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海圖書館列為一級珍品的龐氏虛齋舊藏《國朝名賢手札》（以下即稱《國朝名賢手札》）初、續兩集三十巨冊，共收清初至乾（隆）、嘉（慶）時期學林藝苑二百六十家名人手札計五百八十多通，其史料之豐富，書藝之多采，箋紙之精美，皆堪稱珍稀難得。惜長年以來，鮮為人知。筆者曾有幸逐本細閱，每每有目不暇接、意猶未盡之嘆。現經梁穎先生校理釋讀，并冠以獨具研究心得的長篇前言，由鳳凰出版社原色精印，則孤本秘寶，終能廣其流布，而世之研究鑒賞同好，亦緣此獲更多便利。

2014年至2015年間，北京故宮博物院所編《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秦明主編）之《手跡》《考釋》兩編，先后由故宮出版社出版，其所收清代金石學名家黃易（小松）致友朋書札七十多通，以及當時張燕昌、奚岡、錢坫、唐仲冕、翁方綱等名家學者致黃易書札二十余通，皆為研究黃易生平學術及相關問題，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黃易致趙魏《新齋札》（張廷濟抄本）

其中黃易致另一金石學名家趙魏（晉齋）的《新齋》《信拓》《惠碑》《諸碑》《南還》《秋氣》《北來（妙極）》諸札，雖是后來張廷濟的抄錄之本，但仍具史料價值。北京故宮博物院碑帖研究專家施安昌先生，就曾據《秋氣》《新齋》《南還》三札內容，以《書張廷濟錄黃小松致趙魏三札后》為題，專文考述有關《漢裴岑紀功碑》《漢西岳華山廟碑》，以及《郭巨石室畫像》等著名碑刻之種種，并作為“代序”之二，載于《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考釋》卷首。而張氏所錄黃易《新齋》、《信拓》二札原件，竟恰存《國朝名賢手札》初集第十六冊中，共四紙，素白箋，正是張氏抄本所注“四番，朝鮮紙本”，還分別鈐有“黃”、“小松具札”諸印。接此兩札之后，又有黃氏致“蓮湖大兄”（王轂）一札，其中“弟在濟奔馳應酬，刻少寧居，毫無興味也”之語，道出身在官場的心境情緒，似亦可與故宮所藏黃氏尺牘中相關者及其他史料，互為觀照。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國朝名賢手札》續集第九冊中，有黃易致吳騫一札，全文為:

久仰盛名，常縈夢想。客歲遠承柬注，并惠《國山碑考》，著作之精，不勝敬佩，謹謝謹謝。弟搜羅碑刻，內中武梁祠象最精，謹寄拓本一套，以供清賞。金文器物亦有數種，泉幣刀布數十，印百余，另日拓呈。弟所有《國山碑》拓手未精，且非全璧，倘荷賜惠全本，感不可言。東省拓本不少，惜不獲一一函請教正耳。尊藏器款最精，便乞拓寄。匆匆奉候近祉，諸托朗齋先生面述，不一。葵里先生，愚弟黃易頓首。

黃易致吳騫手札

吳騫（1733-1813）字槎客，一字葵里，號兔床，浙江海寧人。家富藏書，多收善本，筑拜經樓儲之，以“千元十駕”，匹敵黃丕烈“百宋一廛”，一時傳為美談。又與陳鱣、盧文弨、鮑廷博、黃丕烈、趙魏、張燕昌、王昶諸家交游往還，研討版本校勘、金石書畫之學。有《拜經樓詩集》《愚谷文存》《拜經樓詩話》等，著述頗豐。曾訪拓《禪國山碑》，并撰《國山碑考》。今由黃易此札，知吳氏曾以《國山碑考》投贈，黃氏則以搜訪所得后拓成的《武梁祠畫像》全套為報，并向吳氏求《國山碑》全本精拓及其他器款之拓。

