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下午，廈門大學歷史系鈔曉鴻教授在校舉辦了主題為“授之以漁——史學論文的選題、寫作與發表”的學術講座。這是由刁培俊副教授主持的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必修課“史學研究與論文寫作”課程系列講座之一。鈔老師首先從學理層面講述了關于史學論文選題、寫作和發表的方法要義與經驗技巧，繼而又以其《涇渭清濁：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義》（刊于《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一文示例，分享該文寫作與發表過程中的具體經驗。鈔老師力求其所談方法符合實際，具體可行，并且從個人經驗出發，強調一己之得。作為三個小時的演講，當然有血有肉，不乏風趣幽默，而以下紀要僅述內容要旨，聊供學者參閱。

一、史學論文的選題

何炳棣先生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曾推崇數學大師林家翹的一句話，并用以概括當年的清華精神：“要緊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萬不要作第二等的題目。”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4頁）學界有人總結說，何先生力主研究大題目、解決基本問題。如何處理選題問題，鈔老師將其闡釋為三個方面：有前途、有條件、有優勢。他認為最理想的選題最好三者俱備。

所謂有前途，首先是有基礎性，例如何炳棣先生的《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便是典范。本書之后，凡嚴謹的明清人口史論著，其學術史無一不從何先生的基礎性研究談起，原因就在于他厘清了最基本的概念與問題，后來者完全無法繞開。其次要有前沿性，尤以能解決前沿問題、引領潮流者為佳。此外還要有后續性，所選議題可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礎，可以擴展為多項后續研究。

所謂有條件，是指具有進行研究的可行性。其中最關鍵的是史料條件，史料不宜過多，可以在有限的條件下做到搜羅殆盡；也不能過少，以至無法支撐基本論證。史料之外，可以實現的研究手段，及可以保證的研究費用（實地調查、查閱資料的費用等）等也需要考慮。

所謂有優勢，是指能夠充分發揮自身條件，達到事半功倍。一是要結合個人才性，譬如富于數理知識者，可從事經濟史研究；長于抽象思維者，可從事文化史研究，等等。二是要結合學校與學科特色，比如廈大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底蘊深厚，在廈大從事史學研究，便應積極借鑒社會經濟史的理路方法。三是要結合地域優勢，比如從事區域研究，可選擇典型地域、自己熟悉地方（比如家鄉）作為研究對象。

二、史學論文的寫作

1.學術史

鈔老師尤其重視對學術史的梳理。他指出，如今學術史已是一種國際規范，是一種“硬功夫”，最能體現學者的學術水平和論著的學術價值。在大多數學術報告中，實際只要講清楚學術史即可，具體的論證過程反而可簡略帶過。

由于當前對網絡資源的倚重，一些學習者在搜尋前人成果時，首先看重雜志，主要通過“中國知網”檢索而得。然而檢索只是初步工具，“中國知網”定有遺漏且限于國內，因此真正的功力有時體現在搜尋不著錄于各數據庫的重要論著。雜志之外，著作是另一個重要的信息來源。雜志和著作所引用的論著，又提供了順藤摸瓜的線索。

還有幾個重要的范疇尚未引起足夠重視，鈔老師對此作出特別強調。其一是報紙。民國時期的某些報紙，如民國時期天津《益世報》等，有很強的學術性，似非今日報紙可比，吳晗等學者曾在其上發表高水平的論文。再者報紙上的一些考察報告，也是值得重視的史料。其二是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內部資料等。這些資料有的頗不易見，學者也多不注重收集，但實則蘊含豐富的信息。譬如會議論文，許多名家名作往往首見于此，但國內圖書館一般卻不予收藏，學人也大多不夠重視。鈔老師預言，不遠將來必定有人取名家名作初見之學術會議論文，與其正式刊發之文稿比對，探討學者研究思路的變化過程及其時代特征、背景原因。又如一些地方文史資料，對一般人而言價值很小，但對該問題的研究者而言，卻是“奇貨可居”。

梳理學術史，眼光不能局限于境內，真正的學術研究是不分國界的，海外的、國際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必須注意。一般而言，至少歐美和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不應忽略。同時，眼光也不能僅局限于所研究專題，應當旁涉相關論題。總之，梳理學術史，要“圍繞研究主題，超越時空范圍”。

