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始創于1990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被譽為“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獎”，會集中展示過去一年中國考古最新成果，也會呈現中國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術。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將于4月12日在京揭曉，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私家歷史”欄目借此機會邀請文博考古學界的專家、學者、學生對一些項目稍作介紹，以期更多讀者了解考古發掘，為公共考古略盡綿薄。

今年25個候選名單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很興奮，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的越窯遺址、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西安的漢唐昆明池水系的發掘、貴州老牛坡等等，項目大都有著填補地區歷史、復原古代人類活動的意義，能入圍的這些項目，它們的發掘和保護工作本身也都非常細致。作為公眾和作為考古學生，真想每個遺址都去看看。

有一個項目，我想一般讀者可能一下子不是很好理解，圖片上看基本只有零散的石塊以及一些破碎的骨骼。這就是新疆青河三道海子遺址群，名字似乎也比較拗口。

2015年三道海子遺址群及查干郭勒河墓地發掘位置示意圖，圖上白色點標明的地方是組成遺址群的各個遺址點。（圖片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網站）

三道海子遺址群-花海子三號遺址發掘鳥瞰圖

三道海子遺址群-成拜特D23和D24發掘航拍圖

三道海子遺址群-成拜特D10石圍及剖面

三道海子遺址群-江布塔斯村四號墓地M1－3

考古工作者在現場（以上圖片來自社科院中國考古網）

三道海子遺址群與阿爾然大墓

三道海子所在的青河縣位于新疆北部的中蒙邊界，遺址群在地理單元上屬于阿爾泰山的分水嶺。考古發現巨型石堆遺址3座、中型4座，小型百余座，鹿石約48通，還有許多巖畫地點。這種大量出現的石圍石堆，和分布在蒙古西部、俄羅斯阿爾泰山地區的同類遺址非常相像，屬于游牧人群的祭祀遺址。發掘者認為，三道海子的石圍石堆，在建構材料、形制布局、主方向的選擇上，以及鹿石類型、動物藝術主題等方面，和俄羅斯圖瓦阿爾然王陵非常相似，可能是同一游牧人群的遺存，是夏季禮儀地點。

阿爾然（Arzhan）墓群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位于阿勒泰北部俄羅斯的圖瓦共和國境內。1970年代初，前蘇聯考古學家格里雅茲諾夫發現阿爾然1號墓。2001年，考古工作者又發現了阿爾然2號墓。兩座大墓年代在公元前650年至前600年，首要特點是體量非常巨大，出土物品眾多，其中黃金制品的數量極為龐大。1號墓石圍直徑達120米，高4米，墳冢下是由松木構筑的帳篷狀木構架，一共分隔成70個放射狀墓室。被盜較為嚴重，出土共計殉葬馬匹160頭。2號墓規模稍小，直徑80米、高2米，墳冢下分布著26個土坑。為了防止被盜，木槨沒有放在正中，而是放置在西北部的地下3米深、5米見方的土坑中，這個策略取得了成功。槨內發現有一男一女，男性40~45歲，女性30~35歲，均為側身屈肢葬。身著衣物的裝飾品、佩戴的首飾、武器全部都是黃金制作，多呈現栩栩如生的動物形態，數量共計5700余件，堪稱考古歷史之最。

阿爾然一號墓平剖面圖（楊建華《阿爾然大墓在歐亞草原早期鐵器時代的作用——兼論中東部文化的分界》，原載于《邊疆考古研究》2012年第2期）

（圖片采自楊建華《阿爾然大墓在歐亞草原早期鐵器時代的作用——兼論中東部文化的分界》，原載于《邊疆考古研究》2012年第2期）

圖瓦地區阿爾然墓地出土豹紋青銅牌飾（《世界美術大全集?中亞卷》，圖23）

圖瓦地區阿爾然墓地出土金器 （《國家地理雜志》2003年6月）

對游牧文明的再認識

這里涉及幾個專業性問題，可能和一般認知有出入。

阿爾然大墓和三道海子遺址群所代表的游牧人群，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歐亞草原東部及東緣。我們對游牧認識往往兩極化：一種觀點認為，游牧是人類經濟生產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介于“漁獵”和“農耕”之間，比農耕粗放，游牧人群也被稱為隱約低一等的“胡”；另一種是來自詩人的浪漫想象，以天為穹廬，逐水草而居，“風吹草低見牛羊”。實際上，人類學和考古學所見的游牧，是人類利用邊緣的、不穩定的自然資源的一種復雜經濟形態。正因為邊緣環境的脆弱，游牧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組織形態往往非常精巧，利用包括空間、動植物、地形地貌等一切可獲得的資源。比如，不同的動物組合適合在不同海拔的草場放；根據植物的季節性生長和氣候變化，一年中需要在廣闊的區域內數次移牧（將財物制成便于攜帶的小件金器也與此有關）；如何在繁重的游牧間隙實行粗放的農業和手工業，從而豐富食物和生活所需——凡此種種，要求人群對自然環境、動植物習性有高度的理解和掌握。

