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伯特·賴爾在1949年的著作《心的概念》里引入了“機器中的幽靈”（Ghost in the Machine）的概念，這是對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的諷刺。賴爾并不認同笛卡爾主義者的常見論斷：“每個人都有一個軀體和一個心靈”，他說：“我將常常有意貶抑這個理論，把它叫做‘機器中的幽靈的教條’。”

當然，在《心的概念》和《攻殼機動隊》之間還缺了一環，那就是1967年出版的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機器中的幽靈》，這本號稱“應該被所有關心人類未來的人們學習”的書并未掀起太大波瀾，但所幸影響到了畢業于大阪藝術大學美術部油畫科的昆蟲愛好者士郎正宗。

庫斯勒提醒所有人注意賴爾沒有提醒的事情，那就是“否定機器中的幽靈的存在——亦即否定心靈依存其中，并主導其行為的肉體——我們會面臨心靈蛻變成陰鷙的幽靈的風險。”什么意思？庫斯勒是著眼于社會現實，提醒人們，本體論從來不是純粹的哲學思辨，它牽扯到社會道德、政治法律、文化迷因。

二戰時日本人的精神勝利法，極端恐怖分子的宗教狂熱，庫斯勒寫作這本書時席卷各地的學生運動，乃至他本人因為政治立場的屢次遭囚（他不斷重復寫作自己如何在被圍困的空間內利用心靈與自己對話，這本身就是獨立復合體—Stand Alone Complex的一種隱喻），都是在驗證這種風險。

當然庫斯勒并不支持二元論，或者說他對本體論毫無興趣，而是用意識的層級系統來代替心靈在傳統本體論討論中的位置。他認為意識是分層級的，無意識、潛意識、模糊意識、清醒意識、過度意識，它們的狀態是對身體事件的反映，而意識層級的變化反映出對事件本身的認知程度。

就好像經常練習，玩家可以邊玩游戲邊直播，這時老媽進來遞了杯水，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因而手忙腳亂，這種意識層級的改變，就是本來熟極而流已經下沉至潛意識的行為被打斷導致意識層級的突然改變，因而決策暫時失靈。這種意識的“躍遷”，和意識控制身體的復雜平衡，正是人之為人的重要標志。庫斯勒說：“機器不能變成人，但人可以變成機器。”

在庫斯勒開辟的新領域里，《攻殼機動隊》走出了一條折衷的路，既討論身心二元論，又討論反身心二元論的風險，既討論心靈離開身體是否存在，又討論離開“機器”的“幽靈”有多大危害，既討論文化、社會范式對人的認知，又討論人自身對自己體認的直感……用“殼”來代替“機器”本身就是折衷，是東方文化對西方哲學傳統的沖調。

補充完這些背景資料，來說一說為什么《攻殼機動隊》這首部真人電影版是部只有殼卻沒有幽靈的大爛片。

原版動畫為什么會花大量篇幅在恐怖主義襲擊、跨國陰謀、網絡攻擊這類惡性事件上？從根本上講，就是為了印證庫斯勒的概念，無限放大的心靈（那些追求純粹精神、那些肉體得到強化因而心靈控制能力也一并增強了的靈魂）并不向善，反而有可能墮落。

就文化而言，則是三戰、四戰之后新的文明沖突（在神山健治執筒的TV版中，未來的文明沖突更為激烈，畢竟加入了何為人這一意識形態譜系，還記得那個把全身都賣掉了的大阪商人嗎），從觀感來說，正是因為它每一集都扎扎實實講好一個公安九課運用各種裝備、戰術、策略解決事件的故事，和市面上賣萌賣腐玩弄設定的貨色不同，才成就了它神作的地位。

而電影版呢？最大的陰謀居然只是篡改一下少佐的記憶，做幾個人體試驗。天哪，在動畫版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輛車的自動駕駛系統被入侵，有多少公共交通管制被篡改，有多少人死于意識迷失，又有多少難民、恐怖分子、網絡極端自由派、傀儡師、笑面男在搞各種各樣的陰謀，編劇就只能想出這種貨色？我非常懷疑編劇只看過《Arise》，還沒看完。

又或者杰米·莫斯、威廉·惠勒、伊倫·克魯格自信對“賽博朋克”這種科幻類型了如指掌，畢竟這是正宗的美國文化產品，所以拼湊幾個核心程式就可以完成一次教科書式的示范了。他們可真是想錯了，士郎正宗沒有一部漫畫作品遵從了最傳統的賽博朋克套路。

