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福爾摩斯的文學原型，西姆斯提出了兩名候選人。首先是愛倫·坡筆下目光如炬的偵探杜賓。由于害怕別人說他抄襲，柯南·道爾很快就承認了這筆債務：在《血字的研究》中，華生醫生把福爾摩斯比作了愛倫·坡的偵探。而正如杜賓的故事發生在巴黎偏僻、黑暗的后街，福爾摩斯的故事也發生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市郊。此外還讓柯南·道爾產生影響的焦慮的，是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以及他筆下的偵探——弗羅利澤王子。早在福爾摩斯之前，弗羅利澤王子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倫敦街頭轉悠，尋刺激。于是，下面這件事或許就不是什么巧合了：多年以前，當這位王子的創作者還是愛丁堡大學的學生，也與一名叫約瑟夫·貝爾的醫生相識。

1917年，全世界都記住了一個叫“列寧”的化名。

化名列寧是為了躲避沙俄的秘密警察。在沙皇治下，顯白的政治文本難以出版，但對小說和詩歌的處理要相對寬松些。當然也不盡然。尼古拉斯一世堅持要在普希金的詩歌付梓之前親自閱讀它們。但無論如何，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俄國的政治文化，俄國的文學和政治彼此滲透的程度是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列寧從小就生活在高級文化的智識氛圍中。他的父親是省國民教育總監，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每個周日的午后，烏里揚諾夫家總會回蕩著誦讀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的聲音。高中時，列寧愛上了拉丁文，他的老師甚至寄希望于他成為一名語文學家和拉丁文學者。他能讀維吉爾、奧維德、賀拉斯，以及羅馬元老院演說的原文；在流亡的二十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讀了《浮士德》。1917年4月，列寧預備在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卻遭到了同志的抨擊，他引用梅菲斯特的話反駁道：“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

列寧喜歡讀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這部描寫土地貴族遲鈍、懶散、空虛的長篇小說為俄語貢獻了一個新詞：奧勃洛莫夫作風（oblomovism）。列寧認為這種作風不僅存在于上流社會，在還滲透到了下層沙俄官僚，甚至一些布爾什維克黨人也無法免疫。在與人辯論時，列寧總會把對手比作俄國小說里那些令人厭惡的次要人物。

無疑，給列寧，以及整整一代俄國激進分子造成最大影響的作家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從監獄里私帶出來的烏托邦小說《怎么辦？》是那一代人圣經：正是這本書使列寧變得激進，而這，遠在他與馬克思相遇之前。為了表達對這位老牌的激進平民主義者的敬意，列寧把他1902年出版的首部重要政治著作同樣命名為《怎么辦？》。

當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卻激怒了一些業已成名的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他充滿敵意地攻擊了車氏的小說，因此遭到了激進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的回擊。屠格涅夫動氣了，他在一次公開活動上遇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大聲吼道：“你就是一條蛇，杜勃羅留波夫就是一條響尾蛇。”老實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并不好讀，但它確實在方方面面都非常激進，尤其在性別平等的議題上。納博科夫討厭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出了名的，在他最后一部俄文長篇小說《禮物》（The Gift）里，他花了五十頁的篇幅嘲弄這位作家和他的圈子。但納博科夫也承認無法忽視車爾尼雪夫斯基，承認在出身好的作家對待平民出身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態度中，有那么一絲階級優越感。

就列寧的文學趣味而言，古典主義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他完全無法適應俄國，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現代主義——馬雅可夫斯基一點也不對他的胃口。但列寧的不少同事卻對新生的現代主義運動抱有同情，包括布哈林和盧那察爾斯基。盧那察爾斯基是現代主義運動在政府中的支持者，而同他一起在人民教育委員會工作的，還有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因為內戰期間紙張短缺，究竟該出版政治宣傳單還是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一度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列寧堅持前一個選項，而盧那察爾斯基則相信后者會更有效。

以上關于列寧和文學關系的討論來自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可以說，他本月出版的《列寧的兩難：恐怖主義、戰爭、帝國、愛與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bellion）頗令人期待。

1917年，卡夫卡安然地接受了自己患肺結核的診斷。

從某種程度上說，疾病解放了卡夫卡。現在，一個不容置疑的理由聽憑他調用，他可以借故躲避社會責任，借故放長假寫作，甚至，借故不為人夫、為人父——他很快又一次解除了婚約。卡夫卡希望用自然療法來改善自己的狀況，他需要健康的飲食和干凈的空氣，于是，歐洲中部山區的療養所便成了最佳去處。不過，深刻地影響了卡夫卡生命最后時光的卻是愛情。在德國的一個濱海度假勝地，他遇到了一個叫多拉·迪亞曼特（Dora Diamant）的女子。她成了他的情人、伴侶，以及他生命最后數月的照料者。

最近，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終于出全了賴納·施塔赫（Reiner Stach）歷時二十年寫作的三卷本卡夫卡傳記：《卡夫卡：早期歲月》（Kafka: The Early Years，1883-1910）《卡夫卡：關鍵歲月》（Kafka: The Decisive Years，1910-1915）《卡夫卡：頓悟歲月》（Kafka: The Years of Insight，1916-1924）。三卷皆由謝莉·弗里希（Shelley Frisch）自德文譯為英文。而這最后寫作、出版的一本，恰恰是傳記的第一卷《早期歲月》。因為施塔赫一直在等待可以讀到卡夫卡遺著保管人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手上的文件。之前，這些文件由于種種原因，一直不見天日。因此，施塔赫的《卡夫卡：早期歲月》是第一部讀過布羅德三大卷日記后寫出的卡夫卡傳記。

施塔赫的工作之一是把年幼的卡夫卡和年長的卡夫卡置于一道比較。比如他發現卡夫卡小時候經常滑冰，但在其后來的筆記或文學作品中，滑冰一次都沒有出現過。另外通過施塔赫的書寫，我們還得知：卡夫卡的店主父親雖然被兒子視為暴君，但其實也是苦出身，自力更生，開店養家；卡夫卡早年上了德語，而非捷克語學校，由于民族主義的政府的打壓，他起初受到的教育十分有限；卡夫卡在保險公司工作時十分勤勉，同事和同行有口皆碑，退休前，他已是法律部的負責人，只不過他不愿通過擁有、收集女人或東西來獲得安全感；卡夫卡雖然后來過起了禁欲的生活，但年輕時也常流連于酒吧和妓院；卡夫卡對全球性的事件很冷漠，或者至少是不敏感的，當他得知德國對俄國宣戰，照樣去游泳；卡夫卡與唯靈論、社會主義都眉來眼去過，但長期吸引他的，還是猶太復國主義關于建立猶太人的祖國的抱負。他甚至想過要移居巴勒斯坦（還在晚年學習過希伯來語），只是這個想法對他而言太不實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