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開啟了中國民間公益元年。在九年后的今天，“公益”對于大眾而言早已不是冷僻的名詞。尤其是隨著近年來“互聯網＋”慈善模式的狂飆突進，公益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2016年度《中國慈善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65.8萬個，其中包括基金會4871家，社會團體32.6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32.7萬個。全國登記注冊的志愿者人數超過1億人，總社會捐贈量達近千億元。

但是，和經過了上百年公益發展歷程的英美等國相比，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尚屬初級階段，公眾對公益事業的理解也十分有限。人們往往只關注捐贈行為的發生，對于善款、物資如何到達受助者、如何發生作用的過程并不了解。對于網絡上發起的一些針對特定個人遭遇進行的捐助而言，籌款的完成或許就意味著目標的達成，但這不是公益事業的全部面貌。

比起新興的“互聯網＋”慈善模式，傳統慈善行業有著相對成熟的運作方式，一般由基金會負責籌款、資助并監督當地社會組織執行公益項目。為了幫助弱勢群體、推動社會進步，并在這個過程中盡可能保障善款得到恰當的使用，眾多公益基金會和一線公益組織付出了長期而艱巨的努力，個中辛苦很少為外界了解，反而存在不少對他們的誤解。

公益機構尤其是一線公益組織的從業者大多在最落后的地區做著繁重復雜的工作，而收入僅能維持溫飽，很多人卻認為做公益就不應該領工資；而當網絡上爆出的慈善丑聞令人們群情激憤遷怒整個公益行業，哪怕罪魁禍首事實上與公益并無關聯，他們的工作卻會因此受到各方壓力。在偏遠山區，尤其是像大涼山這樣貧困成因復雜、滿是沉疴痼疾的地區，公益組織的辛勤工作很難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在負重前行的道路上卻還要經受不公正的指摘。

3月初，借著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對其開展八年的“一個雞蛋”項目進行評估的契機，澎湃新聞記者和基金會工作人員一起走訪了四川涼山州會東縣、布拖縣，宜賓市高縣、眉山市青神縣的11所幼兒園，在與四家當地公益組織接觸的過程中，試圖了解公益項目在貧困地區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公益項目如何展開，執行過程中可能遇到哪些問題，以及一線公益人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一個雞蛋”項目由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下文簡稱聯勸基金會）與國內 9 家民間公益機構于2010年底聯合發起，旨在向社會募集資金，讓貧困山區的兒童每個上學日都能吃到一個雞蛋。2011年開始的每個春天，聯勸都會在上海組織一場名為“一個雞蛋的暴走”的公益徒步籌款活動，參與者要在12小時走完50公里，并通過創意的方式利用自身的熟人網絡籌集善款。六年來，已有超過15000人參與其中，累計籌款3000余萬。2017年1月15日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一個雞蛋”項目目前覆蓋了云南、四川、廣西、貴州 4 省份的 79 所學校(含村小與教學點)，2016年秋季學期中13196 名學生及教師從中受益。“一個雞蛋”項目現在每年需要的資金量約200萬元。而從2012年開始，“一個雞蛋的暴走”籌得款項資助的范圍擴展到了“一個雞蛋”以外的其他兒童相關領域的各類項目。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2010年的一項針對1458名偏遠地區農村10-13歲小學生的調查顯示，參與體檢的農村兒童生長遲緩率近12%，低體重率達到9%，72%的學生上課期間有饑餓感。2011年底，國務院決定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也就是“營養午餐計劃”，中央每年撥款160多億元，為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惠及680個縣市的2600萬在校學生。此后，雞蛋項目及時調整了資助學校，納入了更多不在九年義務教育范圍內的幼兒園和民辦小學。

為了了解每天一個雞蛋對山區兒童的生長發育是否有顯著幫助，聯勸基金會邀請了上海紐約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金敏超主持評估工作，在抽樣選出的雞蛋項目學校和未進行項目的學校中，每校隨機選取40名學生，在學期初和學期末測量兩次身高體重，在考慮學生的年齡、家庭情況等因素的前提下，進行數據分析后得出結論。具體的測量和數據收集工作則由聯勸基金會在各地的伙伴公益機構，也就是“一個雞蛋”項目的執行機構協助完成。一個雞蛋項目在四川有三家執行機構，分別是成都高新區螢火公益事業發展中心、宜賓市春苗公益助學中心和青神縣鄉村婦女兒童合作發展促進會。

