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版《嫌疑人X的獻身》讓東亞東野圭吾影視補完計劃又向前邁了一步，距離東野圭吾小說首次出版已經過去了十二年的時間，距離這個故事第一次被搬上大銀幕也過去了九年，故事早就不再新鮮，其中的詭計和手段也早已不再是亮點，重點早已從“如何”變成了“為何”——何況真正能夠令人回味無窮的推理故事不能只有精妙的手段，還要有對人性與情理的深層次挖掘。而這個嫌疑犯的苦情故事，重點就在于人情。

東野圭吾試圖借助一個純粹受控于理性邏輯的人逐漸失控、不斷突破禁忌并自我犧牲的殘酷過程，來討論人愛上他人時能夠達到的終極程度——這是故事的內核。愛情以及如何表達愛情、守護愛人的故事是沒有國界的，換言之是普世的，墜入愛河的人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他是日本私立高中數學老師石神哲哉也好，還是中國東北公立初中數學老師石泓也罷，這個為愛放棄選擇的自由、放棄生命的故事都能夠成立。

電影完成的其實是一個說服觀眾的過程。電影必須通過自身的敘事說服觀眾相信，生活中會有一個這樣的人會為了得不到的愛人做出不計代價的犧牲。

國產版本與此前的日本版本、韓國版本一樣，將重點放在了愛上女鄰居的數學老師身上，刑警、物理副教授都只是完成這種表述的輔助性工具，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韓國版本中可以將刑警和物理學副教授合二為一。

在韓國語境中，并不存在“神探伽利略”這樣的品牌人物，因此，物理學副教授的有無并不影響最終的結果。而日本不同，湯川學在日本版本中不可或缺，是先有了“神探伽利略”這塊招牌才給了嫌疑犯獻身的機會。

這種不同決定了人物在電影中分量的不同，韓國版本將人物關系做了最大限度的簡化，核心人物只有三個，但這個版本中刑偵部分所占的比重很大，反而沒有留給獻身的嫌疑犯太多的空間。

日本版本的人物最多，來自警方和大學物理實驗室的人物都有活躍，好在日本語境中，電影無需再次交代這些人物的關系和背景，這種缺省反而給數學家留下了更加廣闊的發揮空間。在日本版本中，石神主導了整個故事，湯川學和日本警方提供的不過是逼迫他探索極限的動力。

國產電影版本的語境和韓國相似，但在人物構成上仍然保留了大學副教授的設定，甚至仍然賦予了他日本版本中審視者的視角，國產版本中警方注意力的幾次轉移乃至最終真相大白的時刻，都是基于王凱飾演的唐川副教授的推理和對石泓的了解。影片的結尾，唐川走出法院、走向光明因其作為視角角色的身份而被賦予了正向的象征意義。

這個視角角色幾乎無法為中國觀眾提供帶入感，他的原型“湯川學”是一個純粹手理性邏輯支配的角色，高高在上，冷靜到近乎于冷酷，但日本版電影上映時，這個與觀眾距離最為遙遠的角色卻又是最熟悉的那個，因而可以作為視角的提供者。

環境的改變決定了“湯川學”的中國版本只能是一個無趣的推理機器，唐川不是重點，重點被完全放在了張魯一飾演的數學老師石泓身上。石泓的表現決定了整部電影的表現，這也就使得比較張魯一和日本演員堤真一的表演變得難以回避。

張魯一演過大隱隱于市的高智商理性人，也演過變態殺人犯。他能演出沉溺于愛情之中的那種甜蜜，也能演出因愛而生的恨意與癡狂。“石泓”可以被視為一個集張魯一演繹經歷的集大成者，對于演員來講不失為一個挑戰，只要調動所有的情緒和經驗，成功地駕馭他并不困難。張魯一對角色的完成度很高，可畢竟《嫌疑犯X的獻身》并不是陷入愛情的數學家的傳記電影，單靠張魯一的表演是無法令觀眾相信這份愛存在的。

在圍繞著《嫌疑犯X的獻身》展開的討論中，女鄰居似乎僅僅作為一個愛情的象征、一個符號出現，她是所有麻煩的起源，故事從她失手殺人開始到她自首認罪結束，她賦予數學家的獻身以意義，同時又是唯一一個能夠消解這種意義的人。這個角色理應十分重要，但卻被長期忽視。

