究中國的真問題”。吳敬璉提出現在常常就問題討論問題，但忽視了對基本問題的研究。弄清基本問題，就要把本質的東西抽出來，一層層地把次要因素加進去，最后浮現出整個現實。

吳敬璉指出，貫穿著中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的兩條主要線索是增長模式的轉型和體制變革。增長模式的轉型的在于用索洛的增長函數來分析問題。體制上要弄清楚兩個問題：市場經濟為什么優于計劃經濟？政府的職能是什么？

講話最后，吳敬璉表示，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基本問題入手，一是結構優化，即糾正資源的誤配，效率提高；二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統一開放競爭，把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

這兩年我參加一些論壇，我常常說這么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長期發展的路徑，核心是研究基本問題。我覺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的同仁們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多貢獻。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們，就現象答問題的多，對基本問題卻常常研究不透。現象這個東西是多種規定的集合，而且是千變萬化的。一個新的現象出現以后熱鬧一通，但淺嘗輒止，沒有把這個基本問題弄明白。過了兩天，有某些因素發生了變化，有可能是一種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導致現象表現有所不同，于是又來一次浪潮。這個浪潮又是這樣，就事論事、淺嘗輒止。當同樣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現時又覺得是一個新問題。因為對本質沒有認識，所以新現象出現的時候，原來那些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來，每次都從零點開始，每次都走不遠。

所以，我覺得需要在每一次浪潮來的時候，把基本問題弄清楚。因為本質的東西是比較穩定的、長期的存在的，這樣我們的認識才能步步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發展，而不至于每一次都回到零點再來。但是我們似乎有個習慣，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這個過程弄的技術上更好，然后自己來找到答案。

所有現實問題都值得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從基本的地方弄清楚，然后一層層往現象推。馬克思提倡抽象法，他說研究的過程是抽象，抽象最本質，最稀薄的。馬克思抽象到最后，從研究資本主義變成商品兩重性、勞動兩重性。亞當·斯密抽象，他認為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在分工。當然，到底誰抽象得最對還可以討論。但是方法是對的，通過研究，把本質的東西抽出來，一層層地把次要因素加進去，最后浮現出整個現實，而不是急于就現象論現象來就事論事的回答問題。

對中國來說，貫穿著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的是兩個主要線索：增長模式的轉型、體制的變革。我想就這兩個問題講一講回到基本問題是什么。

關于增長模式，我們就現象提出了很多的口號。缺點在哪里？就這些現象直接解決這些問題，是從現象層面上解決問題。每一次口號提出后都經過學習，可是沒有把基本的認識留下來。比如說，從1981年到2015年提過很多口號，各個口號看著都是對的，但是好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改革開放以后國務院所屬部門和一些咨詢機構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十大建設方針”，比如有降低重工業的投入，拯救我們的農業，發展輕工業，發展商業，如何進行技改等等。它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的十大方針。那個時候因為我們的經濟學還是跟海外隔絕的，所以效率這個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當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么。我們當時這些人有的人說效益就是利潤，有的人說利潤不能表現效益。但是這個問題是抓準了的，其實就是效率問題。

到了1995年國家計委提出，很多經濟問題都是因為靠投資驅動的這種外延式增長導致的，于是找了一個蘇聯口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蘇聯在1959年準備用三個五年計劃超過美國。超過美國是按增長率算的，說完全沒有問題。一個五年計劃后發現問題不對了，一個是蘇聯增速下降，因為勞動力緊缺。增長力下降后三個五年計劃總量上就超不過美國。更加麻煩的是技術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蘇共中央就要求經濟學界討論。經濟學家得出政策的結論，蘇聯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蘇共中央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要解決問題就要提高效率，他們從《資本論》第二卷找到一個詞，主要靠資源投入的增長，叫做外延增長和粗放增長，這是翻譯問題。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長，叫做集約增長或者內涵增長。于是就提出一個口號，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粗放轉到集約。

1995年國家計委覺得我們也有這個問題了，就接受了蘇聯的口號，向黨中央提出我們要實現這個轉變。黨中央做了研究，中央機關還進行了一些討論，研究了蘇聯為什么沒能實現。當時的認識是體制不行，它這個體制是實現不了的。所以在“九五計劃”里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二個轉變是第一個轉變的基礎。

計劃通過后，過了幾年，人們慢慢地不知道這個轉變是從哪兒轉到哪兒了。后來我發現報道最多的提法是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這個就跟原來的意思不一樣了。就我們經濟學家文獻看，只有科爾奈的《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里面專門有一節，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這個口號。一般人說法叫增長質量、增長數量，其實他的內容要用增長函數才能說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計劃”還可以，因為那個時候改革跨了一個大步。到了“十五”就不行了，赫夫曼有一個經驗定理，說工業化后期是重化工業化時期。他是從工業化的前期往外推的，但這中間隔了一個第二次技術革命，所以這個定理是有問題的。但他的定理一下子風靡全國，全國都搞重工學化。用大量的投資去做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十五計劃”整個期間的增長模式是往后退的，到了后期各種問題就出來了。所以“十一五”的時候又有一次大討論，到底該走哪條路線呢？最后回到“九五計劃”的意見占了上風。《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就是這個大討論的產物。“十一五”提了一個口號叫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線。

以后提出的幾個口號，其實內容都一樣。比如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種說法，什么叫跨越，為什么中等收入會有陷阱？比較讓人可信的，是世界銀行的解釋，在中等社會階段有些增長動力此時已經不管用了，一定要找到新的動力，其實就是提高效率。