對于學術史，鈔老師強調主要梳理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前人使用了哪些史料？有哪些史料未曾使用？其二，前人使用了哪些方法？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是否還有其他方法？用其他方法是否能夠得出其他結果？其三，前人取得了哪些認識？包括對史料的解讀、觀點、提出的問題等。其四，前人研究的旨趣何在？同樣的問題，學術旨趣不同，走向便各異。

鈔老師認為，梳理學術史所要達到的目標是：既要總結前人的共識與成就，以避免重復研究；更要發現其分歧與不足，以尋找進一步研究的可能。這是史學論文學術價值的決定性因素，唯如此，方能體現自己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2.史料

關于史料，鈔老師強調首先需注意其來源性質。目前學界關注較多的是史料的載體，從有形到無形，從文字到口述，從實物到儀式，史料的范疇已經得到大幅擴展。但鈔老師更關注史料的口徑，強調比較不同相關方、不同群體、不同樣本的史料。譬如研究兩個家族之爭，如果所使用的族譜、碑刻、訪談等史料均出自其中一個家族，縱然載體多樣，依舊有失偏頗，必須同時使用兩個家族的甚至旁觀者的史料，方能平允全面。再如，研究華北的土地分配問題，應將共產黨、陳翰笙、卜凱（John Lossing Buck）、滿鐵以至當代的魏宏運先生等等各方的調查結果相互比較。因此，史料的口徑在研究矛盾、斗爭、邊緣、中心、族群等問題中至為關鍵，其重要性甚至駕乎史料的載體之上。

在錄入和解讀史料時，要做到信息齊全，盡可能將相關的作者、書名、卷數、版本、頁碼等信息全部寫清楚，“畢其功于一役”；又要追本溯源，探尋相關記載的最早出處。比如地方志中記載某建筑“今廢”，此處“今”字不可遽然理解為該部方志編修之時，因為方志的記載多有承襲前志者，所以應當依次追溯前代方志，才能大致弄清楚所謂“今”究竟指何時；又要比較對照，對比相關的各種記載；最后還要刨根問底，發現疑點，一定要窮追不舍，直至水落石出。

針對當下學界盲目追求“新資料”的風氣，鈔老師特別強調應辯證看待新舊史料，新史料未必能解決舊問題，舊史料未必不蘊含新內容。因此治學者應注意舊資料的新內容和新解讀，以及新資料的舊內容和新發現。此外，對于歷來多不被重視的“假”資料，恰可努力發掘其“真”內涵，例如用以研究造假者的心態和意識等。

3.方法

鈔老師首先強調應重視傳統方法，例如版本、考釋、編年、再現等方法。有說法謂：中國歷史上缺乏學派。但鈔老師認為，中國歷史上產生過最偉大的學派，即乾嘉學派。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實則同近代以來影響深遠的蘭克史學如出一轍。此方法、此理路是歷史學的不變之“經”，史學研究應以歷史學的方法為本，而不能以短擊長。他批評當下舍棄歷史學最基本的方法而好言借用其他學科方法的現象，形象地喻之為練硬氣功者轉習芭蕾舞，實屬舍本逐末。當然，歷史學不能固步自封，也要積極借用其他手段。無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只要有利于推進歷史研究，皆可借用。不過須要明白：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對于有關史學方法的兩個熱點話題，鈔老師也給出了其獨到見解。其一，針對跨學科的熱潮，他認為所謂的跨學科應該是跨門類。歷史學與鄰近的人文學科的結合，自屬理所當然，未來的史學研究應努力同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聯姻”。當前的史學研究，可謂進入一個“后學科”的時代，許多論著多是以問題為導向，以解決問題為歸宿。其二，針對統計分析方法的廣泛使用，他強調具有相關關系未必具有因果關系。例如費正清為《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作序時明確指出：“對當世學人試圖對諸如出生和死亡、遷移、糧食產量、營養不良、殺嬰，及其他許多對中國過去六個世紀的人口有影響的因素作數量分析方面，中國的史料不能作為可靠依據，何博士將成為表明這一點的最后一人。”（葛劍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序》第2頁。）然而在1959年該書英文版面世以后，甚至在1989年該書中譯本出版以后，國內仍有論文不解其開創性研究的價值而就“丁”的問題進行人口計量研究。