他沉迷于設定，在《蘋果核戰記》里花好幾頁描繪城市的生態系統和警察裝甲，在《攻殼機動隊》里寫了一堆注釋來解釋種種細節，核心永遠是推演復雜設定下事件的合理走向，仿生人能不能夢見電子羊，黑客應不應該和公司王國（corporatocracy）作輸死的斗爭，科技會不會毀滅整個世界。不，這些都不是重點，對神山健治和押井守來說也不是。

但編劇們終于還是把士郎正宗的細節堆砌、神山的社會實驗和押井守的玄學思辨下沉為三流設定——一家破公司想開發一款能改變人類未來的新產品。是的，一家叫做派拉蒙影業的美國公司想開發一款新產品，公司想要來一點異國情調，于是選了部日本漫畫，不想丟失主流市場，所以主角變成了白人女性，又不能太主流，所以背景加入了東京和香港雜糅的街景已經種種俗到爛大街的文化符號。

于是在亞洲觀眾的眼中是這樣一幅畫面，美國人帶著慣有的傲慢，改編了日本漫畫，將它的主人公置換成白人女性，她和她的同謀“空降”到亞洲城市，在那里享受一點異國情調，接管那里的蝴蝶夫人，在對亞洲文化的消費中再次確定了自己的中心地位，并且昂著傲慢的頭說：“看看那些亞洲元素，看看那些漢字，你們特么怎么能不掏錢。”

重點從來都不是事情原本是什么樣，事情可以做成什么樣，重點是離家出走的反叛少女素子被改造成了白人女性米拉，自由、平等、獨立地掙走了一份本來屬于亞洲女性的片酬，還要高談闊論自己對作品主旨的理解，殊不知這恰好是整個事件中最沒人在乎的一部分。瞧，這件事多么“賽博”，大家插著電子腦就嗨了，又何必相互理解。

也正因為沒有人愿意停下來稍微理解一下彌漫在劇場版中的東方氛圍，他們也就只能在原有的軌道上走那么遠，盡管他們拼貼了好幾段動畫劇情的真人還原，老實說，我希望參加禁止斯嘉麗·約翰遜演出任何打戲的眾籌活動。

生死去留，棚頭傀儡。一線斷時，落落磊磊。這是什么？這是命，命真是一個完美的東方概念，曖昧、模糊，進退自如。你說一個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去做了，她就知道自己活著，是個人類？一出生就接受全身義體化手術的草薙素子和大腦嚴重創傷全身機甲的凱麗同志會告訴你，不，想得而不可得，才是常態。

《蘋果核戰記》里被士郎正宗堂而皇之擺出來的義體化男性和人類少女的戀愛問題，在素子那里終于變成了淡淡的情愫，剝皮男連自己喜不喜歡剝皮都不知道，他只是覺得戰爭還沒有結束，你說確信自己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就是人類，那有的是渾渾噩噩無所適從的肉體凡胎，你要說拼盡全力，把握住每一件想把握的事，就是人類（機器只能遵照程序把握一兩件事，比如跳舞機器人），庫斯勒會告訴你那不過是把人變成機械，押井守會告訴你，就算盡了全力，能把握的終究有限，生生死死，都有命定，不妨灑脫，既然灑脫，又何妨勠力一搏。草薙素子同志為什么一直待在公安九課，連徹底放棄肉身和傀儡師合二為一，成為永生不滅的網絡幽靈都拒絕了？因為在這里完成的每一次任務，都讓她完整地把握住了每一件事，并遵從了自己的正義，盡管這正義非常有限。

想要什么，努力奮斗，實現目標，這是美國式的工具理性，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將原本充滿韻味、復雜而生動的世界觀和大問題降格成了智障的自我認同危機，而且是一男一女兩個智障，這兩個智障怎么就突然知道了對方是誰呢？怎么并排躺了一會兒就想明白了一切呢？是的，你確信你自己是誰，你就是誰，你確信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就是人類，這是笛卡爾的二元論，是前前《攻殼機動隊》時代的事了，拿前朝的劍來斬本朝的官，呵呵。或許這里面隱藏了更高級的政治正確，白人女性斯嘉麗·約翰遜確信自己是一名16歲的日本東京都叛逆少女，這讓她覺得自己活著。如果是這樣，那真是太正確了，起立鼓掌，就是電影實在是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