“一個雞蛋”的挑戰和意義

從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西昌市開車去會東縣城需要近5個小時，一路上群山環繞，道路崎嶇。從縣城到馬龍鄉，又經過1個多小時的山路顛簸，便在公路一旁見到了“一個雞蛋”的一所項目點幼兒園。從遠處看，這座兩層樓的建筑與周圍那些散落在農田和大山之間的民居并沒有什么不同，下車走近了才能看到院子側面的大門上方有幾個暗淡的金色大字：小寶貝幼兒園。

園長鄭開玉告訴記者，當初考幼師證、開辦幼兒園的初衷是為了減輕丈夫的負擔。鄭園長的丈夫在附近的小學教書，家里上有二老，下有二小，那時候一個人的工資要養活六個人，2007年， 夫妻二人借款、貸款近50萬元，開辦了小寶貝幼兒園，以前馬龍鄉6個村120多個孩子都在這里上學，去年開始其中兩個村設了幼教點，分流了一部分生源。這學期幼兒園有70多個孩子，以漢族為主，也有一些是彝族，一個中班，一個大班。教室在一樓，樓上則用來居住。鄭園長說，除了她以外還有一個全職老師，當天正好有事請假沒來，她丈夫沒課的時候會來搭把手。小班學唱歌、跳舞、畫畫，認識一到十的數字，大班學一些簡單的拼音和漢字。每學期收700元保教費，600元生活費。

聽說測身高體重需要小朋友脫鞋、脫外套，鄭園長面露難色，不好意思地說，“那好臭的。上周五的時候我跟小朋友說天晴了要回去洗衣服，如果星期一誰的衣服是臟的不給進幼兒園的，所以今天你們看到的小朋友的衣服已經是比較干凈的了。但鞋子很多沒換。”測身高體重的時候，小朋友的鞋子的確不干凈，還有很多有破洞，有的鞋子比腳大了好幾碼。三月初的大涼山天氣還很冷，但有些孩子沒穿襪子，光著的腳也是臟臟的。教室里，7、8個小朋友圍著一張桌子坐著，有的在本子上寫寫畫畫，有的和同伴嬉笑打鬧。幼兒園沒有玩具也沒有圖書，一下課，孩子們就在院子里到處追逐玩耍，或是在水泥地上坐著躺著。

鄭園長說，當地家庭條件較好的孩子都去縣城讀書了，留在農村上幼兒園的孩子的家境都不是很好。他們大多數是留守兒童，爸爸媽媽出去打工，爺爺奶奶帶著，或者是爸爸出去打工，媽媽帶著。打工加上種地的收入，在當地算是經濟狀況一般。真正條件差的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亡故，有的是媽媽跑了，爸爸沒法出去打工，只能靠種地的微薄收入勉強度日，這些家庭的小朋友衣服褲子穿一個月都沒人給洗。幼兒園每天10點上課，下午3點半放學，星期五是2點半。住得遠的孩子上學要一個半小時，有的有家長接送，有些跟著在附近上小學的哥哥姐姐一起走路上學、回家。

到了吃午飯的時間，當天的伙食是豆腐干肉末和菜根湯，每個小朋友只能分到一小勺。馬龍鄉小寶貝幼兒園在2015年9月加入了“一個雞蛋”項目，雞蛋在放學時發給孩子。聯勸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和評估小組的志愿者在向小朋友詢問時發現，有的孩子說自己不愛吃雞蛋，還有的孩子說會帶回家給奶奶吃，鄭園長也確認了這些情況的存在，還提到小朋友如果感冒了就不吃雞蛋了，因為當地人認為吃雞蛋會加重感冒癥狀。

事實上，要讓孩子們每天多吃一個雞蛋補充營養并沒有看上去那么簡單。除了上面提到的狀況，要把籌集來的善款變成山區孩子餐桌上的雞蛋，要經過采購、運輸、煮制、分發等一系列環節，每個環節都會產生一定的成本，也都需要監管。按照聯勸基金會制定的執行規范，執行機構和學校應經過多方比較，并綜合考慮物流、衛生條件等因素來確定雞蛋供應商，每個雞蛋支付給學校4分錢煮制費用，并根據學生人數向學校老師發放每月50-150元的小額補貼。執行機構每個月都需要考察因此當地的雞蛋市場行情，并安排工作人員去項目學校走訪，收集整理圖片、見聞、收支明細表、財務憑證等信息在網站上進行公示。按照目前的市場情況，均攤到每個雞蛋的成本（包括所有各項執行費用和機構運營經費）應控制在 8角以內。

