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五年在拉美的中左翼政府為這一地區帶來了顯著的成就，然而隨著遲緩到來的全球性危機所帶來的大規模經濟衰退，也宣告著“粉紅浪潮”的逐漸退場。Jacobin雜志刊出的選摘自《壓迫的末日，也是壓迫的開始》的此篇文章，評估了拉美的“粉紅浪潮”，認為左翼政府帶來了當下所急需的改革，但他們同樣打擊了扶持自身上臺的社會運動，這是導致左翼政治在拉美走向低谷的真正問題所在。如今拉美進步周期的枯竭，政治局勢在轉機出現之前或將經歷一段更加黑暗的時期。即使如此，當下的民間運動——無論是巴西對國會政變的斗爭，阿根廷街頭對馬克里政府的抗議，還是洪都拉斯對專制政府的聯合反叛——都預示了將要到來的新抗爭。

19世紀初，當厄瓜多爾終于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獲得獨立時，這個國家并未發起一場本可推翻殖民社會種族主義和不平等狀況的社會革命。相反，征服者的精英后代們不再以西班牙王室的名義，而是以他們自身的名義展開了統治。對在其之下的平民而言，一切如舊。共和國早期，一句大眾口號因此出現在首都基多的涂鴉墻上：專制的末日，也是專制的開始。或就像本土激進分子路易斯·馬卡斯（Luis Macas）在2010年一次采訪中回憶的那樣：壓迫的末日，也是壓迫的開始。

這句標語抓住了21世紀拉美政治頭15年的核心。事實上，一些左翼人士已經將最近時期視為拉美的第二次獨立——他們慶賀，在與美國的控制和新自由主義的粗暴指令相對抗過程中，這個地區終于獲得了相對的自主權。但19世紀厄瓜多爾的標語以一種更為憂郁黯淡的方式照應當下。在拉美最新的左翼實驗結束之際，這場反新自由主義運動所承諾的前景，與左翼和中左翼政府所實際采取的政治經濟政策之間的鴻溝顯得比以往時刻更加清晰。

從街頭到國家

2000年到2005年間，拉美的社會運動不斷強調直接行動、基層參與式民主和政治的去專業化。在協商性決策中，集會形式占據了特許性地位。民間組織期望建立新的自治形式以對抗國家，而其中正包含著對他們所期望邁向的“后-新自由主義”（有時是“后資本主義”）社會之預想。

然而，當進步黨在本世紀頭10年中期獲得執政權力時，盡管社會運動仍堅持自身有著干預解放革命乃至為其奠基的力量，他們事實上被局限在對變革的“次屬參與”（subaltern participation）中。這并非一種“自主的、對抗性的參與”，梅布爾·思維茨·雷伊（Mabel Thwaites Rey）和埃爾南·歐維納（Hernán Ouvi?a）對此定義道，它以一種安撫性的方式，使民間領域被納入資本主義國家運轉的齒輪中。為了正面對抗、由內變革向外超越國家所必不可少的抗爭如今已為國家所捕獲，轉化為一種溫和的掙扎。

社會運動忽視了民間組織的特殊動力和資本主義社會整體變革的革命視野間的聯系。溫和改革和擴大消費成為目的本身，而不是無畏地、結構性地打破現存秩序的基本條件。新左翼政府使社會變革的勢頭脫離底層，而非鼓勵當下階級力量的重新平衡——盡管后者將更有利于勞工階級。

左翼政府既無法把握資本主義國家現實存在的組織和運作機制，也無法直截了當地對其進行重組，使之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以外的目的。但是，這并不意味我們應該將國家僅僅視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具體領土有它的范圍，資本主義再生產有它的局限，在其之中的國家則代表了各種階級力量的平衡。國家服務的積極面向——公共教育、醫療衛生等等——正是以往民眾斗爭不斷累積的結果，盡管這些斗爭往往難以公平實現并常常處于逆轉威脅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國家在統治階級關系再生產和資本主義剝削方式中發揮著根本作用，期望國家能從內部變革是不可能的。

或許藉由就任選舉職位，左翼勢力能夠開辟一條通往后資本主義的革命之路，但就像帕納約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所堅持的那樣，這一進程會迅速導致國家的結構危機并遭到資產階級力量的激烈反擊，其后果將全然背離初衷。

