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倭寇-胡宗憲的抗倭策略-經濟學偏好的歷史敘事-社會學偏好的歷史敘事-出山與入海-游宦與還鄉-績溪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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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績溪三胡都可說是悲劇人物。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悲劇的成因各不相同。以胡宗憲為例，他在中國歷史上以抗倭著稱。倭寇為禍，主要發生在15、16兩個世紀，大致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5世紀正逢日本和朝鮮半島局勢動蕩，日本的浪人武士和朝鮮半島的流民糾集為寇，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沿海往來劫掠。倭寇活動最劇烈的時候，時常沿錢塘江、長江和吳淞江等沿海河流，溯江進犯，侵入內陸，太湖流域各府縣，常常一夕數驚。績溪這樣離海岸超過400公里的山區小城，竟然也不能幸免。績溪志記載倭寇入侵兩次，均發生在16世紀中期。正是在這個時期，胡宗憲任浙（江）直（隸）總督，主持抗倭大局。當時的倭寇為患的原因，與15世紀頗不相同，因為日本浪人武士和朝鮮流民沿海為寇的浪潮趨于平息，16世紀倭寇的主體是中國人，大多是因海禁政策生計無著的沿海漁戶和不能正常從事貿易的走私商人。

倭寇的成因是很復雜的。明朝實施海禁，對海外貿易防范極嚴，東亞和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傳統貿易路線中絕，僅剩的貿易形式是各國入明朝貢的時候征集商船隨行，貨物在港口按值征稅后，由市舶司統一購買。因為沒有其他的貿易渠道，海商紛紛以朝貢為名行貿易之實。入貢次數一多，皇帝起了疑心，規定各國入貢的時間和次數，施行繁瑣的堪合制度（一種用事實上的配額制）。因為這個原因，市舶司和到港船只經常發生摩擦。1523年，日本兩支從事勘合貿易的船隊（大內氏和細川氏）在寧波市舶司發生沖突，大內氏船員突然暴起，殺傷細川氏船員和明朝市舶司官員，劫掠港市后解纜入海而去。此后，日本遣明船走向衰落而走私貿易興起。明朝海防和海禁愈嚴，沿海走私貿易愈興，雙方各自強化武裝，沖突升級。這種情形，儼然就是19世紀歐洲各國在東亞海域尋求貿易導致中西沖突的歷史預演。

胡宗憲雖然是文人出身，但并非清流。他抗倭的策略是剿撫并用。收買離間之類，自然是家常便飯，形勢緊迫的時候甚至付錢讓倭寇退兵。東亞海域最強大的武裝走私貿易集團的頭目王直，是胡宗憲的徽州同鄉。招撫王直是胡宗憲抗倭策略的核心，最后卻因為與同僚浙江巡撫意見不合，功虧一簣。當時中央政府政爭激烈，封疆大吏不得不選邊站隊，胡宗憲被視作嚴嵩一黨。他名義上是抗倭的最高負責人，但顯然在政治上受到掣肘。嚴嵩倒臺后，胡宗憲兩次被彈劾。第一次彈劾，皇帝有意保全他。第二次被彈劾，罪名增加了一條駭人聽聞的假詔罪，也即偽造皇帝的圣旨，于是下獄。胡宗憲寫長文向皇帝剖白自己，皇帝不做回應，他就在獄中自殺了。

胡宗憲死后，他的抗倭策略被戚繼光等人所繼承。但倭寇消失，并不是因為明朝在軍事上取得了最終勝利，而是恪于形勢，不得不解除了海禁。沿海漁民生計有所出，周邊國家能與中國正常進行國際貿易，武裝走私變得不再必要，倭寇也就漸漸平息了。

貿易帶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可以消除有組織暴力犯罪和叛亂，這是經濟學偏好的歷史敘事。社會學偏好的歷史敘事就要復雜得多。皖南、浙西和贛北的山區，因為地形原因，向來匪患甚烈。地方志上關于大小叛亂的記載，簡直不絕于書。山地是逃避國家統治的避難所，也是叛亂活動的溫床，這一點詹姆斯·斯科特已經反復論述。他還說，山民并不是某種古老生活方式的現代遺存，就像許多民族主義者和文化尋根主義者主張的那樣。山民是一種不斷更新的政治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是與谷地和平原國家相對存在的政治現實。山民的來源是復雜的，其中很多是從平原和谷地遷移到山地的移民，移民的原因之一是為了逃避國家統治，簡言之，一旦農民無法承受稅收和勞役，就不惜放棄土地、農業技術和文字文化，變成山民。從國家的視角而言，農民變成山民，意味著文明的退化。從山民甚至農民而言，情況全然不同。在農民和山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身份可能發生轉化的地方，意味著較大的生存空間和更加靈活的生存策略。

