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月，鶯飛草長，據說正是此間風物惹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臺北故宮博物院剛剛開幕的“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展，以乾隆的六次南巡為題眼，揀選出曾與他一起游江南的書畫作品。掠過這些經乾隆題跋的作品，關于乾隆南巡旅程的浮光逐一閃現。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子明本”《富春山居圖》，幾乎每次出行，乾隆都隨身攜帶，隨作隨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他的題詠——除了第五次南巡未留題詠，無論在紹興、杭州、靈巖山、棲霞山，皆對景留題。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由題滿乾隆題詠的山水手卷并非元代黃公望的真跡，這或許也算得上是黃公望與后代賞畫者的幸事了。

實事求是說，乾隆對書畫的收藏并非一味積累，他對書畫還算是一位會撥冗吟詠玩味，尋覓作品會心處的收藏家。

臺北故宮博物院“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展，以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做為觀察的切面，通過巡行期間的書畫題詠，揀選出曾與他一起旅行的書畫作品，希望觀眾對他的鑒賞活動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根據題跋的時間與內容，可看出乾隆皇帝常搭配南巡所經地點，欣賞展玩與自然風光或相關故實對照的作品。若干銘心之作更成為他行李箱中的常備對象，不吝一再吟詠。

展覽的另一項重點是介紹行李箱中書畫作品的來源，就目前所知，除了清宮中收藏已久的作品外，亦不乏官員士紳于巡行前夕或南巡途中選獻的新藏品。通過這些作品，不但可推敲官員仕紳對皇帝喜好的理解與預期，也能由題跋觀察乾隆皇帝的回應。

這些曾與皇帝一起旅行的書畫作品境遇不一。有些可能連展開的機會都沒有；有些則留在行宮、寺廟中；有些入宮后又歸還原藏地；有些倍受欣賞，回宮后不斷復制；還有一些作品成為旅行的經常成員，一次又一次跟著皇帝到處去旅行。

這些搭載著乾隆皇帝題跋的書畫作品，一方面是他南巡旅程的紀念與追憶，一方面也成為了清帝國自北至南統治全境的政治象征。

“招游”之作

雖然當年打包的清單可能已經佚失，借由整理《清高宗御制詩文集》及《南巡盛典》部分在旅程中受皇帝題詠賞鑒的作品，仍可窺探兩百多年前乾隆皇帝南巡行李箱內曾經存在的書畫作品。這些作品的挑選與旅行路線、名勝典故的關連不淺。至今還有不少如《南巡紀程圖》一類宛若現代旅行書的行前準備文獻可供研究。六次南巡出發前夕，由他行前的題跋詩文，可以感覺到乾隆皇帝難以掩飾的期待興奮之情。

乾隆在南巡前從未親訪江南。他對江南的所有印象與知識，皆構筑在相關圖籍或他人的描述上。這件《西湖十景》卷，為南巡出發前夕，臣工提供給他各式江南旅游信息的例子。

《西湖十景》為董邦達（1699-1769）所繪制，雖名為“十景”，畫上卻標出五十四個景點，將西湖可游處擴增五倍以上，實為“招游”之作。 乾隆皇帝在南巡前一年（1750）的題跋，顯示此圖的確挑起游興，讓他打算于明春南巡時親自感受久聞的西湖之美，印證實境與畫境。詩句中流露出他對游覽西湖的期待之情。

“攜行”之作

乾隆皇帝南巡時所賞鑒的書畫作品，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量最豐。

除依時間展示六次南巡所攜作品，同時亦依巡行路線來呈現乾隆皇帝如何搭配景點，挑選與當地作者、風光或故實相關作品加以吟詠的旅行鑒賞模式。此外，通過乾隆皇帝屢次攜行的作品，呈現出他經常對相同作品或主題重復吟詠，為不同時期留下紀錄的特殊鑒賞習慣。