札中“諸托朗齋先生面述”之朗齋，即朱文藻，亦為吳騫友人，《拜經樓詩集》卷七有《得朗齋泲寧寄懷即酬兼柬黃小松司馬三首》，系于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之間，而《吳兔床日記》（鳳凰出版社2015年5月）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四月十五日條下，有“得朗齋泲寧書”之記，則其事或即在此際前后，故黃易札中有“客歲遠承柬注”之語。又《吳兔床日記》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二月初三日曾記：“過何夢華齋，觀新拓漢武梁祠像足本。夢華自言與黃小松在嘉祥縣入□山中同掘土得之。”可知黃易在寄贈之前，已從友人何元錫（夢華）處獲見足本。《拜經樓詩集》卷八，還有作于嘉慶初年的《滌碑圖六言二首為何夢華賦（黃小松司馬作）》。

凡此種種，今研究黃易其人其事，以及與之相關的金石交游、拓本來源等問題者，似多未及。而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中，雖有《禪國山碑》，然亦僅記“篆書。天璽元年，在江南宜興”，則黃易此札當為有關研究者注重之價值，不言而喻。另外，吳騫著述中還有一些相關信息，亦頗可關注，如《吳兔床日記》乾隆四十八年（1783，癸卯）除夕日記：“郭巨墳，王存《九域志》在東平州載，潁昌府又載郭冢，汾州又有郭巨墓，未知孰是。頃黃少松拓得石室圖，甚奇古。”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又有“近黃小松拓得郭巨石室畫像（已見前）”并辨識諸語，即為其中之一。

《國朝名賢手札》續集第六冊中，另有江德量致黃易一札，除感謝黃氏所贈《武斑碑》精拓及《武氏畫像》之外，并有請托：“司馬冠石舍人博雅嗜古，極意搜羅金石拓本，鐘鼎款識尤渴。適有便人，囑德量專札奉致，乞將尊藏吉金貞石、斷戈碎甓文字，每種精拓一紙寄之，永為寶玩，用結墨緣。”

江德量（1752-1793）字量殊，號秋史，江蘇江都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榜眼，歷官翰林院編修、江西道監察御史。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記其父“江恂，字禹九，號蔗畦，官蕪湖道。工詩畫，收藏金石書畫，甲于江南”。秋史承其家學，亦“好金石，盡閱兩漢以上石刻”，并著有《泉志》等。其與黃氏，不僅相知，且屬世交。黃易《秋盦遺稿?秋盦題跋》中，有《跋江秋史手摹朱龜碑》，記述稍詳：

乾隆戊戌，蔗畦先生以亳州所拓中和石幢見寄，書云：“亳境古刻最多，今不可得見，以此區區，償朱龜、元賓、土饗諸碑之缺，未免令人齒冷。”先生文章政事之余，嗜金石尤篤。易每得翠墨，必以副本寄賞。乙巳得《朱龜碑》舊拓本，狂喜不可言，時先生哲嗣秋史官翰林，亟寄都門，請秋史摹寄先生，以副夙望。詎知裝池未竟，先生歸道山矣，傷哉！先子與賓谷、蔗畦兩先生訂石交，易既得奉教于兩先生，尤與秋史莫逆，兩氏儲藏，往往互出考證。易近年搜出漢碑石最多，拓本亦不少，先子皆未得見，正與秋史同此深痛也。

有此交情，江氏不僅能為助友人搜羅金石拓本，直言索求，還在信中特別告知：“德量近搜輯得宋人墨跡尺牘約及五十余紙，元人三十余紙，附以奉聞，當為我稱賀也。”不知那件曾經其鑒藏的蘇東坡《功甫帖》，是否也在其中？

類似這些常常會被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們關注的人和事，《國朝名賢手札》中還多有涉及，而其中不少內容和細節，又往往是他處難詳者，也許多可助研討。如《國朝名賢手札》初集第三冊有清初著名書法家、鑒賞家王澍（虛舟，1668-1743）家書一通，除評述其在京師所見法書名畫及高江邨（士奇）家所藏董其昌書跡百余種之外，又記：“比于江村家見漢銅印二十小柜，計三千方”，因知以書畫鑒藏著稱并有《江村銷夏錄》《江村書畫目》行世的高氏，還多蓄古銅印章，故清人許仲元《三異筆談》卷四“高氏奢華”條，記江村孫女高祥嫁入張照家時，“其奩贈之盛不待言，即圖章亦一千具，玉石晶瓷咸備”。

