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政治史中，英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絕不是一支重要的選舉力量，但在20世紀的史學史中，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卻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群體。這一群體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解釋歷史，取得了矚目的成就，成為與法國年鑒學派、美國社會科學新史學派鼎足而立的史學流派。二戰(zhàn)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以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為中心，肩負政治與學術雙重使命，開啟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書寫范式，改變了人們對英國歷史的看法，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合法地位。

“紅色的一代”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主要包括A.L.莫爾頓、莫里斯·多布、克里斯托弗·希爾、羅德尼·希爾頓、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愛德華·湯普森、多蘿西·湯普森、喬治·魯?shù)隆⒗碃枴に_繆爾、約翰·薩維爾、維克多·凱爾南等一批享譽國際史壇的歷史學家。他們正是經過英共歷史學家小組的訓練，而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因此，歷史學家小組被稱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孵化器”。經年之后，他們都十分懷念歷史學家小組“十年研討班”的經歷，將自己后來的史學成就歸因于這十年中所接受的史學訓練。湯普森認為歷史學家小組是“一種理想的知識分子研究的模式”，“在團體里，理論被討論，歷史被討論，人們可以彼此批評”。霍布斯鮑姆指出，歷史學家小組是“一種真正的合作團體，其成員通過持續(xù)的交流發(fā)展了高度個人化的研究”，“作為獨立的歷史學家，不論我們是專業(yè)的還是業(yè)余的，也不論是教師還是作家，我們都帶有十年‘研討班’的印記。”

歷史學家小組成員大都是在30年代求學時期加入英國共產黨的，以劍橋大學的居多。英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吸引那個時代智力最高的學生，原因在于戰(zhàn)爭使他們認識到只有革命才可以給世界帶來前途，而且馬克思主義的成功已經在蘇聯(lián)得到了驗證，再者共產黨員在政府眼中的敵人形象使他們將自己視為“一場無所不在的戰(zhàn)爭之戰(zhàn)士”。霍布斯鮑姆認為，劍橋學生的激進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希特勒掌權以前，當時還不嚴重的學生激進化現(xiàn)象，幾乎必定衍生自世界經濟危機、1929至1931年之間工黨政府的悲慘崩潰，以及不再冒煙并死寂無聲的工業(yè)地區(qū)所進行的各種激情示威行動——大規(guī)模失業(yè)與貧困已讓它們具有‘饑餓游行’的性質。1933年以后，學生激進化的現(xiàn)象日益演成一種運動，旨在對抗法西斯專制政權的崛起，以及其崛起所必將導致的下一場世界大戰(zhàn)。換言之，該運動所抗拒的對象就是膽怯的懦夫、資本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以及未曾做出努力來防堵法西斯主義和戰(zhàn)爭的歷任英國政府”。所以當時的環(huán)境有利于英國共產黨的發(fā)展壯大，而且英國共產黨的各種文化組織，如左翼評論(Left Review)、左翼讀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等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吸引了很多優(yōu)秀知識分子。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們便是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思想的戰(zhàn)役”

1978年，霍布斯鮑姆在評論歷史學家小組時回憶道：“歷史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對我們和黨來說，歷史——資本主義至現(xiàn)階段的發(fā)展，特別是在我們自己國家的發(fā)展——已經將我們的斗爭放到它的議程上，并且保證我們最后的勝利。”歷史學家小組堅信他們工作的政治重要性，他們認為自己所進行的是一場“思想的戰(zhàn)役”。“思想的戰(zhàn)役”是“一場在英國以及在西方世界特別重要的戰(zhàn)役”，它是“在人的意識之間進行的階級戰(zhàn)役”，而歷史學家在這場“思想的戰(zhàn)役”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1950年，時任歷史學家小組秘書的史密斯區(qū)分了小組工作的兩個主要方面：一是關于理論問題的“純粹”歷史(“pure” history)，例如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過渡的問題；二是“應用”歷史(“applied” history)，指對當前的斗爭直接有用和服務于黨的歷史問題。針對美國對英國文化的威脅，時任歷史學家小組主席的希爾頓指出：“我們的問題是怎樣將英國人民真正的歷史——人民反抗和人民作為創(chuàng)造者的歷史——歸還給他們……共產主義者的首要職責就是為真正的英國歷史而戰(zhàn)……我們至為重要的特殊作用是通過表現(xiàn)現(xiàn)在與未來在過去的根源來加強這種斗爭。我們只有盡量廣泛地傳播我們理解的歷史，才能有效地去斗爭……必須解放和公開英國人民輝煌而富有斗爭性的過去，這是一項極具重要政治意義的工作。”

