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日至6日，我受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ISH, Amsterdam）和印度勞動與就業部V.V.吉里國家勞動研究中心（VVGNLI, Noida；以下簡稱研究中心）之邀，赴印度新德里參加了全球勞工史網絡第一次國際會議（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Global Labor History Network）。這次會議由兩個學術機構聯合主辦，匯集十余個國家二十位勞工史領域的優秀學者，我也有幸在母校華東師范大學的資助下，成為了此次會議唯一的中國來客。

印度之旅初印象

會議的舉辦日期是3月3日-3月4日。按照日程安排，我的主題演講是在第一天，為減少旅途勞頓，便預訂了1日晚間到達的航班，這樣還可以休息一天。從坐上飛機的那一刻起，就開始置身于南亞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班機上只有大約一成乘客是中國人，其余都是印度朋友。

接近當地時間午夜時分（北京時間凌晨兩點半），飛機降落在德里甘地國際機場。我在接機人群中找了兩遍卻沒有發現自己的名字，看到我略顯緊張無奈的表情，一名好心的接機人員告訴我，還有一些人是在候機樓外面等著的，于是我趕緊跑出離得最近的出口，果然看到另一群舉著牌子的人。誰知這個匆忙的決定又帶來了一些麻煩——在成功找到了研究中心安排的司機后，想要兌換一些印度盧比支付車費，發現只有候機樓里面有貨幣兌換點，而不知為何，到達廳卻不允許進入（據網友說，幾乎印度所有的機場都是不允許隨意出入的，很多時候只能等在候機樓外面接機）。最后在繳納了類似于接機司機入場費的100盧比（還是好心司機幫我墊付的）并安檢后，我才得以進入候機樓兌換印度盧比。這樣的小心防備也許和印度的安全形勢有著一定的關系，可同樣需要嚴格安檢的北京機場卻從來沒有過“入場費”一說。

甘地國際機場

折騰了一番，我終于坐上了開往研究中心的鈴木轎車。司機是個個子不高的微胖中年男人，英語不是很好，我們在路上沒有太多交流。也許是由于困意襲來，他擰開了廣播，里面傳出刺耳的當地歌曲，寶萊塢式的節奏感頓時充滿了車廂。車窗外，以塔塔和鈴木品牌為主的小微型轎車在沒有變道線的馬路上自由穿梭著，并不平坦的路面讓人感覺它們仿佛也在隨著音樂擺動。駛出機場不久，我們已經到達德里市區邊緣。我不禁驚異于已經是凌晨的德里仍然車水馬龍，在國內也就是三排車道的路面上并排行駛著五排以上的車輛，不過這倒是加快了通行速度（后來印度的朋友告訴我，2014年-2015年間德里的馬路上也曾出現過虛實變道線，但明顯不符合印度國情，大大降低了通行效率，造成更嚴重的交通擁堵，很快便被取消了）。

午夜時分依然車水馬龍的德里街頭

在經過四十分鐘左右的“動感鈴木”后，我們終于到達了研究中心。司機一路將車開到了中心的Hostel（類似于我們的招待所）門口，此時已經是德里時間午夜兩點半了。在一名服務人員的引領下，我來到了自己的房間，房內設施雖然略顯陳舊，但窗式空調、有線電視、熱水器、抽水馬桶等一應俱全。

第二天早餐時，見到了另外幾位已經到達的與會學者：來自匈牙利的Tibor教授，來自美國的Leon Fink教授以及來自葡萄牙的Cardeira教授（女），他們也都是昨天午夜到達的。餐桌上大家交流著對印度的第一印象，通過Cardeira教授形象地描述，看來昨天接我的那位司機又加了一班，并且顯露出更多的疲態——不停地搓臉揉眼睛使得Cardeira教授心有余悸。看來我們這幫專門做勞工史的人，還是在無意中傷害了勞動者的健康啊。

研究中心所在地Nodia新區規劃圖。Nodia是新德里規劃的新區，以后將成為新德里的CBD。

午餐之前，我終于見到了會議的主要組織者、來自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中心的Marcel van der Linden教授，負責具體接待工作、同樣來自IISH的Jacqueline教授，以及任教于紐約大學的印裔教授Aruna（女）。其中Aruna教授目前已經定居美國，這次回印度開會還特意接來了自己很久未見的老母親，這位和藹可親的印度老奶奶一直夸我長得很像印度人……

緊張的會議和其樂融融的宴會

3日上午10點，會議正式開始。開幕式由Marcel van der Linden教授主持，研究中心的負責人S.K.Sasikumar博士和印度勞工史研究協會代表、德里大學歷史系Madhavan Palat教授做了簡短的歡迎致辭。接下來兩位來自印度勞工史研究協會的學者Dr.Rana P.Behal和Dr.Prabhu Mohapatra分別介紹了印度勞工史領域的研究現狀和對未來勞工史國際合作的期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會議現場