又如顧文彬《過云樓書畫記》卷六著錄清初畫壇“四王”之一王時敏的《西廬老人為子顓庵仿古冊》，有王氏自跋，略謂：“吾年來為賦役所困，塵坌滿眼，愁郁填胸，于筆墨諸緣，久復落落。”研究者提到王時敏為朝廷賦役困苦之事，多引此為說，而《國朝名賢手札》初集第一冊、續集第二冊所收王時敏致王國瑞、王時敏致王翚二札中，皆有訴說，前者曰：“別后日對愁霖，腸為寸裂。兼以傕征之法，酷逾燃炭，諸兒輩皆有逋額，方望秋成可以接濟，不意竟成罄掃。雖殫力經營，無能設處毫芒，性命之憂，時刻不保。弟因憂思成疾，夜來忽發寒熱，今早則肢體震搖，遂成重瘧。”后者謂：“自前月通問后，即因新舊賦率追呼促數，愁緒如織，而衰病乘之，生趣道盡。”則其彼時處境心情，似更能見具體。

王時敏至王翚信札

還有嘉慶初年在蘇州吳縣縣令任上的唐仲冕（1753-1827），曾主持重修明代唐寅（伯虎）墓園，并重刻其詩文集。唐氏所撰《重刊六如居士集序》中，謂唐寅“墳墓一在桃花塢，一在橫塘。桃花塢有明胡太守纘宗碑，橫塘載在方志，今并修之”，其《陶山詩錄》卷六《修六如居士祠墓題桃花庵四首》及《橫塘亦有六如墓，并加封識，仍用桃花塢原韻四首》，當皆緣此而作。前者第四首中“乞花好句留楹帖，夢墨遺編付剡藤”一句，還頗及當時布置經營，而《國朝名賢手札》初集第十六冊中唐仲冕致孫星衍一札，是請孫氏書夢墨亭之名并題墨門楹帖諸事者:

日前桃花庵設伊蒲饌，頗鬯譚藝之樂，想尊恙已霍然矣。弟為簿書所苦，殊覺委頓，只得請休假數日。大作已抄付夢樓先生，原稿仍繳上，以便錄入大集，希檢收。夢墨亭懇大篆，并題墓門楹帖，早為擲下雕刻，亭成懸列，以為光榮。《桃花庵謌》碑刻并寄上，祈請名手繪圖，裝為合璧，志一時之盛。

唐仲冕致孫星衍手札

亦可見其用心之細節。唐仲冕雖與孫星衍年歲相同，卻十分敬佩孫氏學問，《陶山詩錄》卷十三《孫淵如觀察六十》開首即曰：“我與公同歲月生，公先七日當為兄。科第官階皆過我，此而歆羨猶俗情。古人道重三不朽，學術文章公獨厚。”同書卷十八《輓孫通奉淵如二首》中，又有“廿載知交遠倍親，曾籌買屋作比鄰”之憶，可見兩人交情，故其不僅為光寵新修前賢亭墓，專札請孫氏題寫，并且在輯刻唐寅詩文集時，也得到包括孫氏在內的諸多友人的幫助，《重刊六如居士集序》中，記該集匯編時，“補之以家藏山水畫端詩，阮中丞元、黃司馬易所藏墨跡，王太守文治、邵茂才騄、趙上舍輅、魏茂才標所見詩篇；且刻其制藝、畫譜，而孫觀察星衍寄示康熙甲戌宋中丞刊本表墓詩一卷，韓封君是升有明天啟間周廷簡所臨畫像題跋，并採錄外集，都為十六卷。遺文軼事，亦稍蒐羅矣。”而《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所收唐仲冕致黃易《企懷》札，又恰為唐氏商借黃易所藏“六如小像”，欲請人摹刻，刊于唐寅遺集卷首者。連前述吳騫《拜經樓詩集》中，也有《昔金粟山人以唐六如寫秋香小像見遺，受而藏之笥幾三十余載矣。頃陶山明府重葺桃花庵于吳下，爰以像歸焉，且屬摹勒于石，以垂佳話。戲占二絕》，當年名士風雅、文人交誼，皆由此得見一斑。