頗受乾隆皇帝青睞的明代畫家王紱（1362-1416）為無錫人，號九龍山人、鰲叟。其畫以墨竹最為知名，山水則承續元代文人畫風，為吳派前驅。王紱《墨筆山水》密布層迭巖壘及林木，近景臨岸漁船，一艘似正炊煮，一艘則在用餐，船上張掛著披曬的衣物；中景船只則正收拾風帆；右方山路行旅也疾疾趕路入城，一派日暮歸人景致。

乾隆皇帝于旅程中欣賞此圖時，并非草草展閱山水大勢，而是連小小的舟中生活都注意到了，并成為他吟詠的重心，由此可感受到他品畫時的細膩與留心。

《洗硯圖》為明代蘇州文派畫家陳祼（1563-約1639）應熱愛收藏古硯的好友陸子垂之請所作。乾隆皇帝詩句“陶泓三沐更三熏，袖手臨流看墨云”，描寫的應是前景環抱雙手的文士駐足觀看硯臺浸于溪中洗滌的有趣景象。此作御制詩年款為“壬午春日”，與《御制詩三集》收錄于于第三次南巡回鑾后的閏五月期間有異，或為詩文集編輯失誤所致。

《板橋踏雪圖》為第六次南巡攜行的作品，御題詩紀年“甲辰”，應作于閏三月間回鑾途經的揚州一帶。題詩末兩句的“題者能畫復能詩，蒙古豈無人中玉”，所指即為右方題詩者伯顏不花。他正是約十日前乾隆皇帝品題《古壑云松》一圖的作者，故有“題者能畫復能詩”之句。

此畫左下角“河中馬遠”出于后添，觀察畫中巖塊造型、人物輪廓、衣褶勾勒習慣、樹木出枝角度等部分，應出自明代馬軾（活動于十五世紀前、中期）手筆。此作也確實表現出馬遠繪畫的風格特色，難怪乾隆皇帝視之為馬遠佳作。

崔子忠（？-1644），字道母，是明末著名的“變形主義”畫家，畫中如梅枝樹石等方折的造型，即為其特色。此作描繪的是蘇軾與金山寺僧佛印說偈，輸了腰上玉帶的故事。畫中蘇東坡手上所持的藍色帶狀物，或許就是崔子忠想象中的玉帶。

第三次南巡時，乾隆皇帝想起藏在御書房中的崔子忠《畫蘇軾留帶圖》，命人快遞至江南欣賞留跋。從此之后，崔子忠此軸也成了南巡行李箱中的常備成員，每每于金山寺中與蘇軾玉帶一同欣賞展玩。

乾隆皇帝認定這件畫給“子明隱君”的《富春山居圖》才是黃公望（1269-1354）的真跡。自第一次南巡前后，便經常攜于行篋，每遇佳山勝水，便取出留詠。南巡亦不例外。他曾題識云：“六度南巡，所歷江山風物，氣象萬千。時展此卷印證，無不契合。”除第五次南巡未留題詠，無論在紹興、杭州、靈巖山、棲霞山，皆對景留題。

在所有的書畫收藏中，“子明本”《富春山居圖》應是乾隆皇帝一生最親密合意的重要旅伴。

事實上，子明卷是明末文人臨摹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后人為牟利，將原作者題款去掉，偽造了黃公望題款，并且還偽造了相關名人題跋，這一切都把乾隆蒙騙了。事實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難發現。元代書畫上作者題款都是在繪畫內容之后，而子明卷卻將作者題款放在了畫面上方的空白處，這明顯不符合元代書畫的特點。但乾隆的書畫鑒賞水平，顯然并不足以看出這些漏洞。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本”不但被他視為珍寶時時帶在身邊，對此畫大加嘆賞，屢屢題贊，甚為喜歡。而且黃公望真跡無用師卷的出現，也沒讓他推翻自己的錯誤判斷。為此他還特意請大臣來，在兩卷《富春山居圖》上題跋留念。來觀畫的大臣無一例外地歌頌了乾隆熱愛藝術、不拘泥真偽的廣闊胸懷，可誰也不敢點破：這幅畫它本來就是真跡。在梁詩正、沈德潛等大臣的附和下認定后者是贗品，編入《石渠寶笈》次等并命梁詩正書貶語于此本上。20世紀30年代(1933年)，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萬余箱的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后又運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間，徐邦達等在庫房里看到了這兩幅真假《富春山居圖》，經過仔細考證，他發現乾隆御筆題說是假的那張，實際是真的，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說是真的那張卻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論，還它一個真實的面目。直到隨其他文物一起南遷。而今，這真偽兩卷《富春山居圖》都存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共同見證著中國書畫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談。

