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的供應鏈政策正發生著根本性的改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積極推進“走出去”政策，鼓勵企業到成本低廉、市場前景好的國家投資，在全世界建立生產、銷售體系。然而在現今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不散的肅殺態勢下，日本重新對供應鏈進行了檢視，提出了強韌供應鏈的戰略目標。基于經濟安全的考量，它開始鼓勵企業將生產基地多元化、分散化以及戰略物資本土化。這些舉措顯示日本供應鏈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往的“國際化”、“全球化”概念在淡化，取而代之成為主流思維的是“本土化”“區域化”。

日本原本在考慮全球的生產、銷售布局時，首要考慮的是成本、效率和收益，即經濟效益。然而現今的國際局勢使得日本不得不把經濟安全放到了首位。也就是說，國際局勢的突變是日本供應鏈政策改變的主要原因。

日本采取了哪些政策來重組供應鏈？這些政策對與日本有著密切經濟關系的中國會帶來什么影響？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分析。

日本供應鏈重組政策的基本內容

日本供應鏈重組政策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增強國內生產能力、開拓多元生產基地、防止重要技術流失與建立供應鏈國際互補機制。

（一）增強國內生產能力

首先，日本開始通過補貼支持企業擴大國內生產，減少進口依賴。日本2020年5月宣布實施“作為供應鏈對策的促進國內投資事業費補貼”政策。該政策的目的是對生產高度集中在特定國家的產品和對國民健康生活極為重要的產品，支持企業擴大國內生產能量，以減少對進口的依賴，緩解供應緊張局面，降低供應中斷風險。該政策稱，企業投資廠房、設備、系統和生產線，可以申請國家補貼。補貼對象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以降低國外生產集中度為目的的投資。日本企業在中國進行著大量的半導體、電動車、電池等產品及零組件的生產。如果企業將這些生產線遷回日本國內，或在日本國內建設新工廠，大企業可獲得相當于支出經費1/2的補貼，中小企業可獲得2/3的補貼。補貼金額上限為150億日元（約合8.9億元）。

第二，以緩解暫時性供應緊張為目的的投資，指在醫療口罩、呼吸機等醫用品、醫療設備等方面的投資。企業在日本國內建設新工廠、增加生產線等，都可以申請國家補貼。大企業的補貼率為支出經費的2/3，中小企業為3/4，補貼金額上限為150億日元（約合8.9億元）。

第三，兩個以上中小企業聯合增加生產規模以降低供應中斷風險、提高整體效益的投資。比如，兩個以上中小企業通過合作增加生產規模、提高了設備開工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或者通過技術互補使供應來源擴大、銷售渠道擴展、生產靈活性提高等，就可以申請這類補貼。補貼率為支出經費的3/4，金額上限是150億日元（約合8.9億元）。

該補貼政策在2020年5月-7月和2021年3月-5月兩次公開募集申請企業。第一次募集的預算金額是3060億日元（約合180.5億元），第二次募集的預算金額是2108億日元（約合124.4億元）。第一次募集有1670家企業申請，146家企業最終獲得批準，補貼金額為2478億日元（約合146.2億元）。146家企業中，56家與降低國外生產集中度有關，占獲批準企業總數的38.4%，它們的產品涉及半導體、飛機、車載電池、稀土金屬、面板多個行業。其他90家企業與緩解供應緊張局面有關，占獲批準企業總數的61.6%，它們的產品主要是消毒酒精、口罩、醫療外罩、醫用手套等醫用品。第二次募集有280家企業申請，151家企業最終獲得批準，補貼金額為2095億日元（約合123.6億元）。151家企業中，130家與降低國外生產集中度有關，占獲批準企業總數的86.1%。它們的產品涉及半導體、電動車、海上風力發電多個行業。這些企業中有66家的產品屬于核心元件。另外21家企業和緩解供應緊張局面有關，占獲批準企業總數的13.9%。它們的產品主要是疫苗注射針、注射器、醫用橡膠手套、醫藥品低溫物流設備等。總的來看，有近300家企業獲得了補貼，其中超過六成的企業是因為實施了降低國外生產集中度的投資。