4.撰寫

鈔老師認為，就論文標題而言，應言簡意賅，突出主題。就結構而言，應體現邏輯性、平衡性、層次性。就行文而言，在遣詞造句方面，詞語樸實文雅，句子寧短勿長；在段落方面，應突出中心、承上啟下；在引文方面，應做到引用自如、畫龍點睛，不應贅引。此外，應特別注意首尾呼應，盡量做到前有問題，后有結論；前有伏筆，后有升華。一篇優秀的論文最好既解決問題，又提出問題。

三、史學論文的發表

鈔老師主要就投稿和修改兩個方面談了發表史學論文的注意事項。

關于投稿，首先要善于選擇雜志，所選雜志應涵蓋文章的主題范圍，而所投文章應符合雜志的總體風格。譬如在《近代史研究》上能夠刊發的文章，或許很難在《文史》上刊發，其中可能就有兩者風格差別較大這一緣故。再者論文要符合雜志的規范，包括注釋的格式、字數的限制等等。最后一定要遵守學界共守的一些規則，不能一稿兩投，舊文另發。

鈔老師強調，在修改過程中，一篇優秀論文要充分吸收各方的修改意見。對于責任編輯的意見，因其見多識廣，操作有度，要盡量聽從。對于外審專家的意見，要善于吸收，即使存在誤解，也應反思自己可能造成誤解的原因所在，并予以消除，非研究有素的頂尖學者不會參與著名刊物的審稿，故其所言多屬經驗所得；如果確實有異見，并且有十足把握，應有理有據，禮貌回應。

四、具體示例：《涇渭清濁：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義》

國際環境史研究面臨一個基本難題，即如何將對自然本身、環境與社會經濟的結合、思想和文化三個層次結合。這種結合不是湊在一起、篇幅擴大，而是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環境中研究路徑方面，存在著一個明顯分歧：更偏重生態史的取徑，還是更注重社會文化史的分析？“實際上這幾個方面是‘相互嵌入’（inter-embeddedness）的，孤立（externalize，或可譯為外化）其中的某一個方面，就會失去人類生活、思想以及自然嵌入在一起的重要事實其中的某一個方面，就會失去人類生活、思想以及自然嵌入在一起的重要事實。”這篇論文的選題意圖，便是嘗試將自然生態、景觀以及社會文化有機結合，為環境史研究探尋一個新的取徑。

該文的主題是“涇渭清濁”，關于這一問題，自古以來眾說紛紜，現代水利、地理、歷史地理、文學等領域均有大量研究，其中不乏名家。鈔老師對前人成果進行了廣泛搜羅，包括刊于臺灣《“中央”日報》1974年2月17日的一篇罕為人知的文章也為其所注意。通過對這些成果的仔細梳理，認識到這一論題仍存在進一步的研究空間：其一開拓水文及相關數據的利用與分析。其中對含沙量數據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年或月，而是落實到以天為單位；其二探討乾隆年間闡釋“涇以渭濁”詩句的目的及其功用。最后則體現該研究對于環境史研究的意義所在。

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除一般史料之外，鈔老師還廣泛搜集了檔案、碑刻、方志、筆記、文集、報紙、水文觀測中的相關記載，在現有的條件下，幾乎窮盡所應囊括的史料，共抄錄了數十萬字的資料，其篇幅足堪擴展為一部厚重的專著。并且結合實地考察，利用水利學的相關數據及分析方法，“對涇渭二水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多年含沙量數值進行逐年逐月逐日比較”，僅此一項就耗費數月時間。在定性與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為清代以來的“涇渭清濁”問題作出定讞。他復以乾隆年間對涇渭清濁的調查以及由此展開的吏治規訓為個案，探討自然環境與社會認知等層面之間的互動關系，推進環境史研究。其研究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鈔老師透露，這篇論文從最初構思到正式發表，前后歷時近八年之久。以此為例，鈔老師向后學傳授漁魚之法，其思路之新穎與用功之深久，每令在場同學振聾發聵，為之嘆服，深感學術之路道阻且長，須勤勤懇懇、腳踏實地。

【演講人簡介】

鈔曉鴻，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常務理事暨古代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史學會理事、中國明史學會理事、中國商業史學會理事。主要從事明清史研究，近年來側重于明清以來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互動關系研究。著有《生態環境與明清社會經濟》《明清史研究》等，主編《海外中國水利史研究：日本學者論集》《環境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社會科學》（2篇）、《歷史研究》（5篇）、《中國經濟史研究》（6篇）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曾多次榮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