后來的引領新常態也有這個問題。西方說的新常態就是說進入一個相當長時間的衰退狀態。但對我們來說，走向新常態或者引領新常態，要實現的常態有兩個特點：第一，增速下降，第二，效率提高。中央領導講轉向新常態，但到了報刊或者民眾的討論，就說我們已經在新常態里面了，那這個新常態就是第一條，沒有第二條。真正要實現一個我們所期望的新常態，一定要有第二條，關鍵也還在效率問題，然后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

在我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兩個部分：一個是供給側，從供給側找問題、求對策，二是最終解決問題要靠結構性改革。為什么會提出要供給側去找問題呢？根本原因是因為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從需求側找問題。三駕馬車力氣不夠，怎么辦？增加需求。有很多經濟學家發表意見，說不對，研究長期增長不能從需求方面去研究，要從供給方面的因素去研究。于是中央定下來了，要從供給側找問題、找對策。

中間的環節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效率、優化結構、糾正資源誤配。怎么才能糾正資源誤配，才能提高效率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但我們這個市場還沒有建立怎么辦？改革。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間的架構都是要改的，就叫結構性改革。但是后來，不知道怎么就變成了供給側改革了。供給側改革跟需求側改革就成了相對立的一個東西了。我們說“三去一降一補”，其實是方針執行得好的結果，但是到底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現在仍有很多問題，我們從需求側去刺激、去增加需求的慣性還在。

另外，如果結構性改革或者說改革推進不夠，效率提不高，也糾正不了資源誤配，結構優化不了，用什么辦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標，比如說鋼鐵下個指標今年降多少萬噸，然后下到省，省下到縣，縣跟企業定合同、責任書，你今年下多少。但這樣的話，距離原意我覺得就有相當的差距了。當然，在市場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無論如何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屆三中全會講，起基礎性作用也好，讓市場發揮作用來解決問題。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具體問題都要回到基本。增長模式問題的本質規定是什么？我看就是索洛寫的增長函數，這是一個總量，也可以取增量，資本K的增量，勞動力L的增量，技術發展水平A的增量，TFP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過去的增長是靠人口紅利和海量的投資。人口紅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經消失了，勞動力總量從去年開始就下降。資本海量投資的支撐也已經用不下去了。它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回報遞減，2009年那個刺激增長率上去了3%，而且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后來的刺激強度不比那時候差，而效果遞減，到最近兩年已經沒有作用。另一方面，副效應變得非常大，杠桿率高得已經超過了臨界點，特別是去年開始，進入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變得很突出。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資的辦法去做了。

現在的問題從供給側的分析其實就是用索洛的增長函數來分析。經濟專家們是用這個去分析的，但是大眾好像很少接觸，甚至學經濟學專業的也很少接觸，報刊更很少提到，于是因為基本問題不清楚，導致討論現象問題時五花八門的各種問題就應接不暇。

再講體制，其實體制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但問題沒有弄得很透徹。第一個問題，市場經濟為什么優于計劃經濟？這個問題并沒有討論清楚，所以不斷提出，最好的是希望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另外一個問題是政府職能，這個牽扯到我們老理論經濟學人，我們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解決這個。

在二十世紀初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同樣具有效率被論證，但是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個模型有個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通過計算得出來，能夠跟市場經濟達到同樣的水平。但是后來哈耶克給了這個論證致命的一擊，他證明這樣的信息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條：信息的非對稱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信息是分散發生的。在經濟活動中，你怎么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個重要計劃機關，然后通過他的計算切入呢？計劃委員要把企業的信息集中起來，是要從下面往上報的。

我的過去工作是跟國家計委是在一塊兒的。有一年我參加制定價格計劃，就發現了信息沒有辦法用。因為下面報的時候他們會把所有的產出信息少報，所有投入的信息多報，否則就是給自己找麻煩。因為他有不確定性，他要保險。計委他知道他虛報，所以就核對，就要砍一刀。但基層知道你要砍刀，他們就會比原來多報的，還要多報一點。這個叫做“頭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這個東西怎么解決呢？有人說，現在計算技術不是很厲害嗎？建立全國網絡，把重點企業的數據直接給到國家計委。這個事情蘇聯干過，羅馬尼亞也干過。蘇聯好像是七十年代把網絡建成了，沒成功。有人說蘇聯太大，但是羅馬尼亞不大，也不成。這個問題沒有討論清楚，現在又來，說大數據之后就搞計劃經濟就有效了。

關于政府職能，十八屆三中全會講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除了市場的決定作用，還有政府的作用。仔細看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是說清楚的，這句話叫：要更好地發揮。就是說過去發揮得不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場失靈，發揮市場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發指令性指標。但是那些基本的，為什么市場有優越性？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什么？沒有討論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時候，有的人抓住這幾條，有的人抓住那幾條，結果就沒有辦法討論起來。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要首先把基本問題研究清楚，因為它是討論本質性的問題。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寫《經濟學原理》，他說，把本質的問題抽象起來，觀察才能深刻，結論才有一般性。因為本質是貫穿在各種的現象中間的，所以對本質問題研究清楚以后，觀察的覆蓋面就可以更快。否則只能就事論事，就一些具體的問題做出回答，無法把這個知識遷移到別的現象上去運用。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兩個方面，我們從基本問題上入手：一個是結構優化，就是糾正資源的誤配，效率提高。另外一個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統一開放競爭，把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市場有兩個作用，一個作用是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糾正資源的誤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一個是建立一個所謂的兼容的激勵機制，使得人們有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有推動力，這樣才有可能創新。通過市場的這兩個作用，比如說在“三去一降一補”上，就要通過兩條，一條是通過獎優懲劣、優勝劣汰，把結構變得更好，一條是通過激勵機制的改善激勵創新和創業。通過這些，也許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會比現在更加有效。

（本文由澎湃新聞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