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社會中，華人社群一直有一種經濟上勤勞、社會生活上抱團、政治上沉默的形象。劉少堯命案發生后，連續幾日的請愿、抗議，甚至是與警方的直接沖突，將華人這種政治冷感的印象徹底顛覆。盡管官方與僑團多次斡旋，希望推動事件得到冷靜理性的處理，但是在共和國廣場聚會后發生的暴力沖突，凸顯了在中國政府與傳統僑團以外，一種新的政治生態正在逐漸形成。近些年來，在歷次反暴力要安全的示威游行中，以土生土長的華人二代為中心，一種在法國政治語境中少數族裔“社群（communauté）”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是做一個認同中國的“華僑”，懦弱守法、努力賺錢、不問當地政治，還是做一個法國語境下的少數族裔，采取各種政治參與手段、維護自身利益，將逐漸成為擺在每個法國華人面前的認同問題。 

悼念大會

4月2日，劉少堯的追悼會在共和國廣場舉行。筆者一出地鐵，就看見廣場上已經擠滿了人，中心的塑像下懸掛著白底黑字的大幅幕布，“劉少堯悼念大會”，還有人流陸陸續續從各個方向匯入。沒走兩步，就有人發了一支白玫瑰給我，不帶刺，更遠的地方有人在發瓶裝水。藍天上飄著大塊大塊的云朵，陽光很好。 

這次追悼會是由法國華人華僑會組織的，正式向警察局提請了集會的請求，根據網上放出來的申請表格的照片，這次集會的性質是靜態的集會，并沒有游行路線的安排。在前幾個小時里，集會確實是按照主辦方精心設定的基調進行，主要是悼念亡者，并呼吁檢察機關加快調查進程公布真相。臺上的遣詞用語相當謹慎，并不鼓勵過激的行為。然而其他的聲音并不甘于沉默。在受害者女兒發言完畢之后，廣場一側有人喊道：“警察，殺人犯！”主辦方試圖補救，他們也許是，但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從不同的聲音中，多少能夠聽出這次集會下涌動的暗流。另一個不同于主辦方的聲音是年輕華人精英王立杰在臺上的發言。這個律師出身的副區長聲音顫抖，因帶著哭腔而顯得悲憤異常，在多達6000人的參加者中，引起了一片和聲。

集會以和平的方式接近尾聲。宣布散場的時候已經4點多了，人群并沒有迅速散去，大多數人都在附近逡巡。有奇妙的情緒在廣場上彌漫，似乎都預感會有事情發生，或者在等待著什么事情發生的樣子。“你在等什么？”我問身邊的人。“不知道”，他繼續抱著胳膊望著遠方。

瑪麗安娜

共和國廣場是巴黎的地標之一，位于市中心的三區，呈長方形，東西方向長，南北方向短；典型的奧斯曼式廣場，以廣場為中心輻射出大大小小十多條道路，是最核心的城市要道之一，多條地下交通的交匯點，地面上，來自七條大路的車輛緩緩匯入車流，繞著廣場沿逆時針方向行進。

廣場也是各種市民活動的場所，即使在華人聚集的時刻，仍有滑板愛好者在東南方面的場地里練習和玩耍，不遠處西北方向的空地上有藝術家在作畫。

2015年11月13日恐怖襲擊之后，就是在這廣場上匯集了哀悼的人群。點燃的蠟燭和Fluctuat nec mergitur（拉丁語：驚濤駭浪，永不沉沒）的標語，就擺在瑪麗安娜的雕塑下。瑪麗安娜是法國的象征，2016年4月，席卷了整個法國的“站著的夜晚”（nuit debout）的反體制公民運動也是每天晚上在這個廣場上舉行的。從此，共和國廣場就承載了相較以前更為凸顯的政治象征性。

現在，雕塑底座的獅子身披“要和平，要公正，反暴力”的英法雙語條幅，另一側則擺滿了各大僑團送來的花圈，而來到廣場的華人們卻極力避免跟政治沾上邊，把問題政治化。幾天前的3月29日，華人的社交網絡上出現消息，號召大家參加第二天在共和國廣場的游行，這場游行是支持這次請愿的法國人發起的；很快，又有新的消息出現，認為該游行“是未經許可的法國極左派以華人事件為借口組織的反警察游行”，號召同胞不要參與。3月30日晚上的游行就被分化成兩群人，一些參與者在共和國廣場游行，而另一些則去了巴士底廣場。