即使左翼政黨和社會運動確實要涉入選舉地帶的競爭中，為達成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我們需要有目的地創造團結和自我管理的新形態，需要制度化社會和政治斗爭的新模式，需要擴展民間力量的新樣態——面對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力量既處其中，又處其外，并時刻保持對立。

隨著如今拉美進步周期的枯竭，政治局勢在轉機出現之前或將經歷一段更加黑暗的時期。即使如此，當下的民間運動——無論是巴西對國會政變的斗爭，阿根廷街頭對馬克里政府的抗議，還是洪都拉斯對專制政府的聯合反叛——都預兆了將要到來的新抗爭。浪潮將重新襲來，創造更有利于民間領域自主行動的條件。

下一次左翼浪潮會帶來什么？它能否超越沿承來的習慣和制度化的模式？這都將部分取決于我們能否冷靜而不留情面地評估過去的15年。

消極革命

對葛蘭西而言，消極革命意味著同一時期復歸性和變革性兩股趨勢間不均衡的、辯證的結合。變革的動力致力于改變社會關系，但這些改變最終是受限的。社會統治的基本結構依然持續，即使它的政治表達已經發生了變化。

壓迫的末日，也是壓迫的開始。

消極革命具體階級內容的變化總是在一定限度內——也即，公眾需求（變革性趨勢）在不同程度上被納入最終有利于現狀維持的基礎性結構中（復歸性趨勢）。消極革命既不包含舊秩序的全面恢復，也不涉及激進革命。相反，它產生了革命與復歸、變革與保持間的辯證。民間社會動員的能力則被籠絡、牽制或選擇性地壓抑，而統治階級的政治主動性因此得到恢復。另一方面，當保守性改革披著民間意愿的外衣出現時，統治階級則不得不被動地表達共識。

不同于瞬時的復歸，不同力量的平衡在分子層面不斷變化，直到民眾自我組織和自主行動的能力在官方收編、科層化種種過程中消磨殆盡。這個過程即使未徹底解散民間動員，也確保了對新秩序的消極反應和對社會動員的控制能力。

在拉美最新的進步周期結束之際，我們能夠看到過去15年中左翼回潮下變革和復歸的急轉，也得以把捉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時代的整體特征。

進步周期為何已經結束？

一些人否認拉美中左翼霸權的衰落。一般說來，這種立場中兩個說法占據主導。首先，從社會民主主義的角度看來，無論是毛里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2015年當選阿根廷總統，同年委內瑞拉保守反對黨在國會中獲得勝利，還是埃沃·莫拉萊斯（Mauricio Macri）試圖三連任玻利維亞總統失敗，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放棄厄瓜多爾總統連任競選，以及一年前巴西國會的政變，右翼的復蘇僅僅表現為左派前進中所遭遇的一連串相對膚淺的挫折。

“過去15年來，”馬克·韋斯勃洛特（Mark Weisbrot）寫道，“華盛頓不斷尋求拔除拉美的左翼政府，但迄今為止，它的企圖僅僅成功實現在最貧窮和最弱小的國家：海地（2004，2011）、洪都拉斯（2009）和巴拉圭（2012）。”拉美地區較以往更為獨立，而窮人的境況好于過去幾十年中任何時刻。他堅持，拉美左翼推翻了北美的經濟和政治控制，并由此創造了既兩個世紀前擺脫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統治以來的“二次獨立”。追隨這一成果，韋斯勃洛特預言進步勢力“極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是該地區的主導力量”。

在這種觀點看來，厄瓜多爾第二輪總統大選中的驚險結果，足以進一步證明粉紅浪潮的持續：科雷亞的后繼者，萊寧·莫雷諾贏得51.6%的選票，打敗了“倒退的”右翼分子吉列爾莫·拉索，盡管后者收獲了48.8%的支持。而對科雷亞政府近年來持續的“右轉”，官方和本土運動與民間聯盟間的公開沖突，以及因石油繁榮結束后經濟嚴重衰退而來的聲望下降，這種觀點則盡可能避而不談。

