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城鎮的發展也改變了勞動者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勞動者與生產工具之間的關系。在手工作坊時代，工人們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工作地點也在居住地的附近，他們甚至可以帶著作為生產資料的工具到處闖蕩。而大機器生產中的工人必須集中到工廠上班，也需根據訂單與機器的開動而有了嚴格的上下班時間。正如19世紀中期的一位英國記者報道：“沒有一個曼徹斯特的工人沒有鐘表，這是他們須臾不可離開的東西……有一個忙碌的擺，在整個世界面前公開而公正地擺動著。”最重要的是，在大機器為主導的工廠之中，個體的工人在大機器面前成為了可被替代的人，而在手工作坊時期，工具如何離開了個體的人，那什么也不是。

隨著機器化大生產的發展，工廠規模迅速擴張，早期的工廠村莊逐漸變成了工廠城鎮，甚至有些成為了工業大城市。因為機器與工廠的集中，工人們也集中居住，而早期絕大多數工人的居住條件極其惡劣，擁擠的棚戶區和地下室成為了工人們的棲身之處，而骯臟的環境又成為了疾病蔓延的沃土，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曾引用了一位醫生的話：“工人常住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從光纖、空氣、空間、清潔各方面來說，是不完善和不衛生的典型，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男人、婦女、兒童夜晚擠在一起。男人們上日班和上夜班你來我往，以致于床鋪難得有變冷的時候。這些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航臟，不通風，成為傳染病的發源地”。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一種更為系統化的“福利工作方法”被應用到工廠城鎮進行規劃之中，工人居住空間被視為一種社會福利，與廠址空間的規劃同步進行。這與美國國會通過工人補貼費、工作時間、婦女最低工資、老年退休金等議案，以及“工人賠償金”制度（1902年）、最低工資規定（1912年），八小時工作制（1916年）處于同一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被稱為美國的進步時代，用一種“福利資本主義”的方式去應對社會的貧富分化和工人的生活狀況惡化，同時也調節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

《筑夢：美國住房的社會史》中寫道，美國實業家們將這種新型的工業規劃并非視為慈善事業，而視為有利可圖的商業投資，福利住房可以成為促進生產的工具，因為規劃學家曾表示“生活在標準工廠城中的工人，其工作效率比其它工人高25%-30%”。通過帶有工人居住住房的工廠城鎮的規劃，實業家們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工人，使他們免受激進政治運動和工會的影響，而全家租用企業的住房生活會增強員工對企業的依賴性。同時，通過對福利工程的分配，加強公司員工的等級制，一般來說只有熟練工人才能搬進企業鑄造的住房。但這種曾紅極一時的帶有家長制統治方式的工業城鎮在1920年代大蕭條時期走向衰敗。

從上述歷史分析可以看出，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工廠城鎮的規劃建設都是以生產為中心的，而生產之外的休憩、休閑功能，伴隨福利資本主義興起才逐漸被納入空間設置規劃之中，但又隨著經濟危機迅速隱去。在一定程度上，蘇聯的城市建設中也借鑒了這類工廠城鎮的一些空間建設經驗。但社會主義的蘇聯，并非出于平抑勞資的緊張關系而推進勞動者的福利，各級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工人階級是蘇聯的領導階級，因而在它的現實主義城市規劃之中注重樹立勞動者的主體性和平等的社會理念。蘇聯的工業城市設計保證了居住區與工廠區的有機聯系，通過計劃經濟的手段注重精細化、標準化的空間設置，包括工人從住宅區到工廠所花費的時間、工人勞動與居住的平均面積，都有詳細的規劃。在空間的分配中，非常注重踐行平等的理念，試圖用空間上的平等設置以體現社會的平等，建設了一個指標控制下的以生產為中心的城市空間。這也對中國的工廠區產生了影響，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之中，對于工廠空間的規劃中必然包括著對工人居住區（家屬區）、工人集體活動區域的考量，甚至在一些中大型企業中產生了一種作為社會單元的“工廠社區“。這種工廠社區除了組織生產之外，甚至建立了一整套服務福利體系，涉及到員工及家屬子女的教育、住房、娛樂等方方面面，可謂生老病死無所不包。因而在空間設置上呈現為不同的工廠社區被大院圍墻所分離，不用走出圍墻就可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絕大多數問題。在住房、教育市場化的今天，這種社區一方面因其便利、福利與所建立的親密社區聯系而被懷念，另一方面也因其自成體系而被指責會導致地方社區的割裂，尤其當圍墻外是生活條件不如工廠區的廣袤農村地區之時。