如果農民/山民的生存空間繼續被壓縮，就會發生叛亂。普通叛亂和地方割據，其實只有一線之隔。隋末歙州人汪華據有六州（宣、歙、饒、婺、睦、杭），稱吳國，自號吳王；唐末錢俶在錢塘稱王，都杭州，對吳淞江流域的開發貢獻很大。這些割據勢力在軍事上能夠自存，有賴于天目山和黃山阻隔了長江中下游勢力的東進。但這種阻隔又是有限度的。隋唐鼎革，汪華不久歸唐，被封為越國公；趙匡胤才攻下南唐，錢俶即獻土歸宋，可見他們的明智。

北宋時，摩尼教徒方臘在歙州造反，官軍平叛后，將歙州改為徽州。徽的意思，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是綁腿，從中引出美善之意，但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認為，其本義是指三股線（也有說是九股線）編織的繩子。改歙州為徽州，有綁縛之意。北宋滅亡時，趙氏宗室南下，自覺長江不足據，于是選擇杭州作為行在，仍然是借重山區作為軍事屏障。這和汪華、錢俶甚至方臘的故事，并無本質分別。

失去山區的屏障，就只有入海一條路了。宋末元軍占領杭州后，文天祥等人就是帶著小皇帝退到海上，沿浙江、福建、廣東海岸漂泊。元末，江西人陳友諒占據長江中游的九江，臺州人張士誠占據長江下游的蘇州，唯獨鳳陽人朱元璋起家是在淮河流域，但朱元璋一旦據有金陵，立刻進駐宣徽，控制了從長江流域到錢塘江流域的通道，后來與張士誠爭天下，就具有了戰略優勢。張士誠問鼎失敗，殘部退入海上，并沒有向明朝臣服。這是朱元璋下令海禁的原因之一。滿清入關，明宗室從北京退到南京，接著退往浙江和福建沿海，和南宋滅亡之際文天祥的逃亡路線，是完全一樣的。靠著臺灣海峽的阻隔，鄭成功父子（老家在福建泉州）尚能割據臺灣多年。為了封鎖鄭氏，清朝仿照明代舊例，又實施了幾十年海禁。

海和山一樣，都是帝國的邊疆地帶。胡宗憲時代的倭寇首領中，王直（日本文獻稱汪直。汪姓在徽州極常見，可能是王直母親的姓氏）是徽州歙縣人，本來是在中、日和中南半島之間從事貿易的舶商，且和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一樣，在日本有貿易基地（鄭芝龍在日本娶妻，生鄭成功）。其時葡萄牙人剛剛開辟繞道好望角的亞洲航路，王直將葡萄牙商人引入日本，并先后在寧波外海的雙嶼、舟山的瀝港等地開辟了國際性的走私貿易港口。王直絕非一般海盜商人，明人自己也說，王直的訴求無非“要挾官府，開港通市”。他實際上扮演了東亞海域貿易秩序維持者的角色。雙嶼、瀝港先后被摧毀后，1557年，胡宗憲招撫王直，許其不死。王直上岸，旋遭浙江巡撫誘捕，1559年被殺，胡宗憲未能兌現承諾，也就喪失了作為談判者的信譽。王直死后，東南沿海的武裝走私集團缺乏制約，盜賊蜂起，一時為甚。1565年，胡宗憲下獄身死。兩年后，海禁解除。

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看，胡宗憲和王直這兩個徽州人的死，是不折不扣的悲劇。但歷史像走馬燈，總是悲劇轉鬧劇。記得前些年有人在徽州修王直墓，引起歷史民族主義者的不滿，有人專門從南京去毀墓，當時報道甚多。一建一毀，都不是圍繞歷史，而是圍繞歷史敘事和對歷史敘事的解釋發生的。

