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自1923年建立共和國以來實行的議會制將宣告結束，并改為總統制。

■ 總統將有權任命和解職內閣成員，總理一職也將自土耳其建國以來首次遭到廢除，改由1到2名副總統替代，并由總統指定。

■ 新總統制下的總統選舉定于2019年舉行，總統任期也將根據此次選舉結果重新開始計算。如果埃爾多安能夠連續贏得選舉，他就有可能一直執政到2029年。

■ 國會將5年改選一次，席位從550席擴增至600席。

4月16日，土耳其就將在全國范圍內開啟修憲公投，其結果或將鑄就土耳其建國近百年來的最大政治變局。

過去數周，在包括中國在內的57個國家的120個投票點，近140萬擁有投票資格的土耳其海外公民已做出了他們的選擇。此前，土耳其為了爭取更多海外公民參與投票，不惜與荷蘭等歐洲國家爆發激烈的“口水戰”，甚至“結下梁子”，可見對于此次公投的重視程度。

而目前的民調顯示，支持與反對修憲的選民人數非常相近，僅相差2至5個百分點。

“當然，這類民意調查有時是具有誤導性的，如去年英國‘脫歐’公投、美國大選前的民意調查，都與最終結果并不一致。所以我認為在重要議題上不能太信賴民意調查。就此次土耳其公投而言，我更期待最終結果的出爐。”土耳其駐滬總領事安銅（Sabri Tun Angili）日前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表示。

今年1月21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投票表決憲法修正案，由于支持票未達到修正案可直接生效所需的三分之二，按規定需通過全民公投決定是否實施修正案。本次修憲公投的通過門檻，是贏得至少51％投票選民的支持。

此次公投涉及18項憲法修正條款，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將土耳其共和國政體由現行的議會制改為總統制，總統的權力將被擴大，并從憲法上將被賦予包括直接任命副總統和政府部長在內的更多實權，總理職位將被廢除。

土耳其有一種“被西方朋友背叛”的情緒

澎湃新聞：當下是土耳其舉行這一公投的最好時機嗎？

安銅：在我看來，任何政治決定的時間點選擇都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7月15日土耳其發生了未遂政變，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個沖擊，這說明土耳其在營造社會穩定上有一種與其他國家非常不同的需求，在土耳其有這樣一種氛圍：我們需要更多的安全與穩定來自我保護。

隨后，土耳其國內形成了兩種不同觀點：一派認為必須有更強的執行者和領導人，才能使社會持續穩定，這也就是土耳其式的“總統制”；另一派認為，議會應扮演核心角色，這就是土耳其現行的體質，總理和議會在國家經濟、外事、安全政策制定方面發揮核心作用。

所以，現在需要土耳其人來做出選擇：以上兩種模式，哪一種更適合土耳其？這將影響土耳其的未來，如果土耳其轉變為“總統制”，將不僅影響這一代人，也會影響我們的后代。這是此次舉行全民公投背后的邏輯。

澎湃新聞：如果最終修憲公投沒有獲得通過，土耳其政府是否準備了備選方案或應急措施？

安銅：我認為政府并不需要準備“備選方案”，因為如果公投的最終結果是“否”，這就意味著現行的政府體系還將繼續。目前，執政黨正發黨是議會第一大黨，總理、各部長都來自正發黨，政府具有穩定性。我們的總統也是民眾選出來的，（即便公投不通過）他也將繼續擔任總統，所以我不認為會出現政治危機或不穩定局面。

如果公投結果是“是”，那意味著人民想要“總統制”，而我們的執政黨也支持這一想法，可以實現平穩過渡。因此，無論公投結果如何，我認為土耳其都不會出現不穩定。

澎湃新聞：當前，土耳其與歐洲國家圍繞公投等問題已裂痕彌深。你認為公投結束后，土耳其政府會不會尋求緩和與歐洲國家的關系？

安銅：土耳其和歐盟淵源很深，從1959年至今已近60年。當前，許多歐洲國家自身也有深刻的政治問題，主要是極右翼勢力的崛起。這對土耳其有著直接影響，許多土耳其人住在歐洲各國，而這些崛起的極右翼勢力非常反對外來移民。這在歐洲社會造成了一種緊張局面，但實際上，移民問題是歐洲社會當今所要面臨的現實問題。如果不去面對現實，問題不會消失，反而會更加凸顯。

關于我們與歐洲的關系，歐洲國家每年有很多游客前來土耳其，是土耳其游客最大的來源地。此外，盡管土耳其的貿易正趨于多樣化，與歐洲國家的貿易占比從過去的60%已有所下降，但仍然有40%。我并不認為（土歐關系破裂）的可能性會增加。就像英國，即便他們決定“脫歐”，也正探索與歐盟發展另一種關系。就土耳其而言，我們很自然地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有這個歷史淵源，現在也是如此，我們是鄰居，并保持著很多的人員往來。