早在1920年代，印度就開始出現大規模勞工運動，并在印度的獨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時至今日，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依舊在印度的政治經濟進程中有著重大影響。在2016年9月2日，為了抗議政府最新出臺的勞工和投資政策，在全國最大的10個工會組織下，印度爆發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據估計有1.5億-1.8億勞動者參加。在這種背景下，勞工史研究在印度一直是一門顯學，有著自己的學術組織（Association of Indian Labour Historians,印度勞工史研究協會）和多個專門的研究機構（除了V.V.吉里研究中心外，德里大學和尼赫魯大學都設有專門的勞動研究中心，尼赫魯大學還是著名的Global Labour University——國際勞工大學的碩士學位授予點）。

在印度早期的勞工運動中，V.V.吉里（V.V.Giri）是一位處于核心地位的杰出領導人。作為一名出身于婆羅門（印度教中最高等級）政治世家的法律系高材生，他卻在甘地的親自感召下很早便投入了印度的勞工運動和獨立事業中。印度獨立后，V.V.吉里依然長期活躍于政壇，并且在1974年以其崇高的威望成為總統（在印度政治體制中，總統一職雖然并沒有什么實權，但卻意味著對一個人政治地位的認可）。在他主導下的勞工運動雖然自始至終都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但并不意味著對勞工權益和處境改善的忽視。特別是在其晚年，吉里將主要精力投入在了勞動政策和勞資關系的研究思索中，并于1974年成立了專門的勞工問題研究中心，這就是1995年重新以其名字命名的V.V.吉里國家勞工研究中心。

印度勞工運動重要領導人，第四任總統V.V.Giri

作為印度勞工與就業部下轄的自治性學術機構，研究中心長期致力于勞工運動和勞動關系領域的研究、培訓和出版工作，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勞動問題研究和培訓機構，先后組織了數十個國際合作研究項目，每年都會舉辦大量的學術會議和培訓課程。隨著國際勞動關系學界的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圍早已超出單純的勞工問題，涵蓋性別政治、產業關系、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領域和政治、經濟、歷史、社會等多個學科，在不斷推動國際學術研究交流的同時，也為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研究中心禮堂，為期兩天的會議就是在這里進行的

兩位學者除了介紹印度勞工史研究的基本狀況和研究中心的資料情況外，也對當下印度的勞動關系狀況表示了擔憂。目前印度每年新增2500萬以上的青年勞動力，同時還有數千萬長期或暫時涌入城市就業的農村人口。從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層面來看，這樣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一方面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本來就被現代化進程拋棄的城市貧民階層團結起來，形成新的社會力量，加劇印度社會的不穩定狀況和產業轉型的難度。而且在印度，不同派別的政治團體基本都有自己支持的勞工組織，難保不會有政治野心家利用這些社會邊緣人群謀取政治資本，造成勞工階層和整個印度社會的進一步分裂。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局勢，的確是印度學者不得不擔心的問題。

研究中心的部分出版物和館藏資料

在接下來的會議中，各國學者分別簡要介紹了本國勞工史研究的現狀，包括主要學術組織、研究機構、代表學者和著作等，并分別總結了各自國家勞動問題的特點。我也簡要梳理了我國勞工史研究從工人運動史到勞動關系史的學術轉型之路，提出中國目前在勞動關系方面仍經歷著艱難的現代轉型，傳統的“身份型”（Status）的勞動關系依然沒有退場，現代“契約型”（Contacts）勞動關系雖然不斷壯大并得到了立法保障，但仍然缺乏足夠的制度保障，在實際運行中存在著一定困境。勞工和勞動關系問題不僅是社會平等穩定的重要保障，更是經濟良性、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需要我們不斷從歷史中吸取相關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的兩天日程相當之滿，除了白天的主題報告外，第一天晚上還加了一場關于印度勞工政策的主題演講，一直持續到晚上八點，第二天則是在所有學者報告結束后，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自由討論。全球化、移民問題對于勞動關系的影響成為討論重點，來自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Leon Fink教授的發言令人印象深刻。他提出特朗普在白人勞動者階層（White Working Class）的支持下當選美國總統，印度德里大學教授被人民黨支持下的民族主義組織ABVP成員以“反國家”的名義打傷，背后都是全球化對勞動關系的巨大沖擊，由此而生的矛盾很容易成為政客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工具。