虛齋所藏歷代名畫，既富且精，又先后有《虛齋名畫錄》（1909年）及《續錄》（1925年）刊行，遂廣為世人知重。雖兩書“凡例”中分別說明：“其歷代名人書跡，亦多精品，異日當另置一編，以供藝林賞析”，“敝篋所藏便面，自明四大家至國朝六大家，以及湯、戴，無不備具，計畫箑六十四冊，書箑十六冊，當另為一編，異日續出。”惜最終皆未見其著錄成書，故歷來研究、鑒賞各家，多以虛齋藏畫為說。然龐氏所收中，確亦有書跡名品，吳湖帆《丑簃日記》（收入梁穎編校《吳湖帆文稿》，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9月）民國廿二年（1933）六月三日就記：“訪龐虛齋，獲觀董文敏《秋興冊》、吳云壑詩《天馬賦》殘卷、趙松雪書《張總管墓志》真跡及元五家書札卷，五家者，趙孟頫、張雨、楊維楨、倪元鎮、顧阿瑛也。”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所刊張蔥玉先生日記殘稿1941年6月23日條下，也曾記：“謁虛齋，出示吳琚雜書卷，云林詩翰卷，元人五詩三札卷，俱尚佳。”而從張氏1939年5月16日所記“友慶來，持去乾隆間人手札十許通，以萊翁欲購也”，更可知彼時龐氏仍在搜求清人手札。

其實，當時張蔥玉先生自己也對名人手札有興趣，不過好像更偏好宋元及明代，當然價格也不菲，其日記殘稿1939年11月17日就記：“友慶為予作緣，以四千五百元得歐陽文忠《灼艾帖》、富鄭公《更事帖》，俱北宋名跡，吳中費屺懷太史家物。”1940年2月4日：“慎先北平詒書，寄示東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異帖》、《道祖帖》，又陳俊卿、李壽朋二札影本，索值二萬元。”同年2月12日，“與芹伯父赴博山宴，觀黃跋書數種，明人尺牘百許頁；又元人郭畀（天錫）畫竹卷，有清純廟御題，甚佳。予頗有欲炙之色。”博山即民國間著名藏書家潘承厚先生，其所藏歷代名人尺牘手跡，亦多精品，并輯印《明清藏書家尺牘》《明清畫苑尺牘》等。

龐氏還曾收元代趙孟頫書《湖州妙嚴寺記》卷，張蔥玉先生《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5月標點整理本）中有記：“費氏物，后歸虛齋。景賢借去不還，后售于蔣氏，谷孫以之歸于余家。尋悔之，更贖還；又售諸徐氏，復歸于譚氏。”此卷在虛齋時，曾摹刻上石，嵌于龐家南潯舊宅宜園廊壁，而原跡最終流往美國，今在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1976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江兆申先生過目之后，特別指出：“趙松雪字不宜刻石，因用筆圓勁，兩鋒著紙，如蝸涎緩行，觸處生辣。一經翻刻，便極圓弱而失其神采。”正好回答了明人何良俊的疑問：“趙集賢學李北海書，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謂妙絕；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而晚清金石碑版鑒賞名家王懿榮，在獲觀和《湖州妙嚴寺記》齊名的另一趙書名跡《膽巴帝師碑》卷后，則寫下了這樣的心得：

自宋刻唐摹諸晉偽帖起，后賢相承以函札體入碑版，數百年不變，唐法盡失。趙、董為兩代宗工，能轉移風氣，然所作碑版，仍函札書也。凡函札書最貴墨本，其字里行間，波折起伏，濃淡之際，具有墨采流露，猶文家所謂筆玅，非木石刻本之所能傳。故論趙、董書者，求之刻帖中，相去則萬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