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百年間，當基督教世界的大師都在從事哲學研究，一個近乎全新的自然展現在了我們面前……毫無疑問，如果科學被正確且普遍地培育，沒有什么會比它傳播得更快了。

——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1668

現代早期的科學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之一。當詩人德萊頓在十七世紀中葉目睹了自然科學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劇變，出于驚嘆寫下這段話，他并未料想到這是一把即將開啟現代閘門的鑰匙。可以說，科學革命的影響滲透到了西方文明的各個層次：圍繞新科學本性的思想論爭，帶動了現代哲學的發展；科學觀念對倫理價值的沖擊，開啟了與基督教傳統充滿張力的世俗化進程；技術手段的變革，引發了后續數次工業革命；最終，科學發展伴隨殖民擴張，亦成為全球化的核心推手。

關于科學革命的討論濫觴于十七世紀。不過其時革命尚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相關討論的焦點集中在科學的本性，而未有所謂“科學革命史”的理解。到十九世紀，現代科學的基本模式逐漸定型，一些學者便回到現代科學的源頭做起了編史和整理工作。科學編史學之父、英國學者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的三卷本巨著《歸納科學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是歷史地理解科學進程的開端。與此同時，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國哲學社會學家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把人類知識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和實證的：前兩個階段的意義僅在于開創第三個階段，后者開始的標志正是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十九世紀末，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的《力學史評》（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的出版標志著實證主義科學史研究的成型。

批判輝格史學：今天的數學是古代的數學的進步？

毋庸置疑，二十世紀前的科學史學者為后人做了大量的鋪墊工作，但他們的研究卻受困于當時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局限。巴特菲爾德（Herb Butterfield）在《現代科學的起源》中批判了受“歷史的輝格解釋”（Whig history）影響的科學史書寫。所謂輝格史觀，乃進步史觀的一個分支，認為人類文明不可逆轉地從落后邁向先進，從愚昧轉為開明。輝格史觀在科學史書寫中尤為泛濫，它使科學史淪為現代自然科學帝國的附庸，為后者的正當性辯護，從而喪失自身本應有的批判、反思能力。我們中學和大學的數學教材就是典型的輝格數學史：用最新的數學進展統攝理解之前的數學史，以刻畫我們如何取得現階段的成就。歐幾里得幾何是人類數學的初級形式，從歐式幾何到近代早期的解析幾何是一種“進步”，從解析幾何到黎曼幾何又是一種“進步”。

但敏銳的數學思想史家如雅各布·克萊因（Jacob Klein）激烈地反對這種數學進步觀。克萊因曾師從海德格爾和胡塞爾，與列奧·施特勞斯關系密切，施特勞斯多次表示，克萊因是自己最佩服的哲學家之一。在《希臘數學和哲學中的數的概念》一文（收于《雅各布·克萊因思想史文集》）中，克萊因討論了古希臘的數（arithmos）的概念的意向性，繼而在代表作《希臘數學思想與代數的起源》（Greek 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Algebra），他又從數的意向變化，分析了數的概念的演變：古希臘的數總是“被計數之物”，系由確定數目的確定之物構成，因此不包括無理數和分數；現代的數，經過阿拉伯-近代早期的數學變革，完全喪失了原初直接指向確定之物的“第一意向”，成為抽空了意義的符號，是故，能把一些最初僅由運算規則規定的對象（如負數、無理數、虛數）納入其中——而只有在這種符號性的思維方式下，一種普遍適用于數和量的代數學才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數從古到今是一種“進步”，不如說是一種“嬗變”（mutation）；可見，輝格史觀是簡單的。

除了對輝格史觀的批判，巴特菲爾德在《現代科學的起源》中另一項令人矚目的貢獻是，他第一次把“科學革命”作為核心概念使用，由此，這個命名便初步流行了開來。依照巴特菲爾德的定義，科學革命指西方科學在1300年到1800年間發生的變革——不同于后來的科學史家聚焦于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做法，他把科學革命的上限提到了中世紀晚期。顯然，這是受到了法國科學史的開創性人物皮埃爾·迪昂（Pierre Duhem）影響。正是迪昂關于中世紀力學的研究把現代科學革命的起源確定在了中世紀晚期。

亞歷山大·柯瓦雷：伽利略和笛卡爾犯下同一個錯誤是巧合？

皮埃爾·迪昂

迪昂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法國科學思想史流派的開山鼻祖。他幾乎以一己之力查閱文獻，單槍匹馬地撬開了整個中世紀物理學的思想寶庫。在研究達芬奇手稿時，迪昂發現了一些十四世紀巴黎經院學者的工作，所幸法國國家圖書館完好地保存了這些哲學家的手稿，使他得以一窺究竟。此后，迪昂的三卷本《萊昂納多·達·芬奇研究》（étude sur Léonard de Vinci）問世，讓布里丹等巴黎學者的工作重見天日。在迪昂的激勵下，越來越多的優秀學者投身到了科學史的事業之中，其中就包括后來對科學史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的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柯瓦雷是俄國貴族后裔，年少時負笈前往哥廷根大學，跟過胡塞爾和數學大師希爾伯特，后在巴黎大學求學。他的《伽利略研究》是科學思想史流派的奠基性作品，不過該書在1934年出版后并沒有立刻引起廣泛關注，因為當時二戰的烏云已經蔓延到歐羅巴的上空。柯瓦雷雖為俄國人，卻深愛法蘭西，國難當頭，他輾轉開羅，決定加入“自由法國”組織，為戴高樂效力。戴高樂欣賞柯瓦雷的才干和勇氣，但也認為“如果能有這么一位學識卓越之士留在美國，那么‘自由法國’事業或許會受益”。于是，柯瓦雷和法國一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流亡紐約，開始了在美國的學術生涯。