涼山地區共有7所“一個雞蛋”項目點學校，分布在會東縣和雷波縣下的各個鄉鎮，當地執行機構是成都螢火公益事業發展中心。負責的項目官員劉云銅是個90后大男孩，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但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比如說，盡管8角一個雞蛋的標準是經過反復調研后制定的，但由于雞蛋價格的波動，還是存在一定的可操作空間，例如在市場上的雞蛋價格走低的月份，一些學校上報的采購費用卻沒有隨之下降。為了杜絕學校和供貨商串通從項目經費中漁利的可能，雞蛋項目在眉山市青神縣的執行機構鄉村婦女兒童合作發展促進會采取的策略是由機構和供貨商直接簽訂供貨合同，供貨商統一給這一地區的12所項目點學校配送雞蛋。這種做法的前提是這些學校在地理上比較集中，但涼山地區的學校非常分散，大山里的交通又極為不便。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高得離譜的運輸費用，讓學校就近選擇采購渠道顯然是更為合理的選擇。

相比起雞蛋價格，劉云銅更在意的是學校到底有沒有每天給孩子發雞蛋，民辦幼兒園的營利需要讓這個問題變得十分復雜。一些學校的老師說小朋友天天吃雞蛋容易吃膩，所以有時候會做蒸雞蛋、炒雞蛋，作為午餐的一道菜品。這樣做帶來一個問題是很難確認是不是每一個小朋友都吃到了足量的雞蛋。另一方面，“一個雞蛋”項目的本意是讓山區的孩子在原本的飲食基礎上，每天增加一個雞蛋的攝入。如果公益機構提供的雞蛋成為學校午餐的一部分，是否意味著公眾對孩子的資助變成了民辦幼兒園降低成本的手段？抑或只要能給孩子增加營養，形式不那么重要？

距會東縣城20公里的堵格鎮華陽幼兒園也是一所民辦幼兒園，1個中班，2個大班，共135個孩子。除了朱園長之外還有4個老師，都比較年輕。華陽幼兒園的設施較好，教學樓是一棟三層的樓房，院子里還有一個小舞臺，教室也精心布置過，有課外圖書和少量玩具。但是，這所幼兒園90%的孩子家長都在外打工，孩子大多由爺爺奶奶照顧。朱園長告訴記者，現在幼兒園一學期的費用是800元，其中包含300元伙食費，但在2015年9月加入“一個雞蛋”項目之前，幼兒園是不提供午餐的，因為很多家長不愿意多交一筆生活費，農村的老人不像城里的爺爺奶奶對孫子孫女百般溺愛，而是認為小孩子就是天養的，少吃一頓沒什么要緊。雖然大多數孩子來上學前都在家吃過飯，但家住得遠的孩子上學要走近兩個小時的山路，10點上課8點不到就要出門，要經過山坡、河邊，沒有大人送很不安全，下午3點放學，回到家可能很晚才能吃上晚飯。這么長時間不吃東西，小朋友不餓是不可能的。自從開始發雞蛋以后，家長也漸漸覺得還是應該讓孩子多吃一頓，幼兒園從上個學期開始試著搭配一包牛奶或是一個面包。這學期還是嘗試開辦伙食，除了發面包、牛奶，還會煮稀飯、面條或是蒸包子，有時候發煮雞蛋，也有的時候也會做成菜。在這里，“一個雞蛋”帶來的改變是讓孩子們吃上了午飯，其中的意義要遠遠大于一個雞蛋本身。再三權衡之后，劉云銅同意了一些幼兒園將雞蛋做成菜的做法。

不過，“一個雞蛋”項目在公立幼兒園的實施狀況確實要好得多。在那些每天給孩子煮白煮蛋的學校，也并沒有出現因為很多孩子不愛吃、吃膩了而無法進行下去的情況。宜賓高縣是四川的貧困縣，也是“營養午餐計劃”試點縣之一，小學學生的膳食補助標準為每天每生四元，全部由中央財政承擔，每天的伙食包括一葷兩素一湯。在我們走訪的可久鎮紅旗小學、高齡小學校和進步小學校，小學里的幼兒班也都加入了營養午餐計劃，費用由家長承擔，四元一餐，每個學期以100天計收400元，多退少補。除了伙食費，幼兒園每學期的保教費為400元。當日的食譜上有洋蔥肉片、炒南瓜片、蘑菇湯、燒土豆和米飯。這些幼兒班都會在上午課間的時候發雞蛋。