“狼文化”與過于休閑的生產空間之沖突

據媒體報道，華為小鎮這個“綠色新基地”將要容納3萬研發人員，華為大學、研發中心、中試中心等將搬遷至此。12個建筑群——它們分別仿造的是牛津、溫德米爾、盧森堡、布魯日、弗里堡、勃艮第、維羅納、巴黎、格拉納達、博洛尼亞、海德爾堡、克倫諾夫等十二個歐洲小鎮——將承擔華為的工作職能，這意味著華為員工們每天都可以乘坐小火車，穿行在十二個建筑群之間，進行一場景點的“集郵”。

這種對異域風情的復刻，在中國并不罕見。在百度中搜索下“異域風情的小鎮”，排名在前面的全都是中國的歐洲小鎮，如“走訪廣東五個異域風情十足的歐洲小鎮”、“國內20個異域風情小鎮，七夕帶她去享受異域浪漫吧”。很顯然，這些異域風情的小鎮多為旅游而建，它們試圖成為游客的凝視對象，給予游客一種浪漫的想象，是旅游經濟的物質產物。

但華為小鎮出現的令人迷惑之處在于，這種被凝視的外國景點式樣的建筑出現在了一個最以生產為中心、甚至帶一些禁欲文化的公司之中。一個以“奮斗者”為本的公司，一個將員工牢牢地與“工作”捆綁的公司，建設了一個充滿觀光休閑趣味、期待被凝視的工作區域。而旅游作為一種休閑經濟，與以生產為中心的工作倫理并不兼容。正如John Urry指出，工業社區將工作從娛樂、宗教活動和節日中分離出來，正是人們前往旅游勝地的原因之一，大眾旅游和19世紀工業化息息相關，“大眾旅游者的凝視最早來自于北英格蘭工業城鎮的貧困街巷”。在現代社會工作和休閑被組織成為兩個分離的、有條理的社會實踐領域，觀光和旅游凝視恰恰是為了與生產工作區隔開來，是對工業城鎮所設置的空間秩序的一種逃避。

作為一個以“虛擬受限股”的方式讓多數員工能夠參與到公司發展分紅、被稱為具有獨特股權設置的共享型公司，華為一面開創了一種讓更多的勞動者參與到勞動果實分配的經濟運營模式，一方面也以奮斗者文化為榮，通過各種考核機制、晉升體制鼓勵拼搏奮斗的員工，需要員工申請成為自愿放棄帶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費的奮斗者，用華為的創始人兼精神領袖任正非的話說就是“30多歲年輕力壯，不努力，光想躺在床上數錢，可能嗎？”以這種奮斗精神為支柱的華為創造出了世界領先的企業，但同時圍繞在成功上的烏云也包括 “過勞死”、“加班文化”，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坊間流傳的中年裁員。可以說，華為的形象在成長于商業經濟時代、消費社會之中的年輕人看來一點都不酷。