從下午一點到四點半，廣場附近的交通仍然順暢，只有少量的警察在維持著集會的秩序。集會結束以后，越來越多的人從廣場上涌到街上，匯成人流，并開始喊起口號，“警察，殺人犯！”會議組織者在擴音器里一遍一遍的呼吁：“大家冷靜一點，不要游行。”沒有人散去。原先快速流動的車流逐漸慢了下來。東南方向游行隊伍與車輛起了沖突，一輛輛警車開來，停在遠處。“大概是想嚇唬嚇唬我們的吧”，人們說。

北面的廣場有一陣騷動，有催淚瓦斯飄了過來，人群往南撤了撤。工人們忙著拆除臨時搭在瑪麗安娜腳下的臺子。我站在雕塑的底座上，看著抗議的人群慢慢集中在了廣場的西北角，與警察發生了沖突，幾枚催淚瓦斯扔到人群中，人群就呼啦啦地散開往廣場中間撤了回來；過一會兒又重新聚集過去，再散回來，儼然是游擊戰的陣勢。抗議的人群都戴著醫用口罩，防催淚瓦斯的效果并不好。

這時其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問身邊的幾個溫州籍華人，“他們是哪個會的？”他們中有人白了我一眼，“沒有哪個會”。哦，自從《巴黎人報》放出華人游行和抗議有黑幫插手的消息以后，巴黎華人都很氣憤，連帶著對“會”這個詞也變得敏感。我解釋說是協會，大家自己組織起來的那種，比如剛才出席并講話的那些會長們。男人往地上啐了一口，“那些會長都是吃屎的！”

華人與政治

令我驚訝的是，集會后沒有聽話散去，而是留在廣場與警方發生沖突的華人，幾乎清一色是十六七歲的少年。他們中文說得很好，但是往往無法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最后還是用法語和他們交流。回家瀏覽左派媒體《解放報》時，看到當晚的報道中稱，華人在劉少堯事件中的不同態度顯示了“世代的斷裂”。

年輕的華人二代無疑開辟了在法華人政治運動的新生態：盡管以前華人也參加過或組織過一些游行，但是這次劉少堯事件所引發的抗議中，法國華人與警察發生了直接對抗，這是華人第一次使用暴力來表達自己的訴求。然而這一傾向并非是沒有端倪的：位于巴黎北部的歐貝赫維列耶市（以下簡稱“歐市”），在華人中素以治安不佳臭名昭著。

2010年底，歐市北部的批發中心就成立了“華商治安聯盟”，旨在改善當地治安，保護華商權益。

2015年開始就有華人青年自發組織起來，以“以暴制暴”的形式維護當地華人居民的權利。

2016年初又成立了華人維權中心。

歐市華人這樣自發組織起來，有幾個原因：一是華人因為語言障礙而無法在被搶劫后順利報案；二是歐市治安案件頻發，當地警方人手有限，只有150名，很多華人對法國警方的行動力完全失去信心，三是華人面臨著當地治安惡化的現象，各種惡性治安案件層出不窮，搶劫已經從單純的搶錢上升到人身傷害。去年張朝林先生在歐市遇襲后不幸身亡，就曾引發華人大規模的反暴力示威游行。在這種情況下，自發組織起來呼吁市政府和警察局方面的注意和重視似乎就成了唯一有效可行的法子。

以前華人群體給主流社會的印象是沉默、抱團，政治冷感，而實際上，華人并不是完全遠離政治。華人參與政治從90年代就存在，比如溫州人的第三團體、第五團體，但當時這些團體的目的只是為了爭取身份的合法化。直到2010年的美麗城暴力搶劫事件后，華人終于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抗議，這在當時吸引了大量法國媒體的關注，政治界也迅速介入。之后，多名法籍華人精英參政，扮演起中國人社群與法國社會之間溝通的橋梁，希望借此提升中國人社群的政治處境。然而，治安仍然幾乎成了華人群體中最長久不衰的話題，隨著惡性案件的不斷發生，華人走上街頭的頻率也愈來愈頻繁，直到3月26日發生了劉少堯事件，積郁很久的憤怒被點燃，“我們受夠了”。