其次，日本還決定重建半導體的國內生產體制，啟動了先行開發項目。日本于2021年6月公布了半導體產業戰略，決定加大投資，重建生產體制，以增強供應鏈韌性。

在技術突破方面，日本認為微細化是當今半導體技術發展的重要方向。與半導體制造流程的前工序相比，后工序的微細化技術發展得更快。將模擬、存儲、感應等多種芯片疊置的小型化、縮短芯片間接線的高速化和省電化、將多個電路板疊置的高性能化等是當今半導體制造的尖端技術，日本在重建半導體生產體制中，要把這些技術作為投資重點，并且要利用這些技術來進一步提高前工序的效率。

在如何推進半導體戰略方面，日本計劃實施“后5G基金計劃”，啟動兩個先行項目：“微細化流程技術開發項目”和“多電路板重疊流程技術開發項目”，由日本的半導體設備企業、材料企業和臺灣的半導體企業合作開發尖端邏輯半導體技術，在此基礎上建立國內生產體制。目前，在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協調下，索尼、豐田、三菱電機和臺積電已達成協議，在日本建造首個20納米半導體工廠，生產用于汽車、工業機械和家用電器的芯片，防止未來出現短缺。日本希望企業投資能達到1萬億日元（約合590億元）。再者，日本將集中投資下下代半導體制造設備、材料的研究開發，重點扶持在尖端半導體制造流程后工序中要用到的設備元件、碳納米管下一代突破型儲存器技術，并且加大對商業應用的政策支援。日本還組建了國家級技術攻關體制。這個體制以國立的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開放創新聯合體（TIA）為核心，日本半導體設備制造企業、材料企業以及外國企業為成員。開放創新聯合體（TIA）的成員，除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以外，還包括物質材料研究機構（NIMS）、筑波大學、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KEK）、東京大學、東北大學。 

（二）開拓多元生產基地

因為不可能將所有產品的生產都撤回日本國內，所以，日本還支持企業開拓多元生產基地。日本在2020年5月制定了“海外供應鏈多元化支援”政策，對生產高度集中在特定國家的產品和對國民健康生活極為重要的產品，支持企業對供應鏈進行多元化和分散化，將生產從特定國家遷往以東南亞為中心的國家，以增加供應來源，降低供應中斷風險。根據該政策，企業在此過程中所支出的費用，可以得到國家補貼。具體包括三類。第一，土木、建筑工程費用。第二，與機械設備等有關的生產費用、購買費用。第三，改造費用。補貼率分為三種情況，大企業為支出費用的1/2，中小企業為2/3，中小企業集團（指兩個以上中小企業組成的集團）為3/4，補貼金額為1億日元（約合590萬元）到50億日元（約合3億元）不等。

截至2021年6月底，日本已經四次募集申請企業。其中的三次是對設備投資的補貼。從這三次的募集情況來看，71家企業獲得了批準。按設備分類，醫藥醫療產品27家，電子產品24家，汽車產品17家，稀土產品3家。按國家分類，越南30家，泰國13家，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各8家，緬甸2家，老撾、柬埔寨各1家。總體來看，與醫藥醫療、電子產品相關的設備投資居多，汽車產品的設備投資也占有一定比重。投資對象國家中，越南居第一，占42.3%；泰國居第二，占18.3%，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分別占據第三，占11.3%。日本以越南、泰國為中心開拓多元生產基地的特征十分明顯。

此外，第四次募集申請企業，是對企業的商業可行性調查進行補貼。企業在正式決定在某地生產之前，一般要對當地商業環境進行調查。這次的海外供應鏈多元化支援政策也把調查費用納入到了補貼范圍。從募集情況來看，21家企業獲得了批準，主要涉及機械、電子、材料、稀土、醫療設備等產品，以及電子商務平臺、食品流通、物流、鐵路運輸等領域。由此可見，日本現在不只是將生產基地轉移到東南亞，還在考慮在東南亞建設物流、電子商務平臺等基礎設施。調查對象國家包括：泰國7家，越南6家，印度尼西亞3家，印度2家，馬來西亞、新加坡、柬埔寨各1家。越南、泰國仍然是日本最重視的國家，但也開始考慮印度、新加坡等國家，在東南亞地區建立更廣泛的供應鏈。 