在某種意義上，柯瓦雷在北美嶄露頭角是天時地利的結果。戰后，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辛苦耕耘的北美科學史研究開始生根發芽。新一代科學史家在編制日益擴大的北美大學體系中尋找契機，他們想以完全職業化的方式來構建這門學科。正當他們苦苦尋求理想范式的時候，《伽利略研究》如同繆斯女神一般給了他們靈感：這本極富洞見的著作揭示了他們初創的學科可能會具有怎樣激動人心的思想意義。于是，在柯瓦雷的指引下，法國科學思想史傳統開始積極深入地影響美國新一代科學史家。后來執掌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的I. B. 科恩曾是柯瓦雷的學生；日后憑借《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而獲得跨學科、世界性影響的托馬斯·庫恩更直言不諱道：“我有三位法國導師：迪昂、梅耶松和柯瓦雷。”此外，吉利斯皮（Gillispie）也說：“科學史作為一種職業，產生于薩頓和柯瓦雷的思想在四十年代初的聯姻。”

《伽利略研究》通常被看作是柯瓦雷最典型、最具個人特色的科學史作品。該書由三個獨立，但彼此相關的篇章構成，旨在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經典物理學如何起源于表述落體定律和慣性定律的努力？其中第二篇《落體定律——笛卡爾與伽利略》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1604年，伽利略率先提出了經典物理學的第一個定律——落體定律。十五年后，荷蘭物理學家畢克曼（Beeckman）在笛卡爾回信的幫助下，表述了另一個版本的落體定律，而這個版本正是該定律的完成時態，即我們時代的版本（運動物體的速度與時間成正比，v=gt）。有趣的是，畢克曼的“正確”表述是通過曲解笛卡爾的回信得出的，笛卡爾在信中犯了一個和十五年前的伽利略一樣的錯誤，認為運動物體的速度與通過的距離成正比。在柯瓦雷看來，錯誤的巧合也是真理的巧合，體現了伽利略、笛卡爾二人“思想的隱秘的發展歷程”：他們表述的是一個內核相似，但形態“錯誤”的落體定律，在這個“錯誤”的定律所涉及的特定概念（空間、作用、運動）中，已然隱含著從傳統亞里士多德和沖力物理學的轉變。柯瓦雷深情地說：

人類心靈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努力，才形成了這種關于運動的新觀念……并越來越準確地將它表達出來。……在這段歷史中，我們看到了人類心靈頑強地對付著同樣的問題，不知疲倦地遭遇到同樣的困難與障礙，然后緩慢和艱難地為自身鍛造出能夠克服這些困難與障礙的工具。（《伽利略研究》，165頁）

[法] 亞歷山大·柯瓦雷：《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張卜天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10月，68元。

如果說《伽利略研究》關注的是“世界觀”（world views）的革命，那么柯瓦雷另一部聲譽斐然的著作、《伽利略研究》的姊妹篇《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討論的則是“世界感”（world-feelings）的革命：用柯瓦雷自己的說法，前者是后者的前史。《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始于庫薩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的宇宙觀，終于牛頓關于無限空間的絕對性，以及一位與自然相區別的人格上帝的全能性的斷言，揭示了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對宇宙論的改造：“和諧整體宇宙（cosmos）的打碎和空間的幾何化。”在柯瓦雷看來，古希臘的cosmos是一個有限、有序的整體，其空間結構體現了世界本然的完美與價值；后來的universe則是一個無限的、不確定的、沒有等級結構的現代宇宙概念。這種宇宙論的嬗變意味著亞里士多德的空間概念（世界內面被分化了的一系列處所）被歐幾里得的空間概念（本質無限且均勻的廣延）所取代。

張卜天：翻譯者的任務

在柯瓦雷之后，二十世紀后半葉，新一代科學史家紛紛以不同的方式、維度來刻畫科學革命的進程，其中荷蘭科學史家H. 弗洛里斯·科恩編纂的《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是對科學革命研究工作的百科全書式總結。他網羅了幾乎所有關于科學革命的看法，很好地協調了“內史”（關注科學自身脈絡的演化迭代）與“外史”（強調社會文化對科學的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對科恩而言，內史、外史的不同路徑并不沖突，應該把科學史研究“從非此即彼的無果立場中解救出來”。通過對科學革命各個層次和研究方式的編史學綜述，科恩首次為我們描繪了西方科學史這一年輕的學科在科學革命方向所積累的研究成果。

不過對中國讀者和學界而言，除了需要思考西方科學史研究自身的意義，一個更引人深思的問題是：研究西方科學史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是什么？

不少人發現，西方科學史的經典著作也就是最近十多年才像變戲法似的有了漢譯，而大多數譯本總離不開一個叫張卜天的名字。和迪昂的單槍匹馬一樣，張卜天也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承擔起翻譯西方科學史名著的事業。他以“科學源流譯叢”和“科學史譯叢”為主陣地，筆耕不輟地把一本又一本的科學史名著翻譯為現代漢語：“我早就定位清楚了，翻譯是我第一重要的事。”對西方科學史研究的意義，張卜天有自己的思考：

中國學術界近二十年來從西方政治、社會、文化、倫理等角度對現代性進行的反思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但是來自西方科學視角的反思嚴重滯后。…… 研究西方科學史的真正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我們當前的處境，照亮前進的道路。時代發展到今天，我們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東西方文化只有互相參照，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各自的優點和缺點。科學史絕非科學的注腳……（《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總序 ，第3頁）

張卜天

哲學家萊布尼茲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認為文明之間的借鑒是“用一盞燈點亮另一盞燈”。中國的西方科學史研究應該成為這個比喻的寫照，生發真正的人文意義和科學價值，照亮前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