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趙冬梅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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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佟浩然/攝）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我稱它為“小趙的史學之惑”。

1994年暑假，即將升入三年級的歷史學系碩士生小趙參加了北京大學“希望工程”考察團，深入湖北山區考察“希望工程”的實施情況。這是小趙第一次目睹大山深處的極度貧困、山區人民的樂觀堅忍，以及真實社會的復雜性。她認為自己有責任把大山深處的情況報告給外面的世界，以便吸引更多的熱心人士伸出援手。于是，回京之后，小趙開始為《中國青年報·教育導刊》寫稿，因為這次考察和后續的報道行為，小趙被評為“1994年北京大學暑期社會實踐先進個人”和《中國青年報》“優秀通訊員”。這是后話。

在當時，小趙還完成了2萬多字的考察報告，題為《走近大山》。這篇報告采用紀實手法，按照時間順序，盡可能真實地記錄了北京大學“希望工程”考察團湖北組的工作情況，所見所聞所感。《走近大山》讓小趙收獲了歷史系主管領導宋成有、牛大勇兩位教授的特別欣賞。在牛大勇教授的鼎力“吹噓”之下，他的一位同學、某報副刊主編特地打來電話，口頭邀請小趙同學為該報寫作專欄。45樓傳達室的窗口前，小趙同學手握電話聽筒，閃著淚光發了好幾秒鐘的呆，然后，一狠心，誠懇而禮貌地拒絕了——她正在寫論文，實在忙不過來。

而“小趙的史學之惑”也由這篇報告引發。

在宋、牛兩位老師的推薦下，小趙攜《走近大山》代表歷史系角逐第三屆北京大學“青鳥杯·五四青年科學獎”，有幸入圍，進入答辯環節。

答辯在三教的一間普通教室舉行。第一次，老師們坐在座位上，小趙站在講臺上。簡單自陳之后，有位老師發出了靈魂之問：“你這是歷史學嗎？”

這個問題問到了小趙的痛點。老實說，她也不確定。說“是”吧，歷史學難道不應該是研究古代的嗎？

說“不是”吧，那一個歷史學系的學生憑什么拿這篇文章來評獎呢？！小趙同學囁嚅了幾下，有點不服氣又說不個子午卯酉來。現場并沒有歷史學系的老師可以求助。原本意氣風發的小趙僵在了臺上。

這僵局是怎樣結束的呢？ 根據趙老師后來的推測，最合理的可能是，答辯時間到，主持人出面，小趙退場。對于在場的評委老師來說，學生答不出問題實在是太過平常了。但對于小趙來說，這場答辯，那個問題，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我們對于現實的觀察記錄究竟是不是歷史學的？ 這就是小趙的史學之惑。

最終，小趙獲得了“青鳥杯”的“鼓勵獎”，也就是“參與獎”，見者有份的那種。她的考察報告則被收入北大團委主編的《中國希望小學》（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5年），正式出版了。這一筆寫在履歷里是相當給力的。

1998年春，小趙即將博士畢業，謀求留校任教。在面向系學術委員會的“求職演講”中，她把1994年的這次考察和這篇已經出版的考察報告作為自己“社會調查能力”的證明，這樣寫道：“史學工作者的‘史識’與他對現實社會的理解力、洞察力關系非常密切”，因此，她“有意識在這方面鍛煉自己，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1994年暑假……”

這是即將取得歷史學最高學位的小趙同學對于四年前“史學之惑”的回應。她清醒地區分了“以現實為對象的社會調查報告”與“以過去為對象的史學研究”，并將前者定性為“‘史識’培養”的一部分，由此成功地將1994年答辯現場的尷尬轉化為一種正面的素質培養和能力積累。最終，小趙留校了，這一部分陳述應當至少沒有起到負面作用；換言之，在當時歷史學系的學術委員心中，社會調查和調查報告的書寫與歷史學至少是有關的。直到今天，社會調查仍然是我系現代史的重要訓練科目，據說，我系學生的報告質量是很令其他相關科系服氣的。當然，這些在“歷史學”范疇之下的社會調查除了實地考察、訪談之外，還有檔案的調查和研究，它站在現實回望過去，給出了具有歷史縱深的過程描述和更為深刻的思考，相較之下，小趙的那篇考察報告《走近大山》只是單純地記錄了現實。

但是，記錄現實真的就“非歷史學”嗎？ 司馬遷作《史記·孔子世家》，其“太史公曰”有云：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讀孔氏書”的是司馬遷，“適魯”的是司馬遷，“觀廟堂車服禮器”的是司馬遷，“祗回留之不能去”的是司馬遷，認定孔子“布衣”而“至圣”以之入“世家”的是司馬遷。當然，嚴格說來，“太史公曰”并非《史記》的記事之文，而是論贊，是史家在記事之余直接表達個人觀點的文字。但是，《史記》的記事時限卻是自五帝以至“今上”，在司馬遷所構建的華夏時間線中，“現實”是出發點，也是落腳點；“司馬遷”不止在“太史公曰”中現身獨白，還隱身在記事之文中，通過對人物、故事的排列組合、鑒擇取舍表達立場和情感。

