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報微信公眾號“觀海解局”4月12日消息，記者當日從董必武（“延安五老”之一）的女兒董良翚（字讀huī）處獲悉，她的弟弟，也就是董必武的次子董良翮（字讀hé），4月11日在云南瑞麗因病去世，享年72歲。她難掩悲痛地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兩年多了，一直在積極治療。”

在上世紀70年代，董良翮是全國家喻戶曉的知青先進典型——他在河北農(nóng)村插隊落戶長達10年，直到父親去世4年后才回城。

而且，他在“文革”期間兩次無故被囚禁，時長達一年多。董必武說“你這是代我坐牢啊”。“林彪、‘四人幫’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著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董良翮說。

董必武兒女名字皆有“羽”

董必武，與謝覺哉、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稱為“延安五老”。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職。1975年4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董必武和妻子何連芝一共有三個孩子。1938年3月，長子董良羽出生時，董必武覺得當時國家的工業(yè)太差，希望他們這一代人長大后，國家能造飛機，就取名“良羽”。出于這樣的想法，女兒于1941年出生時，董老繼續(xù)在“羽”字上做文章，取名“良翚”，意即羽毛的顏色。次子1945年出生后，得名“良翮”，意即鳥翎的莖。

至于這一生，董良翮曾有一段自述：“我1945年生于延安……1968年12月，父母決定送我到農(nóng)村去。1979年，我離開農(nóng)村，回到北京，在農(nóng)機部農(nóng)業(yè)機械化服務總公司工作。我沒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學，只是在干部學院進行了企業(yè)管理專業(yè)的培訓。后來，又從農(nóng)機部調(diào)到康華公司，接著又到了海南，后來在廣州經(jīng)商。”

去年是董必武誕辰130周年，在《董必武家書》出版首發(fā)式上，記者見到了董良翚以及董必武的長孫董紹壬（該書的編者）。當時，董良翚向記者介紹：“今天我和我的很多家人都來了，由于弟弟良翮身體不好，沒能來參加今天的發(fā)布會。”

4月12日，她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兩年多了，一直在積極治療，為什么病情會突然惡化，我還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我侄子現(xiàn)在已經(jīng)趕往云南，具體的消息馬上就能知道了。”董良翚電話里難掩悲痛，對于她來說，這個消息太突然了。

據(jù)悉，董良翮的遺體告別儀式將于4月16日上午10點在芒市殯儀館舉行。

他曾被樹為知青先進典型

2009年3月，《貴陽日報》曾刊登董良翮接受魯豫采訪的內(nèi)容。

當時，他談到與父親董必武之間的關系說：“我父親對我哥我姐比較嚴厲，對我例外，對我最寬容。我記得沒上學的時候，我可以到他的辦公室隨便翻，把他的印章鎮(zhèn)紙擺到地毯上，像開坦克、開汽車那樣推著跑，玩他的眼鏡盒，把眼鏡盒的線都撐開了。我哥哥姐姐絕對不敢這么做，我可以。他有時很晚回來，我也不回自己房里睡，就在地毯上睡覺，等他回來。”

據(jù)《中國紀檢監(jiān)察雜志》（2016年第9期），即便父子如此情深，待到1969年，董良翮高中畢業(yè)，還是面臨就業(yè)難。當時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要安排孩子去部隊或工廠不是什么難事。但董必武的態(tài)度十分鮮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還是下鄉(xiāng)插隊去！”

按照父親的要求，董良翮報名下鄉(xiāng)，被安排到河北省晉縣周頭公社賀家寨大隊插隊落戶。

這一干就是10年，他虛心向農(nóng)民學習，爭著干苦活、累活，得到了當?shù)厝罕姷慕豢诜Q贊，被樹為知青的先進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一篇通訊《革命的好后代——記北京下鄉(xiāng)知識青年董良翮》，詳細報道了他的事跡。一時間，他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人物。有關他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

正當此時，卻傳來父親患上肝癌的消息。1974年，董良翮請假回京，來到父親身邊侍奉，前后陪伴了半年多的時間。1975年3月5日為董必武虛歲90誕辰，此時他已沉疴不起。4月2日，董必武病情惡化，在北京逝世。4年后，董良翮才離開河北農(nóng)村回到北京。

代父坐牢：“文革”中兩次被囚

去年7月，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曾接受記者的專訪。她表示，父親曾說起次子在“文革”中兩次無故被囚禁，“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后來，董良翮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林彪、‘四人幫’一伙為了篡黨奪權，整人的手段因人而異。對我父親，因為無權可奪，便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他們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著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但父親就是不理他們那一套。”

至于兩次被囚的經(jīng)歷，董良翮在接受采訪時曾有詳細敘述。

1966年12月的一個夜晚，董良翚接到父母從廣州休養(yǎng)地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問題。

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騎著自行車投案。他檢討了自己自“文革”以來的一些行為……說完，公安局的人讓他回家。董良翮原以為這一切都是誤會。然而，1967年1月4日凌晨，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他立即帶牙具去投案報到。21歲的董良翮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獄生活。

“當時關了兩三百人吧，都是學生，還都是我們這些各個學校的頭，大部分還是干部子女，都在里頭。”董良翮說，4月22日他們才獲釋回家。經(jīng)過此事后，董必武的耳朵聾了，身體明顯也差了。那一年他變化很大，像個分水嶺，對他的打擊挺大的。“他最后說，我是為他坐的牢。”

1968年3月下旬，董良翮準備入伍，誰知就在此時，他再度被捕入獄，一關就是半年多。兩次加起來有一年。

說到第二次入獄的感受，他表示自己被關在單間，精神壓力大。“單間比群間還恐怖。幾個月都沒人理你，每天能聽到監(jiān)獄外的喜鵲叫，就非常高興，覺得還有一個聲音能傳進來，是這種感覺。有一次我煩了，一拳打到墻上，整個手全都在流血，破了，但沒有疼的感覺。”

兒子再次入獄，父母無能為力。董必武的耳朵更聾了，步履也有些蹣跚。他作了不少詩，寫在整張報紙上，內(nèi)容都是關于兒子被捕的。為了不被人認出來，字就橫著寫、豎著寫，大字、小字拌和著寫，把整張報紙涂成墨色。直到1968年年底，在沒有作出任何結論的情形下，董良翮被釋放出來。

（原題為《董必武次子去世，“文革”中曾兩次被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