澎湃新聞：你提到土耳其有著近60年的“入歐”努力。有很多土耳其方面的專家與政府官員認為，相比于東歐等其他后續加入歐盟的國家，土耳其并沒有受到歐盟“平等的”對待。您曾從事土耳其外交部的歐盟事務，您也認為歐盟有區別對待嗎？

安銅：簡而言之：是的。

在土耳其看來，歐盟應該是基于共同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不應排除這個區域的任何種類的人，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實際上，土耳其的選舉制度早于許多（歐洲）鄰國，土耳其女性被賦予選舉權的時間也遠早于許多歐洲國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還處于政治混亂、法西斯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興起之時，土耳其就已擁有了更為穩定和包容性的管理體制。如今，有些歐洲人，尤其是一些歐洲國家的領導人試圖從身份的角度定義歐洲的邊界，這最終會導致極端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

我曾是土耳其“入歐”談判的代表團一員，當時一些歐洲成員國組織公投來決定是否允許土耳其加入。從那時候起，我們的“入歐”談判進行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歐盟的創立難道不是基于二戰之后法德兩國間的一紙協議？如果當時法德領導人問他們的國民：“你愿意跟對方國家結盟嗎？”那結果很可能是否定的，也就不會有歐盟這個組織了。所以我覺得需要更多的目光遠大充滿理性的領導人，不僅在歐洲，也在全世界范圍內。

澎湃新聞：關于土歐關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曾表示，在此次公投結束后，有可能進行另一場公投，以決定土耳其是否還需要繼續尋求加入歐盟。你認為這是土耳其政府正在認證制定的政策選項之一嗎？還是只是口舌之快？

安銅：我認為土耳其總統的話不會只是說說而已，它反映出一種情緒。當前，土耳其國內有一種“被西方朋友背叛”的情緒。當我們面臨困境時，沒有收到我們期待中的、來自西方朋友的支持，那是個生死攸關的時刻，土耳其的核心、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土耳其政府受到了攻擊。因而土耳其民眾中激起一種情緒，他們會想：我們到底在干什么？為什么要試圖成為歐盟的一員？結果又會怎樣？

我認為埃爾多安總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家，在土耳其政壇屹立15年而不倒，也曾一直擔任議員，所以他能夠直接接觸土耳其人民的感受。這是為什么我相信他說的話。

40%的中土貿易在上海及周邊地區產生

澎湃新聞：你是今年2月剛剛開始出任土耳其駐上海總領事的，之前有來過中國嗎？

安銅：是的，第一次來中國是在2008年，9年前了。之后我還來過幾次，如2012年，還有去年的G20峰會期間。9年間，上海的變化非常大，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浦東還沒有這么多高的建筑，地鐵也沒有這么多線路，城市還在建設中。這9年的變化的確非常驚人。

澎湃新聞：你如何評價中土兩國當前的經貿、文化關系？

安銅：我覺得我們能做更多。經濟、文化關系進一步發展的空間還是很大的。中國是土耳其第二大貿易伙伴，是我們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同時中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兩國在商業合作上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可以吸引更多中國人來土耳其投資。尤其是最近5年，許多中國公司如銀行、電信、航運等開始在土耳其投資。土耳其在中國也有投資，一些土耳其公司在中國生產產品部件。這些幫助我們創造兩國間更強大的經濟合作聯結。我相信，特別是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我們會有進一步的經濟合作發展機會。

而上海則在兩國經濟關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因為中土兩國貿易的40%是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產生的，同時土耳其在華投資的80%也集中于上海及周邊地區。

澎湃新聞：你提到了“一帶一路”倡議，在您看來，“一帶一路”倡議未來將會扮演一個什么角色？土耳其如何看待這個倡議？

安銅：土耳其強烈支持這一戰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古代的絲綢之路就連接起了當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家，不僅通商，還起到了文化上的互通作用，在當時就幫助了我們的祖先更好地彼此理解，進行商貿、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如今，在現代社會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通過互聯網、電視等媒體了解彼此，但是目前兩國人民大多通過次一級的渠道相互了解，比如西方媒體等。我認為現在到了兩國人民直接溝通的時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非常有幫助的。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在于，中國會告訴“一帶一路”沿線的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中國支持你們的發展”。這是非常好的，因為一旦實現全球化，（國家間）應保有一定的平衡、包容和和平。我想，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釋放的信號是：“我會做好我的那份，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并會肩負起來”。在這一點上，土耳其支持中國，同時也愿意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為全球的發展出己。同時我們也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應該有一條中間走廊，這也可以視為土耳其對中國這一主張的貢獻。實際上，古代絲綢之路就是從中國經中亞諸國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然后再向西邊的歐洲大陸延伸。所以這個中間走廊也會增加絲綢之路的經濟活力，同時也能串聯起沿線的小國家，使這些國家相互間都能互聯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