回向先秦，史官曾經活躍在歷史現場，他們“執簡以往”，直書其事，“以示于朝”，明確表達政治態度。秦趙澠池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以死相逼，迫使秦王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可以想象，兩國御史的記錄，必定是當場高聲宣示的。其目的，就是要讓所有的“在場之人”知道“當下的發生”是如何被“記錄下來”并將以何種面貌傳之久遠。蒙文通謂中國之“為歷史之國家”者，良有以也。

今年“中國史學史”的期末，我出了一道大題，要求學生簡述編年、紀傳、紀事本末與清代史考之作四種“史體”的本末得失，“并以史體演變為線索，論述傳統史學的發展”。“本末得失”考的是基礎知識，“從史體看史學”略有一點難度，需要整體性的思考，鼓勵見仁見智，只要自圓其說。在我所認可的答案之中，有一條演變脈絡是“傳統史家的退撤”。從百家《春秋》到《廿二史札記》，傳統史家在不斷地退撤。他們本來是“秉筆直書”的歷史現場參與者，“漢、魏以還，密為記注，徒聞后世，無益當時”（《周書·柳虬傳》）。即便是身在朝會現場的起居官，也不過是沉默的記錄者，“臨陛俯聽，退而書之”（《通典·職官》）。史家的工作對象從“現實”轉向了以“先帝”和“勝朝”為代表的“過去”。愈退愈后，“關于過去的書寫”取代“過去”本身成了新的工作對象，司馬光作《資治通鑒》，袁樞作《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都流露出類似的氣質。這種轉向，至乾嘉而極，“遺傳及于后輩，專喜挦撦殘編，不思創垂今錄”。“故清人不獨無清史專書，并其留詒吾曹之史料書亦極貧乏。”（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現在”從“史學”中徹底消失了。

史學中“現在的消失”契合了現代學術分工的發展，現代歷史學的責任就是維修守護有關過去的記憶。所以，“小趙的史學之惑”由此可以得到解答。

1994年，小趙同學問：“我們對現實的觀察記錄究竟是不是歷史學的？”

2022年，趙老師答：“不是。”

隔著漫長而短暫的28年，趙老師和小趙同學會心一笑，達成和解。

然而，“現在”畢竟是“我們”身體、思想和心靈的立足之地。“我們”是以史學為志業，以“過去”和“關于過去的書寫”為工作對象的人。“我們”對于“現在”終究還是有一份責任在的。這一份責任就是，在越來越艱深、越來越細化、越來越傾向于“圈內自足”的“研究歷史”之外，我們還需要“寫歷史”，進行面向知識大眾的歷史寫作。

首先明確地將歷史學者的工作分為“研究歷史”和“寫歷史”兩部分的，是周一良先生。在紀念鄧廣銘先生的文章中，周先生說：“與一般史學家不同的一點是，他（指鄧先生）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他的幾本傳記，像《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等等，都是一流的史書，表現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應劉浦江教授之請，周先生就這段話做了一個詳細的說明：“現代史學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學者，許多人都能做出扎實的研究成果，但卻極少有人能夠寫出歷史。這就是鄧廣銘先生的不同凡響之處。”（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宋代史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高水平的“寫歷史”其實比“研究歷史”更難。“研究歷史”是分析的、專題性的、單線條的，“寫歷史”則是綜合的、全方位的、整體性的。“研究歷史”只需應對自己的專題，“寫歷史”則要有調度之前所有“扎實的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氣魄。就文字而言，“研究歷史”縱然形容枯槁、面目可憎，亦無大礙，畢竟，它的目標受眾是領域相近的二三同行；而“寫歷史”則最起碼要做到平頭正臉、面目可親，貢獻知識，啟發思考，因為它的目標受眾是同行之外的知識大眾。

簡而言之，“研究歷史”就如同章學誠所說的“記注”，“欲其方以智”；“寫歷史”就如同章學誠所說的“撰述”，“欲其圓而神”（《文史通義·書教下》）。“方以智”者連接過去，“圓而神”者通向未來。“研究歷史”與“寫歷史”相須而立，如同歷史學的彩鳳雙翼，缺一不可。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需要抵達知識大眾，但是必須有以現在為歸依、以知識大眾為對象的歷史寫作。這是歷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28年前的那場答辯的開頭，小趙同學首先解釋了她的報告題目《走近大山》何以是“走近”而不是“走進”。她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個外來者，她可以接近大山，接近山里的人們，但卻永遠無法真正進入大山，成為山里的人。“大山”如此，“過去”亦然。那些在過去客觀發生的真實，我們只能接近，無法抵達，永恒追逐，努力分享。

（本文以作者在第一屆文景歷史寫作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稿為基礎）

第一屆文景歷史寫作獎十強作品——趙冬梅著《法度與人心》

原標題：《趙冬梅 ｜ 小趙的史學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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