胡宗憲時代的黨爭，自然要延伸到歷史敘事之中。嚴嵩的政敵、上海嘉定人徐玠主持修撰的《明實錄》中說，胡宗憲私德不彰，貪污腐化，在大營與幕僚挾伎為樂。這些記載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至今很難說清。不過，當代旅游業鐘愛的不是《明實錄》上的春秋筆法，而是有人情味的軼事。史書對胡宗憲是褒是貶，對他的故鄉龍川一帶的旅游事業沒有任何影響。據說胡宗憲少年時曾在龍須山上的寺廟中讀書，我猜想遲早這座寺廟會重新出現在游客面前。其實，1564年胡宗憲被罷職，到他再度入獄，中間有兩年時間是在龍川度過的。那是命運懸而未決的兩年。身在徽州的山水之間，卻心懸紫禁城里的風吹草動，胡宗憲的精神狀態一定極端緊張。但反過來說，就算胡宗憲身死異地，在史書上聲名狼藉，也并不妨礙他永遠生活在故鄉和宗族之中。

宋之后，游宦與還鄉成了科舉制度的兩個面向。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特別是安徽南部的山區地方，在宋、明和清三代科舉中取得的成功，特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游宦與還鄉的循環。如果鄉村士子登科之后一去不返，科舉就變成了抽水機，鄉村最終難免陷入資源匱乏、人才凋零的境地。但官員在仕途終結之后告老還鄉，意味著他們不在鄉的時候仍然會持續對家鄉投入資源。對接這種資源的形式，往往是宗族。

其實，直到近代，像胡適這樣的地方名人，也仍然是通過這種形式回饋家鄉的。績溪博物館藏有幾通胡適信札，一來二往，談的都是在家鄉辦學、修路、建醫院、修志等事。歷史上安徽南部因為土地有限，年輕人口總是不斷流出，但離鄉與返鄉既然在一個人的生命周期中是循環發生的，人口和資源的平衡就能夠維系在一個平衡點上。這和最近20年中人口流出的形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績溪博物館落成不足10年。去時是雨后的下午，天氣悶熱。博物館位于縣城老區，周圍是連片的民居，建筑很好地融合在面館、電信營業廳、理發店和服裝店之間。館內空間相當大，沿展陳線路一路走過去，多處在布展施工，因未開空調，如同進出幾個巨大幽暗的山洞，尤感濕熱。但展廳之間有兩處內部庭院，如同徽派民居中常見的天井，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

博物館建筑設計如此現代，相對而言，展品的數量、質量和陳列方式，就要遜色一些。

比較可珍貴的展覽有兩個。其一是以沙盤模型的形式展出績溪幾個重要古村，可以直觀看出地理環境（山、水、可耕地）對村莊聚落的形成及其最終形態的決定作用。這些古村都是聚族而居，而聚族而居是大規模外來移民的特征。歷史上這一帶屬于山越故地。東晉以來，北方漢人家族不斷南遷到這里。每逢改朝換代，人口地理的諸因素就會發生重新組合。在大規模移民過程中，移民群體必然要與土著居民發生沖突。歷史上這種沖突不但激烈，還曠日持久，常常延續數代人乃至更久。山區作為匪盜藏身和活動的主要區域，占據了較好位置的村莊需要時時警惕零散的武裝劫擾，在戰爭時期努力自保，就更不用說了。今天尚存的古村莊有周密的空間規劃，特別是對水的強調，顯然有軍事防御方面的考慮。換句話說，這種空間形態極有可能是為了應對暴力沖突發展出來的。

博物館內還有一個規模很小、但位置很核心的胡適展覽，展出胡適與族人、鄉人之間的信件，以及他盡心盡力參與籌劃故鄉建設的遺言與遺物。胡適平生事跡主要發生在大城市，一生開風氣之先，與他長期生活在上海和北平這兩座近代中國歷史的中心城市密不可分。但胡適身上傳統的一面（比如他經常被人提到的婚姻和故鄉情懷），則與他少年時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傳統和現代在胡適身上既有沖突，也有調適，如此才合成他奇特而豐富的人格。展品數量不多，但足可以讓人對胡適有一種不同于固有印象的親切的認識。

2021年是中共建黨100周年，關于胡適的常設展旁邊，是中共在績溪進行山地游擊戰爭的特展展板，數量很多，事跡寫得很細，很能增進游客對這一山地作為地理-文化單元的特色和歷史延續性的認知。

走出展廳，進入一處庭院。天并沒有黑，只是天氣緣故，光線很暗淡，一群群燕子來來回回地掠過。燕子抄水，必有飛蟲。庭院一角有水池、噴泉和堆石，是建筑師對徽山徽水的象征性表達，如今變成微型生境，吸引食物鏈上的各種生命，上演著永恒不息的戲劇。

（本文作者夏佑至系作家，著有《蒙塵記》、《上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