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修建的震莊-云南省佛教協會所在地圓通寺-云南陸軍講武堂-地方強人政治-學校與中國的現代化-昆明火車北站改建而成的鐵路博物館-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修辭-鐵路在云南歷史上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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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昆明南站坐地鐵，約一小時到東風廣場，出站就是震莊。隔著墻壁可以看到一座蔥郁的園林，許多參天大樹。這里原來是龍云的故居，落成于1942年（正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震莊的建筑細節和花園參照了常見的法式園林風格，但就像姜文電影里的民國建筑布景，建筑也好，園林也好，都有說不出來的違和感。8月是上海最熱的時節，日平均氣溫在30度以上，而昆明的氣溫足足比上海低了10度左右。震莊雖然在市中心，但九點過后街面上已經沒有什么行人。進門后距離住宿的地方頗有一段距離，走在雪松樹下，暗夜中傳來一陣陣鮮甜的桂花香氣。此時距離江南桂花的花期還遠著呢。

昆明五天的行程主要是參訪寺廟和博物館。第一天在翠湖周邊，重游圓通寺和陸軍講武堂，這一帶是昆明傳統的市中心區域；第二天在昆明火車博物館（昆明火車北站）和昆明火車站；第三天尋訪大清真寺和東西寺塔，再去滇池邊登大觀樓。第四天拜訪云南省博物館和官渡古鎮，第五天登西山。天氣涼快，胃口也好，這個季節的昆明，菌菇、米線、鮮花餅、咸奶油蛋糕和云腿月餅隨處可得，各家味道不一，好在都算清淡爽口。

圓通寺是云南省佛教協會和昆明市佛教協會所在地，背靠圓通山，距離翠湖很近。圓通寺是一處鬧市中的道場，有幾處較為特殊的地方。大多數佛寺建在山腰，山門位于山腳下，進山門后逐漸登高，直至后山。圓通寺不是。大門和檢票口在高處，牌坊式的山門在山腰，大殿都在低處，而且是水榭式的。前殿像島嶼一樣，居于一個水池中間，前后靠橋梁連接，通往大雄寶殿，東西兩側回廊建筑都是臨水的。一般寺廟大殿至少三開間，圓通寺的前殿是單開間樓閣式。一般寺廟前殿供奉彌勒佛，這里供奉觀音菩薩。圓通寺本來是觀音道場，但大殿里后來供奉了三身佛，觀音菩薩就被移到了前殿。這種增設與更改不知是什么道理。

圓通寺本來是漢傳佛教的寺院，如今后山新辟建了一處上座部的佛殿，佛殿是泰國樣式，一尊釋迦摩尼佛立像是泰國某位前首相捐贈的，另有幾尊坐像，包括一尊很昂貴的墨玉坐像，墻上掛著本生故事的卷軸畫，我初一看以為是哪位泰國公主：畫上的悉達多王子，完全是一位年輕泰國貴族女郎的樣子。

據說圓通寺還有一處藏傳佛教的佛殿，沒能細看。前殿是攢頂建筑，尖頂系了許多繩子，另一頭拴在水池周圍的欄干上，上面掛了經幡，把這個觀音殿堂變成了瑪尼堆。

云南的地形呈長條狀，南北長，東西窄，北方藏區信仰藏傳佛教，南方各民族則信仰南傳上座部佛教，中部洱海周邊的大理地區則是著名的佛國，信仰漢傳大乘佛教。多元的佛教信仰就反應在圓通寺混雜的符號系統之中。

順便說一句，云南在佛教史和伊斯蘭教史上都相當重要。此行我們還專門去昆明市中心參觀了東西寺塔。西寺塔即慧光寺塔，始建于9世紀，為十三級空心磚塔，明清兩代均因地震有局部修繕，1856年寺毀而塔存，是云南地面現存最古老的建筑。東寺塔即常樂寺塔，建造時間與形制與慧光寺塔相同。常樂寺塔1833年毀于地震，1863年重建，重建地址并不在原址，而是向東移動一些。現塔與慧光寺塔相距約150米，隔街相望。據說修繕西寺塔時是以東寺塔為參照，而重建東寺塔時，也是以西寺塔為模本。兩塔互為鏡像，在1000多年的歷史中互相依存，令人莫名感動。東西寺塔均在2006年被定為全國文保單位。距離雙塔不遠就是永寧清真寺，幾個街區外還有古老的順城街清真寺。

回到翠湖。步出圓通寺往翠湖走，是一條陡急的下坡路，中途會經過李公樸和聞一多遇難碑。幾年不來昆明，翠湖周圍全變了樣，原先空空蕩蕩的云南陸軍講武堂里，現在有兩處常設展覽，一處主題是中國遠征軍，一處主題是云南軍人在共和前后的角色，策展和布展水平都不錯。

民國初年，云南講武堂因為李根源、唐繼堯、李烈鈞等云南軍人的表現而受到矚目。而且，以一地處邊疆的地方軍政學校，為國共兩黨準備大量軍政人才，著名者如共產黨方面的朱德、葉劍英，國民黨方面的朱培德、龍云、盧漢、盛世才等人，不可謂不罕見。這些登上全國性政治舞臺的校友，讓講武堂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云南。但講武堂畢竟以云南為根基，對此地的影響也最深。以地方局勢而言，從唐繼堯到盧漢，講武堂師生主導云南軍政長達數十年之久。