“進獻”之作

每次南巡行李箱內的作品，都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增減。出發前，他們挑選與行程相關的宮中舊藏，同時也將新獻未及賞鑒的作品一并收拾。啟程后，行李箱除了收入乾隆皇帝自己沿途的書畫創作，由作品題識或貢單等資料可發現旅程中亦得到各地官員仕紳進獻的作品。從這些納入行李箱的作品，不僅能更了解乾隆皇帝的品味，也可一窺君臣間相互揣摩與回應的微妙關系。

《書寒山子龐居士詩》為黃庭堅（1045-1105）于元符二至三年間（1099-1100）謫居四川時留下的晚年杰作。乾隆皇帝在隔水上書有一則太上皇時期的題語：“雙鉤既偽詩更誤。向謂上等，實錯。”可知雖然之前均視此為上等佳作，晚年卻誤判此作為偽。卷上并沒有留下乾隆皇帝其他題跋，然而根據他第二次南巡時于寶應御舟上作此卷臨本時題道：“二十年前愛臨山谷書法，置之久矣。偶得此卷，橅之不覺見獵心喜”，推測此卷應得于此次南巡途中。他難掩興奮地于舟中臨摹，后將臨本賜給揚州倚虹園摹勒上石。

《春塘柳色》軸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金德瑛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十一日進獻之作。此時正值第三次南巡前夕。或許這是他送給乾隆皇帝的最后一份禮物。乾隆皇帝出發約十天后取此畫欣賞題詠，然不久即于二月初三日獲報金德瑛病逝的消息。

此畫設色妍雅，貼切地描繪出春塘柳色、韶光融融的氣象。正如乾隆皇帝的題句，讓人聯想到北宋趙令穰（約活動于1070-1100）所描繪的江鄉風致。不過此作似與元末明初之風格有異，左方落款或為后添，疑出自清代王翚（1632-1717）手筆。

“境遇不一”之作

這些有幸與皇帝一起旅行的書畫作品境遇不一。有些可能連展開的機會都沒有，就回到宮殿的箱柜中。有部分則留在行宮、寺廟中，成為乾隆皇帝賜給地方的南巡禮物；也有帶回宮中修理、臨摹、考訂后，又歸還原地；還有些倍受欣賞，回宮后被不斷復制，留下各種尺寸、不同媒材的版本，裝飾于宮中；當然，也有作品成為旅行的經常成員，屢次納入行李箱中，跟著皇帝到處去旅行。

喜愛飲茶品泉的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均過訪藏有竹爐的無錫惠山寺，并汲惠泉品茗。惠山寺藏有明代王紱（1362-1416）等人所作的《竹爐山房圖》，其中一卷佚失，在第一次南巡時，乾隆皇帝特命張宗蒼（1686-1756）另繪一卷補全，可惜張宗蒼于第二次南巡之前過世。《聽松庵竹爐煎茶迭舊作韻之二》詩中“宗蒼圖補竟長眠”一句，所指的就是這個故事。乾隆四十四年（1779），這些畫卷因火災全毀。乾隆皇帝除再度補圖外，另將宮中王紱《溪山漁隱圖》賜給該寺典藏。

此為王穀祥（1501-1568）臨仿夏森（約活動于十三世紀前半）畫冊之作。夏森為南宋重要畫家夏珪（約活動于1180-1230前后）之子，畫藝精湛，然作品存世甚少。

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題跋提到當時已無夏森的粉本，因此王穀祥的仿作彌足珍貴。另提到曾將此冊攜于行篋中，閑暇時一再臨仿。如此冊一類逸筆草草的風格，正是乾隆皇帝最喜好臨仿的對象。此冊很可能即為紀錄中他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時放在行李箱中的“王穀祥畫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