“游行有個屁用！”廣場上的一位華人忿忿地說。

以往的歷次游行，缺乏安全感的華人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警力維護治安，而如今，他們所依仗的力量反而給了他們迎頭一擊，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華人不再覺得游行示威有意義，不再覺得這種和平的抗議方式能夠回應他們的訴求。他們把目光投向了2月份發生的戴歐（Théo）事件，一名黑人郊區青年報警聲稱在被警察盤問時被“警棍爆菊”。消息一出，郊區青年便打砸搶跟警察直接沖突了幾天。事件進展得很快，媒體大量跟進，總統奧朗德親自去醫院探望慰問。

“什么時候奧朗德會去探望劉先生的家屬？”華人社交媒體上許多人在問。

以此事件的發展為參考，華人青年大約覺得直接對抗是一種短平快地獲得話語權的途徑，也是最有效的能讓自己的訴求被聽到的一種方式。只是這一方式似乎通往一條死胡同，對司法和執法都失去了信任的法國華人還能否接受司法審查的結果？如果華人已經給警察下了“殺人兇手”的判決，他們又該如何接受除此之外的真相？一種無法常態化的抗議方式又能給華人的政治處境帶來多大的改善呢？

世代與認同

《解放報》把華人在事件中的不同態度歸因于“世代的斷裂”。乍看上去是這么一回事，一邊是年過不惑、功成名就的華僑會長，一邊是初出茅廬、血氣方剛的青年，一邊是肅穆而昂貴的花圈，一邊是用紙板和膠帶制作的充滿諷刺意味的剪刀。然而實際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廣場上隨便逛上一逛，和來悼念的人們聊上一聊，就會發現，會長們無法代表第一代華人，支持這些青少年的做法的第一代華人不在少數，“中國人就是太好欺負了，不團結，現在就得讓他們明白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

實際上，這次集會中存在的多種訴求更多的指向一種“身份認同的斷裂”。裂口的一端是功成名就的華商，認同傾向于中國，“在法國的中國人”，勤勤懇懇賺錢，有的還能當上僑領，與中國政府保持著緊密的聯系，習慣從外交層面解決問題，不喜街頭政治。裂口的另一端，則是法國生法國長的華人二代，作為少數族裔群體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針對《巴黎人報》關于“中國政府和華人黑幫介入游行”的“揭秘”，華人精英王立杰用法語喊道，“管他什么中國大使館，管他什么黑社會，我們要的是公正！”如果說“管他什么大使館”指的是無視母國官方的介入，“管他什么黑社會”則指的是拒絕退入一種飲鴆止渴的抱團模式。在這一雙重的拒絕當中，華人年輕一代喊出了他們心目中的政治參與的形象。

90年代以來，法國的學界和媒體一向批評華人拒絕融入，搞“社群主義（communautarisme）”。但實際上，這種“社群主義”不過是初來乍到的“抱團取暖”。而在當代，法國共和主義逐漸接納了文化的多元共存，開始對少數族裔的“社群”（communauté）有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官方承認。然而，華人很快意識到，他們只有“社群主義”的抱團，而沒有作為社群的政治動員，從而也沒有得到過作為社群的承認。

在法國的語境中，華人的政治處境遠遠不如北非裔社群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社群。在場的一位女士激動地對我說：“如果是一個阿拉伯人或者一個黑人，警察肯定會猶豫要不要開槍。”在政治話語中，這兩類少數族裔因被認為是后殖民處境和種族歧視的受害群體從而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有相當大的話語權。在這一點上，法國華人認為自己勤勞工作，對法國經濟有貢獻，從來不給國家添麻煩，沒有失業問題，也沒有造成什么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在政治處境上還不如被他們視為問題多多的這兩類族裔，普遍覺得委屈、失落甚至憤怒。而以年輕華人為代表的“身份認同的斷裂”另一端的華人，則決定像“其他的少數族裔”一樣行動，以沖突的方式讓自己的訴求被聽到，打破華人群體普遍沉默的政治生態。他們希望通過新形式的政治參與，將自身重塑為一個法國政治語境里的“少數族裔”群體，從而得到作為“社群”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