（三）防止重要技術流失

日本認為，中美貿易摩擦態勢已經影響到了自身的經濟安全環境，日本必須加強技術監管，避免地緣政治動蕩對技術地位造成沖擊。日本2019年提出對重要技術進行全面管理，采取“知”“育”“守”“用”措施，即掌握重要技術分布，集中資源培育重要技術，防止重要技術流出，推進重要技術商業應用。日本還修改了《外匯與外國貿易法》（簡稱《外匯法》），收緊了技術投資和出口監管。從供應鏈的角度看，這就是要把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增強供應鏈的可控能力。

《外匯法》的修改重點，是將外資收購日本上市公司股份時的申報門檻比例從原來的10%下調到1%。這意味著日本上市公司在接受外國投資時將受到更嚴格的約束。《外匯法》對外資收購日本上市企業股份采取分行業監管方式。《外匯法》把行業分為“指定行業”和“非指定行業”兩類，指定行業又分為核心行業和非核心行業。對于外資來講，當收購對象企業屬于核心行業，就必須向有關部門事先申報；如果屬于非核心行業，則可以豁免事先申報義務，但必須滿足一定條件并且事后報告；如果屬于非指定行業，則僅需要事后報告。

原來被列為指定行業的有12個，它們是武器、飛機、核能、航太、可用于軍事的通用零組件制造、網絡安全、電力、燃氣、通信、上下水道、鐵路和石油業。2020年6月，日本又追加了兩個行業，一個是與疫苗、先進藥物有關的醫藥制造行業，另一個是與人工呼吸機、心肺機、透析機、起搏器、輸液泵有關的高端醫療設備行業。指定行業的數量看似不多，但是其中的“可用于軍事的通用零組件制造”行業的范圍非常廣，幾乎涉及了所有制造業，因此，實際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將受到影響。這可以從日本財務省公布的監管清單中得到佐證。

2020年5月8日，日本財務省公布了關于外資收購所需要事先申報、滿足條件并事后報告以及事后報告的目標上市公司清單。3800家日本上市公司被列入清單。其中有518家屬于核心行業，占清單公司總數的13.6%。這些企業所屬的行業非常廣泛，如汽車、電子、電機、半導體、機器人、化學、制藥、電信等都在此列。并且被列出的企業都是些耳熟能詳的企業，如日立、東芝、豐田、本田、田村制造所、京瓷、三菱電機、富士電機、軟銀集團、日本電信電話等企業。外資在收購這些企業股份超過1%時需要事先申報。另外，有1584家企業被列入非核心行業，占清單公司總數的41.7%。這些企業的行業也很廣泛，也有很多著名企業，如發那科、任天堂等企業。外資在收購這些企業股份超過1%時，雖然不需要事先申報，但必須達到一定條件并且事后報告。 

（四）建立供應鏈國際互補機制

 經過多年來的國際化經營，日本已經和很多國家建立了密切的經貿關系。

近幾年日本加強國際合作的重點對象是東盟。日本與東盟經濟部長會議在2020年4月20日發表了“應對新冠疫情的經濟強韌性倡議”，表示要保持雙方緊密的經濟關系，減輕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加強經濟韌性。該倡議明確了雙方進行合作的領域與內容。日本與東盟經濟部長會議接著在7月28日出臺了“日本東盟經濟強韌化行動計劃”。該項計劃包含了50多項具體措施。在供應鏈韌性方面，計劃實施“強化海外供應鏈韌性計劃”，由日本東盟經濟產業合作委員會（AMEICC）事務局負責，支持企業以降低生產集中度為目的增加對東盟的投資，對企業購買設備、實施商業調查提供補貼。并且計劃啟動若干項人才計劃，幫助東盟國家培養人才，提高生產供應管理能力。再者，還著手構建應對供應鏈危機的合作機制。如支持東亞與東盟經濟研究中心（ERIA）設立強化供應鏈韌性的持續性項目，開展調查研究，舉辦產學官研討論壇，對建立應對危機的合作機制提出制定政策。另外，著手建立與東盟的貿易手續數字化系統。主要就是使用區塊鏈技術，建立“貿易信息合作平臺”，使發貨單、船載貨物證明等的數字化，進而達到通關手續等數字化。數字化通關系統的建立，會大大提高交易速度和監控力度，保障東南亞供應鏈的穩定安全。