在紅旗小學，記者見到了幼兒班發雞蛋的場景。當一桶煮好的雞蛋出現教室前面，小朋友們都興奮極了。老師讓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然后叫幾個孩子上前給其他同學分發雞蛋，等每個孩子都拿到了雞蛋，老師說可以開始剝了，桌子上便傳出一陣此起彼伏的敲擊聲。每張桌子上都鋪了一張報紙，孩子們會把蛋殼都剝在上面，剝好后就開始津津有味地吃起來。老師會給孩子們倒開水，防止他們噎到。在交流的過程中，這幾所學校的老師都表示大多數孩子都很愛吃雞蛋，只是有少數不愛吃蛋黃或者蛋白，因為過敏等原因完全不吃雞蛋的是極個別現象。

根據向各個學校老師了解到的情況，在農村地區，民辦幼兒園和公辦幼兒園的孩子的家庭經濟情況是差不多的，家長一般都會選擇送孩子去離家最近的幼兒園。對于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而言，幼兒園的費用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為教育部門規定必須上過學前班才能上小學，很多家長直到孩子該上小學前的一個學期才把孩子送去幼兒園。有時是因為家離學校太遠，家長會等孩子年齡大一些能自己認路了再把孩子送去上幼兒園。此外，農村家長的教育觀念普遍比較落后，認為交了學費幼兒園就應該教孩子算數、拼音、寫字這些對上小學有幫助的知識，無法接受孩子上學只是唱歌、跳舞、畫畫、玩游戲，導致農村幼兒園普遍存在教育小學化的問題。

在公辦幼兒園數量不足的情況下，民辦幼兒園是必要和有益的補充，普及學前教育是我國當前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教育資源匱乏的偏遠貧困地區尤其如此。中國發展基金會的一項研究表明，2010年幼兒園在城市得到了廣泛普及，但在南方農村地區3年制學前教育注冊登記率僅為30.1% 。2015年9月，涼山州政府決定實施“一村一幼”三年計劃，在每個行政村和人口集中的自然村設立幼兒教學點。在會東縣，“一村一幼”正在逐步推進。據馬龍鄉小寶貝幼兒園的鄭園長介紹，馬龍鄉下面的6個村有兩個已經開辦了幼教點，從2016年11月開始，小寶貝幼兒園也被納入“一村一幼”計劃，收到了政府發放的每月2000元的教師工資，2017年的部分還未發放，也不清楚對于自建校舍的民辦幼兒園是否有其它補貼，但這學期開始不允許再收保教費，只收每學期600元的伙食費。“一村一幼”是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優惠政策，在彝族聚居的布拖縣，一村一幼已經全面鋪開，這一過程中，在當地幼兒教育領域深耕多年的公益組織“互滿愛人與人中國”成為了當地政府的合作伙伴。

“一村一幼”和涼山彝族

布拖縣位于涼山州東南部，縣城海拔2385米，高寒山區半農半牧縣，彝族人口占94％。從西昌到布托縣的路上，最高處海拔有2800多米，雖然已經是三月，道路兩旁的樹上還結滿了冰霜，土地一片荒蕪。街邊的很多民居門口都生著火，人們三五成群裹著彝族傳統的羊毛披氈席地而坐。在布拖，一年中有一半時間氣溫寒冷，惡劣的氣候環境造成當地作物單一，且一年只能種一季。少數民族地區可以生三個孩子，布拖農村地區的普遍情況是一家由四、五個孩子。根據官方數據，涼山州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也就是一年人均純收入低于2300元，其余村民平均每天的生活開支也低于7元。

雖然布拖縣沒有雞蛋項目學校，但聯勸基金會“一個雞蛋的暴走”在2013-2014年度和2014-2015年度分別資助過互滿愛人與人中國（以下簡稱互滿愛）在當地的“未來希望幼兒班”項目和兒童營養健康綜合發展項目，因此記者和聯勸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一起探訪了兩個當地的幼兒園和一個農村社區。互滿愛是一個關注農村發展的公益組織，隸屬于瑞士“互滿愛人與人國際運動聯合會”，2005年來到中國，2010年開始在涼山州布拖縣開展項目。除了兒童領域的項目之外，互滿愛在當地還致力于“農村可持續性產業扶貧、社區發展”和“傳染病全面控制”領域的工作。

布拖縣約有3-6歲兒童15000名，在2012年9月互滿愛開展社區幼兒班項目之前，只有不到3000名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據“未來希望幼兒班”項目主管羅如靖介紹，自2015年11月“一村一幼”計劃以來，布拖縣陸續在170個點開辦了270個幼兒班，惠及14500兒童，而互滿愛此前在布拖建立的21個幼兒班也被納入其中。2016年4月，互滿愛和布拖縣科教局簽署了合作協議，目前互滿愛協助管理的幼兒班數量擴展到了40個。