所謂中國的現代化，從國內和地方的角度來說，首先是軍事，其次是商業，再次才是政治。或者說，政治就是軍事和財政實力。隨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19世紀逐漸松弛，這種軍事和財政實力為先導的政治現代進城，最終召喚地方強人的出現。

地方強人要把握地方權力，就要辦學校，培養軍事人才，做成派系。這種人力資源投資，大多數就像李宗仁對唐德剛所說，不過是炒了排骨（排長之類低級軍官傷亡率極高），但無論如何，總有一部分強人，最終會從幸存者里脫穎而出。

這些強人通常都有強烈的生存意志，也有運氣和手段。但要成為強人，還要有生存空間，這就是他們為什么總是強調地方主義。這和憲政主義和聯邦政體框架下的地方主義當然有很大不同。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許會像閻錫山之于山西那樣，形成相對鞏固的地方權力結構，但通常所謂地方，不過是被走馬燈一樣的軍事強人反復蹂躪的草民茍延殘喘而已。

在云南，發展地方不算是一句空話。由唐繼堯興辦的私立東陸大學發展而來的云南大學，校園格局是不錯的，標志性建筑會澤堂得名自唐繼堯的故鄉會澤縣，獨具一格，可見云南人的地方意識。辦大學是想培養人才，服務地方。對軍政人物而言，這些人才能為我所用固然是好的，但他們也明白，潛在的競爭對手往往也在其中。大學如此，講武堂亦是如此。

講武堂的歷史和昆明火車博物館的歷史最好結合起來看。火車博物館地址在昆明火車北站。火車北站是云南最早的火車站，滇越鐵路的起點，幾年前還運行著兩條短途的米軌旅游火車，因為昆明修地鐵，這兩條觀光線已經停運了。這座車站的候車室是一座土黃色的建筑，有著法國殖民風格，如今改建成了火車博物館的展廳。

軍事（政治）、商業（財政）和地方主義定義了云南的現代性，而作為刺激因素的帝國主義，以及作為對帝國主義反應的民族主義，這些力量的互動，構成了云南的現代史敘事中的結構性因素。交通則是這一敘事中最精彩的章節。

如果說講武堂事實上代表了軍事上的離心力量，滇越鐵路就代表了商業上的離心力量。這兩種力量讓云南脫離北京控制的同時進入了現代。但事情也有另一面。和上海一樣，法國人帶給云南現代經濟形式和交通工具的同時，他們的存在也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幾十年以后，這種民族主義會驅動云南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懷抱。

在大多數時候，民族主義被描述成身份認同在政治上的反映，主要被情緒所驅動。博物館中關于個（舊）碧（色寨）石鐵路的陳列敘事也重復了這一觀念。19世紀80年代，中法戰爭結束后，兩國簽訂《越南條約》，開啟了附屬國脫離中國的進程。條約內容之一是允許法國修建越南通往昆明的鐵路，也即滇越鐵路。滇越鐵路的設計方案中包含一條從主干線通往個舊的支線。當時個舊已經探明是一處重要錫礦石產地。云南地方人士反對這一支線修筑計劃。他們籌集資金，計劃自主修筑通往個舊的鐵路線，以防開采錫礦的收益會因為法國主導支線的建造而流失。在這里，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修辭之間微妙的關系值得多加體會。

個碧石鐵路是一條低等級的窄軌鐵路，比滇越鐵路的米軌還要窄三分之一。采用不同的鐵路軌道標準，可以有效地降低交通系統連通性，從而抵制法國的影響力通過鐵路擴張。但個碧石鐵路采用寸軌，也然是因為缺乏資金和技術能力。這條用于輸出礦石的支線鐵路只有100多公里，卻花費20多年才全線貫通，前后耗資2000多萬元。修筑和管理水平低下，進一步限制了這條鐵路的運力。由此造成的潛在的經濟損失，比實際修建成本要大得多。

無論如何，修筑鐵路是一個系統工程。資金、技術、設備和高水平的日常管理缺一不可，并且要有足夠的運氣，能夠把這些因素統一在恰當的時機。時機是可以創造的。這就是為什么現代鐵路和現代軍隊互相需要的原因所在。

法國人帶來了滇越鐵路。日本人沿著這條鐵路進攻云南，試圖包抄重慶。對日本人的反動推動英國人和美國人幫助中國修建了滇緬公路。滇緬公路被切斷后，美國人又開辟了從印度通往云南的駝峰航線。在二戰中，世界需要中國，而中國的存亡取決于云南，以及云南的對外和對內交通。

云南在二戰中的重要性使得它的地方主義消失殆盡。云南變成了中國存亡的鑰匙，并為此付出了相應的代價。中國、美國、英國和日本的軍隊在云南及其周邊決戰，印度、緬甸等國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其中。和歐洲一樣，這里的戰爭也是跨越國境進行的，其性質也和歐戰一樣，是對東亞和南亞未來政治控制權的爭奪。

抗戰勝利后，龍云被蔣介石調離云南。講武學堂出身的云南軍人從此失去了對云南命運的掌控。幾十年后，重新修復的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成了紅色中國援助紅色越南和紅色緬甸抵抗法國、美國和英國的運輸線。云南從二戰的后勤基地變成了冷戰的后勤基地。

鐵路博物館里不起眼的地方存放著一只搪瓷口杯和幾張照片，記錄了另一場被選擇性遺忘的戰爭。那是中越戰爭的紀念品。我們應該把中越戰爭放在更長的歷史中去理解它的性質。實際上，這場戰爭是漫長的冷戰走向結束的信號之一。

（本文作者夏佑至系作家，著有《蒙塵記》、《上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