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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筆下的“胡大軍機”:九一八事變前小朝廷的最后時光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翌年2月清帝頒布退位詔書,結束二百六十余年的統治。同時民國政府以優待清室為條件,保留了末代皇帝溥儀在紫禁城的居住和體面,以及皇室的園林和私產,終以和平方式完成了走向共和的鼎革。但在清室退位之后,復辟之聲不絕于時,在癸丑(1913)、丙辰(1916)、丁巳(1917)諸年先后都有復辟的謀劃甚至行動。而隨著北洋政局的日漸動蕩,一面是清室復辟行為招致社會上的反對之聲,一面是民國政府對于優待條款難以維持,紫禁城周圍漸漸集聚混雜著舊矛盾和新問題。時至1924年,由于北京政局的再一次動蕩,第二次直奉混戰過程中,馮玉祥所部從直系前線倒戈,突然發動政變。對清室來說,最大的突變就是遜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是為清遺民筆下的“甲子蒙難”。此后,在日本人的幫助保護下,溥儀除短暫停留醇親王府外,從1925到1931年都到天津做起了寓公。雖然被逐出紫禁城,但小朝廷當時在體制上仍保留了多個辦事處,如天津、北平、兩陵(東陵和昭西陵)、奉天等地,其目的分別是為溥儀、留駐北京的太妃、兩陵(東陵和昭西陵)、沈陽的一宮兩陵等所設,辦理相關禮儀和財務等事務。天津“行在”辦事處更因直接侍奉溥儀而尤受重視,在溥儀寓津最后的時間里,這個辦事處的主管就是胡嗣瑗。據現在所能看到的,胡氏留下了1931年將近一年在天津“直廬”的日記,保存了溥儀出奔東北之前小朝廷最后的一段珍貴史料。
日記作者胡嗣瑗,字晴初,一作琴初,別字愔仲,號自玉,貴州開州(今貴州省貴陽市開陽縣)人,原籍廣東順德。清同治八年(1869)出生,光緒庚子、辛丑(1901)并科舉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三十四年(1908)授職編修,宣統元年(1909)捐道員銜,翌年分指發往直隸試用,曾以候補道員任天津北洋法政學堂總辦。入民國后,充任馮國璋幕僚,1915年任江蘇金陵道尹、將軍府諮議廳長等職,參與馮氏機要事務。在此前后,積極參與歷次清室復辟的謀劃和行動,與劉廷琛、萬繩栻等人穿插于馮國璋、張勛等眾軍閥之間。1917年張勛復辟時,被授予內閣閣丞一職。此后長期居住杭州,與陳夔龍、沈曾植等滬杭遺老多有交集。1924年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后,追隨左右,成為親信。在天津時又任辦事處主管,參與機密。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追隨溥儀奔赴東北,歷任偽滿洲國執政府秘書長、參議府參議等職。1939年,辭去官職,仍受偽滿官方禮遇。只是胡氏卒年尚未能確定,學界現有1945(《中華民國史﹒人物傳》第三卷中張學繼所撰胡嗣瑗條)、1949(汪朝光《抗戰時期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的統計與分析》)等不同說法。

胡嗣瑗的《直廬日記》原件藏于遼寧省圖書館特藏部,后由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等機構影印出版。但在該影印版的前言中,誤將“直廬”視為胡氏的書齋號。實則所謂“直廬日記”,即胡氏在天津辦事處的值班日記。在清朝,“直廬”的故事就有如徐珂《清稗類鈔》“南書房舊直廬”條所言,是翰林入直之所。而且據溥儀《我的前半生》記載:“胡嗣瑗在清末是個翰林,張勛復辟時與萬繩栻同任內閣閣丞,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張園,他被人起了個外號叫‘胡大軍機’,意思是有人要見我或遞什么折子給我,是要先經他過濾一下的。我因為相信這個人‘老誠忠實’,所以同意陳寶琛的意見,把這個類似秘書長的任務交給了他?!币蛑^“胡大軍機”的稱呼及其擔任的職務,天津辦事處也被視作小朝廷的軍機直廬。而據現在所見溥儀的日記,雖有“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期間日記存篇”的篇目,但只有1926和1928年的部分。而《直廬日記》起自1931年2月17日(農歷辛未年正月初一),止于同年10月22日(農歷九月十二日),時值胡嗣瑗隨從溥儀居住天津最后時期。其中詳細保留了小朝廷的辦事記錄,可謂溥儀在天津最后時期的實錄。
關于這部日記的內容,羅繼祖先生很早就在《瑾戶錄》中加以介紹,指出日記除記錄胡氏家庭和本人私事之外,記載“直廬”的公事尤多。羅氏分類節錄日記中的諸多重要片段,如小朝廷的貸款與解款、楊崇祺債務案、昭西陵被盜案、淑妃文繡離婚案、溥儀賞賜匾額、私賣字畫、與日本人交往等等。尤其是昭西陵被盜一案,羅氏專列一條目加以介紹,均是日記最具價值的地方。此外,王慶祥的《淑妃傳》中,曾將《直廬日記》有關淑妃離婚案的內容也加以整理節錄,作為附錄。但需指出的是羅、王二人的整理引錄中多為節錄,釋讀文字錯謬較多,因此《直廬日記》需要有一個完整且較為完善的整理版。而且《直廬日記》中還記錄了胡嗣瑗與眾多清遺民的酬唱集飲,也多有遺民晚境的記載,對于了解這批人物當時的遭際和生活多有幫助。

此外,在這次整理中,整理者發現胡嗣瑗在日記中有抄錄詩詞作品的習慣,而且詩詞題目開頭往往有“抄”或者“不抄”的字樣,且日記中也有“抄入詞稿本”的記錄。因此可知胡氏本人應有保存自己文字的習慣,但偽滿覆滅后,其遺稿則不知去向了。故在整理釋讀《直廬日記》之余,整理者盡己所能,搜集了胡氏存世的詩文作品,以《胡嗣瑗詩詞輯存》和《胡嗣瑗遺文輯存》之名作為附錄,希望形成一本較為合格的胡嗣瑗集,全書名稱改為《胡嗣瑗日記》。只是書成之后,閱虞坤林《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得知,胡氏尚有《辦事記要》稿本一部存世,為1926年9月23日至1927年1月13日間的日記,也藏于遼寧省圖書館,此次整理遺憾未及收入,只能待于來時。此次的輯錄文字中有些早已由學界前輩整理分享于學林,如《甲子蒙難紀要》等重要文獻,本次輯錄一概收入,一并向先進致謝。輯錄的所有文獻除拍賣品外,盡量全部標出文獻出處,以便讀者按圖索驥核查原貌。最后還應叢書主編張劍老師的要求,為日記做了人名字號索引,以便閱讀研究使用。
(《胡嗣瑗日記》收入張劍、徐雁平、彭國忠主編“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即將由鳳凰出版社出版。本文系整理者為《胡嗣瑗日記》撰寫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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