由于在彝族地區開展工作需要用彝語和當地地人溝通，除了羅如靖以外，互滿愛在布拖的項目人員基本都是當地人。羅如靖是云南人，已經在布拖工作了四年，此前還在云南做過一年多的幼兒班。在他看來，政府在幼兒教育方面的投入能夠解決主要問題，包括校舍、設備設施、教師工資，但由于涉及面廣，在日常管理、教師培訓和教學等細節上還是存在不少問題。例如，一村一幼在所有行政村、自然村大面積鋪開，但政府尚未明確監管方，當地的學校和村委會都不愿意承擔監管責任，尤其是在一些沒有項目的幼教點，部分老師只是為了每月2000元的工資才加入一村一幼項目，教學的時間和質量都無法保障。政府在幼教點每班配了兩個老師，但兩個老師輪流一人上一天的情況并不少見。

在互滿愛負責運作的幼兒班，這些細節都得到了很好的處理。布拖縣地處偏遠，條件艱苦，教師待遇又低，外地來的老師很難長期在這里工作，因此幼兒園的老師都是當地人，但普遍學歷不高，幼兒保育知識和兒童教育理念都比較薄弱。互滿愛對教師培訓非常重視，新招募的教師要接受一個月的崗前培訓，每個假期有兩次為期5天的培訓，每個月還有一次一天的培訓。

布拖縣補爾鄉的拉保作幼教點是互滿愛的項目點之一，這里過去是一所村小，撤點并校之后作為幼兒園投入使用。在大班里，老師正在教8個彝族小朋友認漢字。每個小朋友輪流走到老師跟前，讀出桌上的便條上寫的詞語，再用彝語說一遍。在小班，十多個孩子圍坐成一個半圓，老師坐在對面拿著繪本給孩子講故事，一邊用普通話讀，一邊用彝語講解，時不時還會提出問題讓孩子回答。羅如靖介紹說，這名老師是互滿愛培訓中心的培訓師專門指導培養的，傳統的上課方式互動性太少了，希望能夠帶動其他班級也采用互動性更高的教學方式。這個班的孩子雖然年紀小，但普通話要比大班的孩子更好。

語言問題是彝族孩子受教育的一大障礙，一般來說當地的孩子要到小學三四年級才能完全聽懂普通話，這對他們的學習影響很大，成績不好也是輟學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布拖縣拖覺鎮亞河幼兒園一名年輕的彝族老師告訴記者，她和另外幾個老師都是本地的，小時候沒有跟漢族接觸過，也沒有上過學前班，上了小學老師也還是彝族，所以學普通話的時候比較困難，現在幼兒班的這些孩子比那時候要好一點了，現在已經可以說一些日常的普通話了。她還提到，正是因為幼兒園通過公益項目得到了很多的捐助，會給孩子們發衣服、玩具和刷牙洗臉的衛生用品，現在來上學的孩子變多了，“我們農村就是這樣，發一點東西給他們，他們就愿意把孩子送來了。”

顯然，互滿愛幼兒班在當地的成功不僅得益于在幼教領域豐富的經驗和成熟的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公益項目能夠籌集到的物資分不開。羅如靖說，一村一幼剛開始實施的時候，政府曾經計劃承擔營養午餐的全部費用，也就是每人每天3-4塊錢，但很快發現這是一筆龐大的開支，最后還是決定由家長自行承擔。因此，在一些沒有項目的幼教點，由于家長不愿負擔每學期三四百元的伙食費，幼兒園10點上學12點就放學了。而在互滿愛負責管理運作的40個幼兒班，營養午餐的費用都由互滿愛向基金會申請項目資金來解決，再加上不需要交學費，家長不需要承擔任何的費用，基本上都愿意把孩子送來讀書。

除了營養午餐，互滿愛還在培養孩子的衛生習慣方面下了大量的功夫。過去，由于氣候寒冷、高山地區取水困難等因素，涼山彝族的衛生狀況很不理想，年深日久形成的習慣改變起來非常困難，同時，缺乏衛生設備、取暖設施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幼兒班希望能夠從改變兒童的衛生習慣開始，帶動一些家長，從而影響到社區中的成年居民。在幼兒班，老師每天都會帶著小朋友刷牙洗臉，幫助他們養成勤洗手的習慣。幼兒班項目的資助方還給每個孩子發了5件衣服，3件帶回家，要求家長每個星期給孩子洗澡、洗衣服，2件放在學校，在學校配備了洗衣機，由老師帶著孩子一起洗。這些努力并非無用之舉，孩子的衛生習慣有了很大改變，互滿愛的項目人員還了解到有的孩子在家還會因為大人不幫他洗手而跟他們生氣。