雖然在公元2000年之前，歐亞草原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畜牧，但此時的經濟形態主要是兼有農業的畜牧或兼有動物飼養的農業。真正專業化游牧的出現，除了需要對地理環境和生物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之外，還有以下幾個必要條件：

1.掌握乳制品加工方法（以便真正利用牲畜）；

2.掌握騎馬技術（以適應季節性遷徙移牧的需要）；

3.金屬工具的廣泛使用（為畜力車的制造和普及提供了技術前提）；

4.此外，促成專業化游牧出現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公元前2000年之后氣候干旱，歐亞大陸的許多古氣候和古環境證據都揭示了這一現象。這個不可預知的因素，導致農作物生長所需的氣候和水資源進一步惡化，畜牧成分不斷增加。

對歐亞草原而言，各區域進入專業化游牧的時間有差異，但這個時間界限大致正是公元前1000年。能建造阿爾然大墓和三道海子遺址的人群，已經是專業化的游牧人群。他們以乳和肉作為食物的主要組成部分，人口隨著生計規模不斷增加。金屬工具、輕便的戰車和帳篷等都已被廣泛使用。畜牧的種類和配比因地制宜，大量利用山羊和綿羊進行移牧，馬的數量較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青銅時代至少增加了一倍。人們不但是牧民，也是熟練的騎手和戰士。由于自然條件和人群之間的資源競爭，社會變得更為復雜和階序化。

白鳥庫吉認為，歐亞大陸上古代民族的活動和交往規律是：南北對抗、東西交通。在歐亞大陸內部，占據北方的游牧人群在歷史上多次武力入侵中原地區，也曾因內亂或與中原王朝的戰爭，不斷向西遷移。迄今的考古發現認為，活躍在俄羅斯圖瓦、蒙古西北和中國以青河（三道海子所在縣）、富蘊為中心的阿爾泰山地區的游牧人群，是公元前9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以前，薩彥—阿爾泰地區勢力最強大的人群。他們與斯基泰人及其后的匈奴人之間的關系目前還無法確證，但是他們的存在和活動，必然對歐亞草原東部之后的游牧社會和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三道海子的發掘：有助于了解游牧人群的信仰體系

同一個人群可能留下許多個遺址，不同的遺址往往反映了他們不同的社會行為。比如制陶作坊表現了手工業活動，房屋遺址表明了一定程度的定居。對單個遺址的研究，就像拿到了一部分拼圖，擁有的部分越多，才能越清楚原先拼起來的對不對，猜測完整的圖景是什么樣。游牧人群本身有相當的移動性，短期居住遺址往往很難找到，從考古發現來看，相當一部分人群至今只發現了墓葬，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墓葬就是探尋游牧形態、社會構成等信息的唯一材料。他們的信仰體系往往只能通過人類學家對近現代游牧人群的記錄和有限的材料進行研究后做有限的類比和推測。阿爾然1號和2號墓一般被認為是該人群的王陵，而三道海子遺址群與阿爾然墓群的文化內涵高度相似，發掘者判斷屬于同一人群的遺存。三道海子的考古工作，為了解公元前6世紀前后薩彥—阿爾泰地區游牧人群的禮儀和祭祀活動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材料，可以一窺游牧社會的信仰體系。

從三道海子所代表的人群再向后，當我們回顧歷史上已經消亡或不見的游牧族群的生活、遷徙、信仰的歷史的時候，討論的并不只是“他者”的來龍去脈。“對超國家區域的歷史與文化進行研究，是一種相當有意義的研究范式，它使得歷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動的歷史’本身”。與定居的農耕文明相鄰，在春秋戰國之際就與中原幾經和戰的游牧人群，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和中原王朝的互動從未停止，深刻地影響了長城南北的兩個社會。從游牧考古遺存所反映出的行政和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其人群聚散的歷史，則可以一窺這種互動，從而越過“我者”意識的藩籬，站在不同的觀察和研究立場上再看古代中國的歷史。從這一點看，對早期游牧社會考古的關注，也就有了不同的意義——以上這些，就是我期待新疆青河三道海子遺址群能夠最終入圍2016年度十大考古的原因。

參考文獻：

1. 郭物，《2015年新疆青河縣查干郭勒鄉考古新收獲》，《西域研究》2016年01期

2. 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3.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

4. 馬健，《草原霸主：歐亞草原早期游牧民族興衰史》

5. 葛兆光，《宅茲中國》

【作者簡介】

任曉瑩，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考古學方向碩士，研究興趣包括考古學理論、社會復雜化、游牧考古，熱心于考古學的科普活動。譯有《姜寨:中國一座新石器中期村落的社會與經濟結構》《賓福德與柴爾德：什么造就了考古學家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