在國產版本中，導演蘇有朋找來好友林心如出演了女鄰居陳婧，友情的加持并不代表這個角色在電影中受到了足夠的重視。林心如在電影中的戲份很多，略顯細碎但卻貫穿始終，這個角色最重的戲份在于“殺人夜”，母女失手殺人以及鄰里間秘密的形成是故事的原點。但在國產版本中，這兩場戲卻成了短板。

原著中，女鄰居為了保護女兒扯斷了被爐的電線勒死了前夫，日本電影版使得這一情節更加連貫。前夫將女兒撲倒在被爐旁進行毆打，護女心切的母親撲上去，順手拿起電線勒住前夫的脖子，與女兒合力殺死了他。

從放前夫進門到完成殺人，日本電影版對整個過程中女鄰居的舉動都做了合理化，省去了原著中前夫與女鄰居在門口的口角，也省去了女鄰居選擇工具時環顧四周的過程，使得前夫侵入私人空間、造成威脅變得更加緊迫、殺人是無奈的過激之舉。

中國沒有“被爐”，為了保留使用電線勒死前夫的這一設定，國產電影版改編為女鄰居情急之下扯下電熨斗的電線。這一改變否決了整個場景的合理性。

在國產電影版中，陳婧在悠哉地熨衣服，這一動作是不具有緊迫性的，因為在引狼入室前，她不僅完成了熨燙工作甚至還把衣物疊好了。而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門外的來客始終沒有交代自己的身份，陳婧仍舊毫無防備地打開門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在接下來的對話中，觀眾不難發現前夫長期騷擾陳婧，陳婧數次搬家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躲避他。這再次否定了陳婧開門的行為。

前夫毆打女兒時，陳婧并沒有機會像日本版的花岡靜子一樣順手抓起被爐的電線勒死前夫，但在她所處的場景中，明顯有更多更合理的選擇——女兒用來擊打前夫使用的獎杯以及電熨斗本身都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陳婧選擇了扯掉電熨斗電線勒脖子，這就讓失手變得更具有故意，從而，再一次否定了場景的合理性。

石泓出現后，剛剛殺了人的母女兩個完全淪為背景中的虛像，她們表情木訥，肢體松弛，非常鎮定，除了語氣略顯激動，既沒有結束一場危機的釋然，也沒有即將面臨刑事責任的恐懼，甚至也沒有表現出對陌生鄰居主動介入表現出的驚訝，像是見過更大風浪的人呢。

推理電影對細節精度的要求很高，所謂推理其實不過是對細節的觀察、把握和演繹，如果失去了對關鍵細節的把握，其他地方做得再細致也是無用的。

在這個維度上，國產版本《嫌疑犯X的獻身》做得并不好。電影與時俱進地在現場布置了一輛公共自行車，遺憾的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并沒有全面覆蓋整部電影，公共場所中無處不在的防盜監控器并沒有被充分調用。

電影院中的監控證明力遠比服裝店監控以及詢問可能沒裝監控的面館老板得來證言更強，然而觀眾可以看到葉祖新飾演的刑警羅淼非常迅速而又決絕地否定了電影票根對母女二人看電影的證明，然后不停追問母女倆去哪兒看衣服、去哪兒吃東西。

這種邏輯上的瑕疵最大的體現還在于臨近尾聲時的追車戲份，這是國產版本突破性的原創，然而它的出現除了增加一點動作戲之外，既無必要也與整體的氛圍不搭調。在突如其來的追車之前，天天徒步上下班的石泓毫無征兆地有了一輛車，還駕輕就熟地躲在車里拿起單反相機偷拍……這些突如其來幾乎毀掉了整部電影的和諧感，讓電影前半程的努力功虧一簣。

這些邏輯瑕疵、細節崩潰歸根結底都是導演的問題，不可否認對比蘇有朋的第一部電影作品，《嫌疑人X的獻身》在節奏把握、鏡頭語言使用以及人物塑造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細節上也做出了努力，比如作為關鍵性人物的流浪漢并不像石泓的車和單反相機一樣突然，他電影開場2分35秒的時就已經出場并且在熒幕上停留了六秒的時間。種種努力還是得了一個這樣的結果，只能說還沒到火候。

除了視角人物唐川，其他角色都缺乏凝視，尤其是石泓與陳婧同時在場的情況下，凝視應該有但還就真沒有，無論陳婧在前景還是在背景，她的形象都是模糊的，而石泓正是通過對具體對象的長久凝視產生了無限的深情。唯一有機會展示這種深情的場景都被一筆帶過了，使得作為獻身前提的愛被消解，故事也就失去了征服觀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