羅如靖清楚地知道，絕大多數家長把孩子送來上學主要是為了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并沒有意識要培養孩子的行為習慣，對孩子上課學了什么也毫不在意。這在很大程度上和當地的價值導向有關。由于教育基礎薄弱，很多孩子讀完小學或者初中就出去打工了，整個布拖縣每年考上本科的最多4、5個人，在當地人眼里，讀書這條路并沒有出什么人才，家長基本看不到希望也不抱希望。上世紀90年代，涼山地區的毒品泛濫和隨之而來的艾滋病傳播一度非常嚴重，近年來雖然有很大好轉，但是布拖縣的絕大多數有錢人都是靠販毒發家的，這樣的現實讓人們相信讀書無法改變命運和貧窮。

拉保作和亞河幼兒園都有政府配備的課桌椅和電視等設施，對于農村學校而言硬件條件還算不錯，學校里的彝族孩子都穿著整齊，在課堂上和老師互動井然有序，也很有禮貌。直到來到實施兒童營養健康綜合發展項目（以下簡稱兒童營養健康項目）的村莊之一火洛覺村，見到當地彝族農民生活的場景，才恍然發現這片土地的貧困是那樣沉重，那些觸目驚心的新聞圖片不過是這里的日常景象。

走在火洛覺村里的泥土路上，兩旁都是低矮破落的房屋，有很多身上臉上都是泥巴的小孩子在路邊玩耍，也有看上去六七歲的小女孩背上背著兩三歲的孩子，有背著比人還高的一大捆柴行色匆匆的婦女，還有披著毛氈坐在路邊里曬太陽的老人。

兒童營養健康項目希望通過對兒童家長進行全方位的培訓來改善社區中兒童的生活質量。互滿愛從幼兒班學生家長中選出了120戶農戶，每戶發放19只蛋雞雞苗和多種蔬菜種子，并開展養殖和家庭菜園種植培訓，希望孩子能夠吃到雞蛋和多種多樣的蔬菜來補充營養，同時也讓農戶多一個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此前，當地農作物種類十分單一，主要是土豆、蕎麥。除了種地之外，農戶也會養牛、羊、豬，也會養雞，但當地的土雞產蛋量低、產蛋周期短。盡管項目已經結束了一年多，但仍然能看到這些措施在當地帶來的改變，項目發放的黃褐色的蛋雞和灰黑色的土雞區別很大， 在田間地頭一眼就能分辨出來。項目剛結束時，蛋雞的成活率在75%左右，現在每戶大多只剩下六、七只。 除此之外，項目還會對家長進行兒童營養、健康和衛生方面的培訓，并對項目點的兒童進行健康體檢。

參加兒童營養健康項目的彝族老奶奶。西西廢攝。

一個參加項目的彝族老奶奶家里現在還有6只下蛋的母雞和一小片菜地。老奶奶說，她的丈夫原本就是個殘疾人，前幾年生病去世了，兒子在外地打工、讀書，她一個人在家帶四個孫子孫女，每天早上起來給他們刷牙、洗臉，然后煮幾個雞蛋讓他們帶去學校吃，每天晚上給他們做飯。

彝族老奶奶家一角堆滿了圓根蘿卜，營養健康項目發的蛋雞也在屋內四處走動。

屋內的土灶、柜子、床和雜物。西西廢攝。

老奶奶家中是當地典型的彝族民居，院子里養了幾頭黑豬，堆滿了柴火，房子是一大間土屋，沒有窗戶，地上堆著土豆和圓根蘿卜，一側靠墻的地方放著床和破舊的柜子，上面堆滿了雜物，地上有一口土灶，還有一個洗碗洗菜的水池，沒有衛生間。大多數彝族人上廁所還是在田間或灌木叢解決。走訪的另外兩戶農戶家中也是類似的情況。項目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火洛覺村在當地農村當中已經算是條件比較好的，因為離布拖縣城比較近，每家每戶都有自來水和電，那些住在高山上的彝族農民生活條件更加艱苦。