為了實踐“思想的戰(zhàn)役”，歷史學家小組圍繞17世紀英國內戰(zhàn)展開論戰(zhàn)，以期與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爭奪歷史解釋的話語權。歷史學家小組之所以選擇英國內戰(zhàn)作為辯題，是因為它與二戰(zhàn)之間有許多可供參考比較之處，與當代政治高度相關，正如希爾所宣稱的那樣：“三百年前，英國曾有一支民主的軍隊……以致如果今日有類似組織存在的話，將使統(tǒng)治者毛骨悚然”。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內戰(zhàn)做出解釋之前，資產階級史學家將內戰(zhàn)視為一場“憲政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將之看作是英國歷史上憲政權利和議會逐步取得勝利的一個過程，其目的是為維護資產階級政權服務，這自然不為宣揚工人階級斗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接受。希爾在1940年出版《1640年英國革命》，他認為1640年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場階級的戰(zhàn)爭”，是英國歷史的轉折點，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多布在1946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發(fā)展之研究》中，將內戰(zhàn)置于資本主義形成史中進行考察，將之視為一場階級斗爭。

歷史學家小組以歷史研究為工具，發(fā)起“思想的戰(zhàn)役”，是冷戰(zhàn)年代里兩個陣營對立的思維模式下促成的。他們希望尋求使他們的歷史作品在政治上有用的方式，而在選擇討論的主題時，他們必須考慮黨的需求。在1946年—1956年間，歷史學家小組協(xié)調了政治與學術兩方面的使命，并未感到共產黨員與歷史學家雙重身份的抵牾，但這種局面隨著1956年危機的來臨而面臨困難。

“十字路口的抉擇”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在大會的公開報告中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米高揚均指出個人崇拜的消極影響和恢復蘇共缺少的集體領導制。這些評論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廣泛關注。在蘇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代表的秘密會議上拋出了具有爆炸性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fā)了“蝴蝶效應”，對包括英國共產黨在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西方廣泛知曉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時，英共歷史學家小組的成員最先積極要求廣泛地和不受限制地進行討論與辯論。這是因為他們“除了以單獨個人和激進共產黨員的身份來面對時局以外，還必須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能力。在斯大林統(tǒng)治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以及那些事情為何遭到了隱瞞，這都是名副其實的歷史問題。至于我們自己黨史上一些懸而未決、未受討論的階段性問題，也都與莫斯科在斯大林時代做出的各種決定具有直接關聯(lián)……為什么我們應該無條件贊同赫魯曉夫？我們不明就理、我們只能為政策背書——可是歷史學者只講證據(jù)”。在此局勢下，歷史學家小組成員采取不同方式應對蘇共二十大對英共的沖擊。

為公開自由地討論蘇共二十大揭露出來的問題，湯普森和薩維爾創(chuàng)辦《理性者》(The Reasoner)，以之作為討論一些根本性問題的刊物，這些問題包括英共需要什么、英共與工黨的關系等。英共領導層將他們的行為視為對紀律的踐踏，再三要求他們停刊，并決定暫停二人的黨員資格。隨即二人發(fā)表關于暫停黨員資格的聲明，決定立刻退黨。

與此同時，以希爾為首的一部分同志則希望通過黨的會議進行改革。他們加入英共民主改革委員會，并起草了《少數(shù)派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希爾等人批評黨的官僚化，批評黨的等級制和對蘇聯(lián)政策的服從，要求英共完全獨立于蘇共，要求全體黨員有權自由發(fā)表言論。但英共執(zhí)委會否決了《少數(shù)派報告》，隨后希爾等人退黨。

1956年危機使史學家小組遭受重創(chuàng)，有相當一批成員脫離英共，但仍有一部分成員堅持留在黨內，其中包括霍布斯鮑姆和老一代成員（如莫爾頓、多布）。霍布斯鮑姆解釋說，他堅持留在黨內的原因在于他的出身背景和生活經歷。盡管留在黨內，霍布斯鮑姆與其他退黨的小組成員一樣，失去了政治歸屬感。1956年危機之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擺脫了蘇聯(lián)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束縛，繼續(xù)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指導意義，成為20世紀西方史壇獨樹一幟的史學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