日本還在東盟之外尋求與更多國家及地區的合作。2021年4月27日，日本、澳大利亞、印度三國的經濟部長發表了“供應鏈強韌化倡議（SCRI）”，內容概括為三點：通過貿易手續數位化來促進貿易及其順利化；通過改善商業環境、供需匹配等促進投資及其順利化；支持以生產基地多元化為目的的設備投資。日本還和澳大利亞、印度、東盟共同舉辦了“供應鏈強韌化論壇”，探討如何在印太地區加強供應鏈韌性和提高產業競爭力。日本至今為止在東盟建立了較完善的供應鏈，現在計劃要與印度相連接，建立范圍更廣的供應鏈。2021年4月，日本還與美國、歐盟、中國臺灣合辦了“重組供應鏈，促進理念相近伙伴間的韌性”的論壇，共同發布“鞏固供應鏈安全的聯合聲明”，以加強在供應鏈重組與韌性方面的咨詢與合作，鼓勵將供應鏈布局在理念相近經濟體的區域，以確保供應鏈不受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日本供應鏈重組政策的影響

日本的供應鏈重組政策已經開始產生實際效應。政府的政策推動，大大提高了企業對供應鏈的安全問題的重視程度。這表現在申請政策補貼的企業數量上。如，促進國內投資補貼政策在第一次募集申請企業時竟有1600多家企業報名，以至于不得不增加預算進行第二次募集。從企業的申請內容可以看到，口罩、呼吸機等醫藥品及醫療設備的數量最多，這表明日本企業準備要在國內投資生產這些產品，不再依賴進口，也就是說，投入中國市場的醫用品及醫療設備的生產將回歸日本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時，日本企業盡管在中國工廠生產了大量的口罩，但卻無法運輸到日本，使得日本國內口罩供應一度斷鏈。

現在，由于有政策補貼，不僅原來的口罩生產企業增加了國內生產，甚至有許多原本不生產口罩的企業也斥資生產口罩，很快日本國內的口罩供應就恢復到了供應充足的局面，這意味著從中國進口口罩會有相當程度的減少。同時，也有很多企業申請在日本國內或是東南亞進行半導體、電動車、車載電池、飛機、海上風力發電設備、稀土金屬等戰略物資、特別是其核心元件的生產。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也中斷了這些物資從中國的運輸，日本國內使用這些產品的企業不得不停工待料。今后這些產品在中國的生產也可能會逐漸減少。近年來由于受中國人工成本上升、匯率變化等的影響，已經有一些日本企業陸續將工廠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日本的供應鏈重組政策有可能會加速這種趨勢。

日本的供應鏈重組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可以分兩個層次觀察。第一個層次，是日本企業在中國生產、出口到日本及其他國家的產品。供應鏈重組的重要內容就是將這些產品或改為在日本國內生產、或改為非中國生產。因為除了疫情影響之外，還要避開美國對中國制造課稅的風險。對中國來說，出口減少必然會帶來就業、稅收以及相關零部件生產的減少。第二個觀察層次，是在中國國內銷售的部分。中國國內的需求依然存在，日本企業當然不會放棄這個市場機會，因此，日本的供應鏈重組對這個部分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等的生產走上了軌道，經營成本又低于中國生產的話，在中國市場銷售的產品也很有可能變成從外國進口。在這個意義上看，日本供應鏈重組有可能減少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生產總量。

（作者劉湘麗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本文摘自《產業藍皮書：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2021）》，經作者審訂，授權澎湃新聞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