羅如靖說，現在彝族人出門打工的也多了，根據政府統計的數據勞動力中有40%在外地打工，經濟收入有一定的提高。但之所以難以擺脫貧困跟當地的習俗有很大的關系。彝族農村結婚要給女方身價錢，身價錢的多少跟女孩的學歷、工作有關。一直在農村沒怎么讀過書的女孩子身價錢也要近10萬，在一村一幼工作的老師每個月工資2000元，算是一般，身價錢可以達到二三十萬，如果是大學生又有好的工作三四十萬也不足為奇，往往娶個媳婦一家人要苦個好幾年甚至十多年才能把欠下的債還清。而且彝族的民族文化重家支、重面子。據說在過去一個大戶人家給過世的老人辦喪事要殺一百頭牛，如今普通農村家庭辦事也要殺三五頭牛，四五只豬，五六只羊，都是靠同一個家支的親戚你一頭我一頭拉過來的。平時有朋友到訪，也一定要殺一頭小豬招待。普通農戶家養的牲畜，自家吃都不夠，卻還要應付社會應酬的沉重負擔。

大涼山在新中國建立直接從奴隸社會躍入現代社會，因為歷史文化、地理區位、適應性等因素落后整個社會的發展速度，導致了毒品、艾滋病、貧困等一系列長期的社會問題。但是，像互滿愛這樣在當地長期、扎實地做項目的公益機構確確實實在改變彝族人的生活，尤其是給彝族兒童帶來了希望。只是文化、習俗、觀念都不是能夠在短時間內扭轉的，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也許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看到改變發生。但那種認為涼山之所以長期貧窮是因為太多的政府和公益組織的扶助讓彝族人習慣了不勞而獲的觀點，無疑是本末倒置和不負責任的。

本土公益機構如何艱難成長

互滿愛這樣隸屬于國外非營利組織的機構將一些成熟的公益模式帶到了中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民間自發產生的本土公益機構經過艱難的摸索找到了一條自己的公益道路。“一個雞蛋”項目在宜賓市的執行機構春苗公益助學中心（以下簡稱春苗）就是其中的一個典范。

春苗的發起人羅耀奎是四川宜賓五糧液集團的一名退休職工，從2002年開始從事愛心助學活動。15年來，通過春苗獲得資助的貧困學生人數超過5000人，在春苗助學網注冊的志愿者人數超過9萬，全國各地都有春苗的志愿者小組，3次獲得全國性表彰，在當地乃至全國公益界都享有盛譽。除了結對資助，春苗還開展愛心圖書計劃、物資捐贈、鄉村童園、短期支教和重建危校等公益項目。

春苗如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和影響力，但創立卻十分偶然，十多年來也有不少跌宕起伏，甚至一度面臨關張的危險。羅耀奎告訴記者，他年輕時當過知青，退休后去當年的生產隊看望老友，發現幾十年過去了農村還是很貧困，朋友的孩子要讀書竟交不起學費。羅耀奎給孩子留下100元學費，回來之后在論壇上看到南昌春蕾助學網的信息，和網站溝通后向他們推薦了兩名需要資助的學生，成為了志愿者。之后又在宜賓當地的論壇發帖，召集了七八個志愿者一起貧困農村調查學生情況，找到需要資助的學生后將信息上傳到網站，很快就得到了資助。慢慢地，周圍的人都知道可以找他資助學生，參與進來的志愿者也越來越多，后來成立了春苗助學網，靠著做事靠譜、高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春苗秉承的三大原則是：所有學生資料由志愿者親自走訪核實，確保真實性；公開所有財務細節，報送教育部、民政部，接受社會監督；志愿者自愿參與春苗工作，資助人自愿選擇受助學生，捐款人自愿支配善款流向。

2005年，春苗一度因為沒有正式注冊被叫停。社會組織中確實有一些存在財務不透明的問題，尤其是打著公益旗號招搖撞騙的惡行一旦經過媒體曝光，往往會引起眾怒，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而由于公眾對公益行業內部情況不了解，往往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導致踏實靠譜的公益組織也會被巨大的不信任感波及。例如2016年11月，直播平臺“快手”的主播“杰哥”在涼山給村民發現金直播結束后收回的“假慈善”事件曝光后引起廣泛關注，當地政府在壓力之下一度叫停所有公益活動，使得眾多長年在當地開展工作的公益組織無辜受累，舉步維艱。春苗在當時的遭遇也是如此。面對流言蜚語，羅耀奎激憤之下帶著春苗得到幫助的貧困學生名單，厚厚一疊給學生的匯款單，接受捐贈的清單，上千封學生的感謝信，找到有關部門，請求核對審查，自證清白。市領導了解到有關情況后，立即作出批示：“春苗助學是特殊的教育公益事業，請有關部門給予支持。” 2006年8月，春苗正式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成為當時四川省唯一一家有合法身份的民間公益助學組織。

