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未滿百日，已經打出了一手風格鮮明的經濟政策牌：貿易保護、制造業回流、管制放松、減稅、投資基建等等。4月11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建投研究院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表示，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實體，政策變化對全球經濟影響巨大，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再起，制造業與資本回流發達國家，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分工也隨之改變。

李向陽認為，特朗普推出這套新經濟政策，有助于擴大國內生產、平衡美國消費過度帶來的負債過度，改善國內收入分配不均問題、為低技能白人群體爭取就業機會，這些符合復興美國的經濟學邏輯。

“買美國貨，雇美國人”顛覆貿易自由主義

貿易保護主義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首要特點，這與反全球化緊密相連。美國推行的貿易方針，在二戰后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推行多邊主義，比如美國人主導建立起了世界貿易組織。第二階段則推行區域主義，進入本世紀，尤其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2004年進入危機期以后，美國從多邊主義轉向區域主義?？缣窖蠡锇殛P系協定(TPP)就在此階段提出。第三階段則是單邊主義。特朗普當政與英國退出歐盟，標志著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從區域主義轉而尋求單邊主義。

從秩序和規則來看，美國從多邊主義到區域主義，現在轉向單邊主義，是一個從貿易自由主義向保護主義不斷演變的過程。同時，在理念層面，美國從普通民眾到精英階層，都顛覆了過去習以為常、教科書奉為經典的自由貿易原理——貿易有利于提高全世界的福利水平。特朗普提出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是對過去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主義徹底的反叛。

美國在未來的貿易中，首先會著手解決逆差問題，美國貿易逆差高達一年5千億美元。過去15年美國的貿易逆差總額，與全球多邊貿易逆差總額基本上一致。所以美國人現在要解決貿易不公平，進而解決工作機會流失問題。

美國貿易逆差一半來自對華貿易。要解決中美貿易問題，首先是通過匯率手段，即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度升值。但現在來看，人民幣不具備升值空間，繼續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可能性不大。美國只能更多尋求非市場手段。

于是在非市場手段方面，特朗普提出，企業如果不回到美國投資，那么在通過產業鏈條內部貿易進入美國的時候，就要被收取邊境稅。

另一個手段則是強行要求放開市場。歐洲人、美國人尋求解決對華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時，都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他們認為貿易失衡不符合經濟規律，不是中國市場不夠開放，就是中國出口受不公平補助。所以要求中國自動約束出口，強制要求中國自行開放市場。這就類似于1980年代，美國對日本施壓。

制造業回流改變國際分工

與貿易保護主義相對應就是投資領域保護，最典型政策則是制造業回歸。美國在奧巴馬時期，實際上已經喊出美國制造，但是在他執政八年之中，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而特朗普現在看來，是要把美國制造切切實實立為優先目標，并且很有可能實現。

稅負是影響跨國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美國的稅改涉及對國內企業減稅和征收過境稅。特朗普減稅按照功能分兩類，一類是減稅直接提高企業盈利，減少政府拿走的這一塊稅收，把企業稅從35%降低到15%。第二類是吸引海外資本回流。美國稅負太高，使得多年以來，美國跨國公司把海外投資的收益留存到海外?，F在特朗普的稅制改革，希望讓這一筆資金回流到美國。這兩種措施實際上提高了股東收益。

一個小國如果減稅、改變稅制，對其他國家沒有什么影響。但是對于美國來說，它的減稅具有全球效應。從國際上看，這種減稅具有聯帶、示范效應，會使其他對美國有投資競爭相關國家被迫做出調整。

特朗普對于金融監管的放松，也有利于吸引金融企業回流美國。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奧巴馬政府出臺了《多德-弗蘭克法案》，限制銀行業的混業經營，厲行監管。現在特朗普政府看來，《多德-弗蘭克法案》堵塞資本主義動脈，傷害工薪階層，傷害消費者，需要廢止。特朗普政府已經推出替代方案，盡管尚未獲得立法通過，但是從現在來看是大勢所趨。

如果國際資本、制造業向美國回流，可能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全球價值鏈縮短。在過去20多年發展過程中，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產業分工越來越細。產業分工從最發達的國家到最不發達的國家，形成了一條很長的全球價值鏈。如果現在低端制造業回流到發達國家，價值鏈會因此縮短。

特朗普經濟政策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是國際金融危機過后，大家有一個基本共識——美國經濟最大問題是消費負債不可持續。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奧巴馬政府做了什么事情？做的不是擴大生產，而是繼續擴大消費，所以從大方向上就是沒有抓住問題本質。

有人開玩笑說，美國應該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擴大生產，中國應該在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擴大消費，結果兩個大國走了兩個相反方向，中國人繼續擴大生產，美國繼續擴大消費，這是后來長達十年經濟低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點原因是，以創造就業機會為手段，有助于解決美國收入分配問題。反全球化很重要原因是，美國認為，經濟全球化有利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損害美國利益；在國內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低技能白人階層失去就業陷入困頓。

特朗普解決分配問題，沒有簡單把華爾街利益拿出來，分一塊蛋糕給窮人。他選擇為美國低收入群體創造就業機會，這樣的思路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從政治上來說，兌現了特朗普做出的大選承諾。而衡量美國復興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新創造的就業機會。

第二，特朗普力圖改變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分工，為國內創造就業機會，實際上有利于低收入、低技能階層。給他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從而實現美國收入分配改進。所以過去十年這種反全球化的潮流，現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新經濟政策，根源是經濟全球化本身出現了問題。

中美貿易如有一戰，中資企業未必首當其沖

特朗普新經濟政策首先會影響中國的出口貿易。特朗普把美國的貿易逆差等同于美國就業機會的損失，是首要任務。而中國貢獻了美國一半的貿易逆差，所以美國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不排首位，反倒奇怪。中國出口壓力的增加則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前不久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中美發生貿易戰，哪些行業、企業將受到最大沖擊。按照對美出口的規模，排出了前25家企業。在這里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對美國貿易出口最大的，是在中國生產的境外企業。所以未來即使是中美發生貿易戰，可能對大多數中資企業，尤其是從事一般加工貿易的企業，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沖擊。

中美之間如果發生貿易爭端，特朗普可能會采用敲詐式談判，逼迫中國單方面做出讓步，包括自發限制出口，單方面開放市場。有很多經濟學家認定，美國可以通過市場，通過匯率調整來平衡中美之間的逆差。但特朗普沒有兌現競選承諾，把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我想主要原因是人民幣對美元不具備大幅升值的基礎，因而依靠匯率手段來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顯然是不太走得通的。

特朗普經濟政策還有一個后果，即全球未來融資成本有上升趨勢。在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利率都處于一個歷史低點，很多國家的短期利率為負。但這樣的低利率時代即將逝去：短期利率方面美國開始加息，歐洲中央銀行表示即將放棄量化寬松，開始進入加息。歐洲一旦加息、日本將會跟隨行動。而在最近一次美聯儲加息的時候，中國人民銀行做出了反應，雖然沒有同步加息，但是通過其他手段，變相加息。

低利率時代的結束毫無疑問將提高未來的融資成本。中國作為經濟體長期享受的低利率時代即將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動力也在提升。隨著國外放松金融管制，以及特朗普推出過境稅，考慮到貿易和投資的整體布局，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前往發達國家投資，逼迫中國企業走出去。

（演講稿經李向陽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