所以，華為拋棄了整齊劃一的寫字樓，試圖在風景優美的湖邊復制12個歐洲小鎮這一行為，可以被視為華為在文化上的一種努力，將“異域風情”的建筑設置或者符號包裝用于員工的日常生產生活之中，一個不太酷的公司或許能夠實現“品味”階躍。畢竟，中國的房地產行業熟諳此道，吳靖、王穎曜在《可見的地產和不可見的家——解讀房地產廣告的文化政治》中指出，在“中海安德魯斯莊園”、“南方碧水康橋”、“萊頓小鎮”、“東方斯特拉福德小鎮”這些挪移西方建筑風景的中國樓盤廣告背后，則是用一個烏托邦的視覺世界來作為一種品味的象征，“作為整體，西方成為中國房地產廣告景觀中的貴族階層，代表著財富、地位、高貴和一切地產商希望嫁接到空間與建筑中的社會意涵。借助西化的景觀，中國的新貴想象性地融入了全球上層的行列，將大眾遠遠地拋在貧困的本土”。

華為企業人格的空間塑造：新貴象征還是福利遺產？

華為創始人自然與房地產商們不同，他應該沒有想讓大眾被遠遠拋在貧困的本土，實際上華為使得許多貧苦家庭出身的年輕人實現階層的跨越，過上了中產的生活。華為小鎮有意地拋卻了社會主義傳統的生產空間的外在表現形式以及中國的建筑文化傳統。建筑并非是一堆指標的集合和平等的象征，也不是權力等級秩序的象征，而是需要成為品味或者新貴的象征性表達。在這種浪漫化的空間想象中，華為所援引的是西方的文化資源和貴族想象，脫離了現實與歷史、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去原樣復制一個空間，這也正是華為為人詬病之處。但很明顯，這個舉動有著現實功用。以往的事實是，盡管華為在東莞早有相關產業布局，但很多員工選擇通過班車在深圳-東莞兩地通勤，作為大都市的深圳依然作為理想的目標而存在。可能是任正非也看出來大都會具有的某種“腐蝕性”，深圳飚飛的房價足以讓任何腳踏實地、艱苦奮斗賺錢的人懷疑自己的勞動是否有意義，畢竟所有的汗水得到的回報遠遠低于投機的“炒房”一族，而大都會的技術圈中廣為流傳的創業暴富神話、上市圈錢流言，難說不會影響華為年輕人對事業的態度以及人生抉擇。

在房地產市場飆升之前，華為的老一代奮斗者通過自己的努力，許多都在深圳買了房安了家，但是對于新一代奮斗者來說，扎根華為獲得的經濟回報在日益高企的房價面前顯得捉襟見肘。與此同時，土地成本高企的深圳難以為華為提供工業資本擴張所需的廉價土地，資本通過空間的拓展前往土地成本更低的區域成為了大勢所趨。那么重新尋找建設一個空間，填補新老奮斗者之間的落差、鞏固腳踏實地奮斗的工作倫理，成為了華為的必然之路。

在華為拙劣地復制12個歐洲小鎮建筑外表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個挪移到了松山湖畔的全新空間，也在被華為自身的企業文化所澆鑄著。顯得過于“休閑”的華為小鎮，用一種視覺符號的方式宣告著華為對于這片新土地的占有。華為小鎮空間設置中不難讓人想起曾經的 “工廠社區”，勞動者的勞動空間、居住空間、生活福利都被納入了規劃設想之中，據稱與12個歐洲小鎮一路之隔會有5000套華為人才公寓設置，而在離華為小鎮更遠的區域將有更多配套住房地塊以及配套的教育娛樂地塊。在坐著小火車圍繞著12座歐洲小鎮之時，華為的年輕人或許可以在更加浪漫的想象之中，在華為提供的各項企業福利之中，暫時忘卻五十公里之外笙歌鼎沸的深圳。在媒體披露的華為內部公告中指出，華為小鎮將開啟“一個全新的工作方式，一個全新的工作理念。”盡管這個“全新”究竟如何，并無明示，但有一點毋庸置疑，華為是想要開啟一個讓年輕人扎根東莞的新時代。一個遠離塵囂的浪漫“異國小鎮”，能不能在文化上抵抗住大都會的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一個曾用共享股權的方式激發起奮斗工作倫理和集體意識的公司，能否用更具“情調”、擁有更完備的福利體系的空間中去完成奮斗帶來美好前程的承諾？這些都留待我們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