在2006和2013年的大選中，科雷亞首輪贏得57%的民眾選票。而莫雷諾，作為2007到2013年間厄瓜多爾的副總統和科雷亞顯而易見的后繼者，在首輪僅僅獲得39%的支持——縱然右翼的反對飽受挫傷，執政黨仍未得到高于40%的選票以避免第二輪選舉。盡管拉索的勝利將帶來更為災難性的后果，莫雷諾上臺后極有可能采取新的緊縮措施，優先償還債務，并在礦業和石油開采上堅持科雷亞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方案。

社會民主主義者從不認為革命性的改變在21世紀的拉美是可能乃至可取的。結果，他們將過去幾年來左翼和中左翼政府在政治光譜中的右移視為對現實謹慎而緩和的適應。正如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和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在巴西的領導，持有該立場的政府和社會運動不得不承認、乃至裝作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種必然性的斷言：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唯一可能的替代方案是一個規范而人道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它欲求要么是邪惡的，要么是天真的。

第二種立場宣稱其馬克思主義的血統。它強調國家在社會變革中的中心地位，并與政府緊密結盟：從玻利維亞，古巴和委內瑞拉，到有時合作的烏拉圭和尼加拉瓜，乃至最近的巴西和阿根廷。在該立場的支持者看來，左翼所面臨的顯著倒退無非是革命進程潮起潮落的自然現象——除非有人天真地期望一個線性的革命性上升，作為可預期的進退過程的一部分，當下的挫折不足為奇。

這一團體認為，只要左翼政府和社會運動就政府的目標保持一致，兩者日益緊張的關系便能夠轉化為使轉型走向成熟的創造性和革命性力量。在這些政府機構中，國家的管理者和效忠者將任何獨立于左翼或本土組織的反對聲音化約為帝國勢力或國內右翼的陰謀詭計。而民間的左翼團體，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心甘情愿的追隨者和唾手可得的傀儡。人們相信，盡管有著周期性的回落和政策性的逆轉，左翼政府致力于在該地區建立先進的、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并為向社會主義的緩慢過渡創造條件。改革不會從天而降或一蹴而就，過渡階段將持續幾十年甚至數世紀。

兩種敘述都錯誤理解了拉美的特殊語境。當這片土地開始承受全球經濟危機遲來的影響時，中左翼領導陷入長久而持續的退卻中。新的右翼陣線崛起，卻無法提供一個替代性的霸權方案。區域性積累模式內深層次的連續性，以及拉美在全球勞動分工中作為初級產品生產者的附屬性地位，構成了新時期下的政治僵局。想要公正地評估拉美進步政府和在此之前的社會運動，我們就不能局限在對對美國干涉和右翼挑釁的單向度批判中，即使二者具有重要影響。

相反，我們或許可以通過追溯拉美左翼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軌跡，重點關注民眾階級、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過去25年內不斷變化的力量均衡。開端于90年代拉美發展的最低點，左翼勢力在國會外逐漸復興，而彼時的經濟危機從1998年持續到2002年，并最終使南美大部分右翼政府遭遇政治危機。

然而，隨著活動家投身選舉并參與2000年代中期崛起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府，以及由中國發展帶來的全球商品繁榮，原本激蕩在阿根廷、玻利瓦爾、厄瓜多爾等國的左翼激進主義以不同方式趨于緩和。拉美在進步政府的帶領下走向愛德華·古蒂納斯（Eduardo Gudynas）所說的“補償性國家”（compensatory state）：這意味著，在這個依賴大宗商品價格的發展模式中，財富盡管獲得了再分配，卻不足以改變社會基礎性的階級結構，并真正挑戰獲利狀況和財產制度。

最初，國際經濟危機在拉美尤其是南美地區影響相對較弱。但到2012年情況逆轉，全球性的危機席卷了這片土地。隨著商品價格下滑，財富再分配遭遇困境，而中左翼政府日益趨向緊縮，這不僅使之背離了曾讓它們走上進步軌道的資本環節，也疏遠了制度的傳統社會基礎。兩大支撐力量的收縮，引發了中左翼霸權的衰退和參差出現的右翼社會政治運動。厄瓜多爾、阿根廷、巴西和委內瑞拉便是當下現實的突出典范。