獲得合法身份以后，春苗在2008年爆發了一次嚴重危機。當時春苗資助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1600人，但由于缺乏資金，沒有辦公室和專職人員，還是一個家庭作坊式的公益組織。從掃描信件、給資助人回信、在論壇發帖，到組織志愿者、協調活動，事無巨細都是羅耀奎一個人負責。那段時間，羅耀奎的愛人和父親同時重病，住在兩個不同的醫院，他兩頭作戰，無法保證上網的時間。一個資助人打款后在網上多次催問無果后告到了民政局，說春苗是騙子網站，錢打過去就石沉大海了，盡管經過協調最終澄清了誤會，但羅耀奎感覺到春苗如果要繼續走下去，靠他一個人是不可能的。

他把這番感慨發在網絡上，被成都商報的記者看到后以“奧運志愿者培訓師遭遇愛心困惑”為題進行了報道，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于是，羅耀奎在一個小茶館召開了一個春苗骨干志愿者會議，討論春苗今后的出路。如果要繼續做，那么必須找辦公室、有全職工作人員，而費用只能由志愿者分攤；或者維持原狀縮小規模，資助的學生不再新增，畢業一個算一個；第三種方案就是倒閉散伙。當時，很多愛心人士跑到現場自發捐款，希望春苗一定要辦下去。北京西部陽光基金會工作人員來春苗考察后，提出資助三名工作人員一年的工資，每月1000元，春苗終于得以生存下來。

直到現在，資金問題仍然是春苗經常要面對的難題，而這也是眾多草根公益機構共同的難題。對于民間公益機構而言，主要的資金來源就是從各個基金會申請到的公益項目經費中的項目管理費用部分，一般占到項目經費的5%－10%，很難維持機構的日常支出。春苗現在的運轉除了需要羅耀奎以外還需要6名全職和兩名兼職，盡管工資還是只有1500元，但一年的費用也要20多萬。2016年，春苗通過聯勸基金會發起“萬人接力助春苗”活動，籌集到了12萬元機構運營資金。隨著春苗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當地一些政府部門表達了合作意向，今后或許可以通過與政府合作的方式解決經費問題。

公益機構工作人員工作強度大、收入低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羅耀奎說，春苗的人員流動性大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退休工資可以維持生活，他覺得自己做的事情跟有的人退休后喝茶打麻將斗地主沒什么兩樣，做公益帶來的成就感讓他很滿足，但他也很清楚，機構里的年輕人和他不一樣，他們需要謀生。好在春苗的事業還是能吸引到一些剛從大學畢業需要積累工作經驗的年輕人，雖然很難長久，但至少總是有人來做。青神縣鄉村婦女兒童合作發展促進會會長丁占勇也告訴記者，每月2000元的工資在當地僅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可能養家糊口，現在機構包括他在內的三名全職工作人員都是當地人，之所以能夠堅持做這份工作完全是因為家人的支持和希望為家鄉父老做點事的愿望。

成都螢火公益的劉云銅在家鄉經歷512大地震后接觸到了很多前來救援的公益組織，高中時開始做一些志愿工作，大學畢業后參加“為中國而教”公益項目在貴州支教兩年，之后便回到自己的家鄉四川繼續做公益。除了“一個雞蛋”項目，他同時還負責執行改善農村學前班教育的“鄉村童園”項目和給西北地區鄉村女童上生理衛生課的“春蕾計劃”。由于機構在成都而項目地在涼山，劉云銅經常連續出差20多天，每天一個人早出晚歸在山里奔波，雖然辛苦，但因為相信這些公益項目能幫到貧困山區的孩子們，所以仍然愿意去做。至于收入問題，他覺得自己暫時沒有結婚生子的打算，生活壓力不大，但身邊的很多同齡人確實非常焦慮。

誠然，并非所有的公益機構都能做到無可指摘，對公益行業的監管有待規范，但也應該看到，確實有很多公益組織為扶危濟貧、改善社會公平而做著不懈的努力。在一線公益人中不乏高風亮節的道德楷模，但也有很多在公益理想和現實壓力之間艱難前行的年輕人，如果他們在為公益事業燃燒青春的同時因為生活的窘迫而消磨了理想，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