回首過去

不容否認，中左翼政府實現了無數社會成就。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帶領拉美對抗美國統治，阿根廷最高法院宣布賦予獨裁領導者豁免權的法律違憲，而通過制憲議會的努力，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和厄瓜多爾的新憲法中同樣出現變革性因素。政治上，中左翼政權與哥倫比亞，秘魯，巴拉圭，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鎮壓政府形成鮮明對比。思想上，反帝國主義話語復蘇，有關社會主義和后資本主義過渡道路的戰略性爭論在一些地方激增。

藉由貿易出口帶來的財源，進步政府向最貧困階層提供了有針對性的社會政策支持，增加并維持了就業比率（盡管開放的通常是不安全且低收入的崗位），并大大促進了國內消費。民眾階層的生活狀況有了顯著改善。貧困率下降，收入差距也呈現輕度縮小。（即使如此，粗略比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哥倫比亞和巴西數據我們便會發現，這樣的進步同樣出現該地區右翼政府所領導國家中，而拉美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

在一些國家，私有化的步伐在部分經濟部門放緩甚至逆轉。財政在貧困城區和邊緣農村開展基本社會服務和公共設施建設的支出增加。政府擴大了獲得免費基礎教育的機會，并使得進入大學的渠道在部分情況下更為民主化。

在厄瓜多爾社會學家巴勃羅·奧斯皮納·佩爾塔（Pablo Ospina Peralta）看來，拉美進步主義所達成的突破無論多么有限，相對于新自由主義在此前數十載的統治，它確實帶來了一定的發展。

但是，當全球經濟危機使國家財政收入嚴重壓縮，即使是這些最有限的進步也開始放緩乃至停頓。正如社會學家弗蘭克·高迪豪德（Franck Gaudichaud）的觀察：

在發展的中間階段，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周期似乎正緩慢地——盡管是以一種多形式和線性的方式——消耗自身活力。既懷揣現實的（但也是相對的）進步，也面臨困難和局限，在獨特實踐中累積起不同經驗的進步政府……正遭遇嚴峻的內部挑戰，強大的保守勢力（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全球的），方向的缺失和戰略的矛盾困境。

展望未來

新時期可能具有更強烈的右翼統治色彩：政權缺乏社會認可，依賴軍事化支配和高壓統治。但右翼終究無法解決地區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動蕩，美國干涉主義的卷土重來，拉美大部分人口生活條件的惡化，種種問題都將構成這個時期鮮明的特征。

進步政府日益深陷兩難：一面是民眾延續現有社會利益的訴求，一面是國內外資本持續上升的不滿（在沒有其他選項的情況下，它們已逐漸學會和中左翼霸權共存）。目前的狀況是，沒有一個政府具有意識形態的、組織的或政治的能力以無畏地對抗資本——諸如國有化銀行，壟斷貿易，制訂農業改革和大眾就業計劃，執行環境法規，促進大眾消費，或遏止洗錢活動——盡管這些舉措本可能使他們重新獲得民眾基礎。“相較于被大肆進攻的右派所推翻”， 吉列爾莫·阿梅利亞（Guillermo Almeyra）寫道，“政府更畏懼原本是自身支持基礎的民眾動員。”

拉美進步主義的波折已經表明，無論是本世紀早期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大眾動員，還是隨之而來的各個進步政府對國家機構的占有，都無法僅憑自身從結構上變革社會、國家和經濟。事實上，通過將社會運動的部分訴求納入潛在的連續性框架中，把持國家的政權不斷磨平其棱角，抑制其欲望。

這一觀察使我們難以贊同激進自治論者變革世界的設想：他們放棄爭奪權力，忽視國家力量，妄斷能在右翼勢力全面包圍的現狀下固守一隅之安。新的情勢下，我們更需要清醒地把握時局，審慎地追問既存革命的真相，并持續地、開放地探討下一步的戰略計劃。

“每當重要的歷史進程走向盡頭，重大的政治失敗轉而顯現”，勞爾·齊貝奇如是說，“那時混亂和沮喪來臨，欲望與現實摻雜，即使是最清晰連貫的分析框架也變得模糊。”

本文譯自于Jacobin雜志，感謝張躍然老師的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