會議期間，主辦方安排了豐富熱鬧的晚宴。第一天晚上是在中心Hostel舉辦的類似雞尾酒會的Party，大家三五成群地站著聊天，氛圍非常融洽。第二天則是安排在了中心外面的一家印度特色餐廳，我也第一次吃到了著名的印度甜點Gulab Jamun——一種面粉、糖、奶油、玫瑰水混合而成的油炸面球。在第一天的宴會上，我與Madhavan Palat教授相談甚歡，他一直對我照顧有加，說我是中心成立多年第一個到訪的中國學人，以后應該多多聯絡，我也向他請教了許多印度勞工史方面的問題。另一位社會活動家對于印度的政治、社會問題分析得井井有條，雖交流不多卻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晚上，我與來自日本國學院大學的木下順教授聊了很久，從莫言和村上春樹的小說聊到兩國公司的內部文化。可能由于我倆是僅有的兩個東亞人，文化背景相似，聊得很開心，并約定會議結束一起游覽德里市區。

但兩次晚宴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與一位印度青年學生的交談：他主動詢問了我在印度這幾天的感受，并向我提出了一個很終極的問題——你喜歡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印度的還是中國的？提問時，這個個子不高的年輕人眼神里透露出深邃的焦慮，顯然，他對于印度的現狀是不滿的，也讓我陷入了對中印兩國差異更深的思索。

印度街頭和大學校園

會議結束后的3月5日，我如約與木下順教授共同游覽了一天德里街景，更直觀地感受了印度普通民眾的生活。三島由紀夫在南亞之旅后寫道：“這里的一切都是畢露的。一切都呈示出來，而且一切都強令人‘直面’它。”隨處游蕩的神牛，看得出建筑格局的老樓，以及永遠要向外國人多收一些錢的小販甚至政府機構，讓木下教授也想到了一個形容印度的合適詞匯——“Natural”（自然的）。的確，印度的一切似乎都是未經雕琢的、暴露在外的，赤裸裸的善意，赤裸裸的貧窮，赤裸裸的欺騙，這種缺少秩序的自然狀況，與我們熟悉的所謂“文明世界”相比不免顯得粗魯，以至于平時溫文爾雅的木下教授，在過馬路時也不得不對試圖加速通過的Auto車（當地的三輪出租車）司機憤怒地喊出“Stop”。

街頭隨意閑逛的“神牛”

在德里市區的游覽結束后，木下教授前往機場搭乘當晚的班機回國，我獨自返回了研究中心。下地鐵后，我打算搭乘一輛Auto解決最后的幾公里路程，一群拉客的司機好像看透我心思一樣擠到面前。此時，一位瘦小的少年從這群大漢中擠出，并表現出對中心位置非常熟悉的樣子，對我開出的50盧比價格也不置可否。但上車后，我才發現自己選擇了一段非常危險的旅程——他開車的速度超過了路上大多數四個輪子的轎車，而且在轉了一會兒后，竟然回頭再次跟我確認地點，讓已經膽戰心驚的我更加崩潰。最后還是在我的指引下，我們才勉強開到研究中心門前的那條路。此時天色已黑，面對仍然在建的沒有路燈的土路，這位少年毫不猶豫地就要往布滿深坑的黑暗中開去，驚得我汗毛倒豎，大呼著“Stop”跳下了車。雖然將我置于如此危險的境地，但對于他開出的80盧比的價格，我還是沒有猶豫地給了他，并囑咐了好幾遍Safe First（安全第一）。

印度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并且速度也不慢。研究中心門前這條路就在一夜之間豎起來一條二三百米長的防護欄。

最后一天，我有幸受會議上認識的Dinesh博士之邀，來到了他任教的尼赫魯大學參觀。據他介紹，這所人文社科方面在印度首屈一指的學校大概有一百多個政治社團，學生十分活躍。這些社團絕大多數都是左翼團體，只有幾個可以算上中間偏左的。極具戰斗性的宣傳畫和標語涂滿了大小教學樓，甚至是鍋爐房、郵局、變電室。Denish博士是研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度勞工運動的，對于左翼文化自然也是十分感興趣，還特意帶我去看了一首據稱是某位中國革命先烈寫的詩，可惜我并沒能認出作者的名字，倒是對好幾處標語中都提到了“百花齊放”（All Flowers Bloom）印象深刻。

尼赫魯大學墻上的涂鴉

2012年，尼大學生在德里黑公交輪奸事件的第二天便走上街頭，呼吁改善治安和保護女性安全，成為那場震動全球的社會運動的先導。2016年1月中旬，海得拉巴大學博士生維穆拉(Rohith Vemula)自殺，引起了印度全國震動。維穆拉屬于印度的最低種姓Dalit，即“賤民”階層（也有報道對其Dalit身份表示懷疑，但他確實出身低種姓家庭無疑），并參加了校園的低種姓學生組織，積極“維權”，被人民黨屬下的學生組織ABVP(Akhil Bharatiya Vidyrathi Parishad)上告到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政府的直接干預下，維穆拉等數名“尋釁滋事”的低種姓學生被停止學籍，通過艱苦奮斗好不容易成為博士生的維穆拉對個人前途絕望，憤而自殺。在其后爆發的激烈學生運動中，包括尼大學生聯合會主席（同時也是一個左翼社團的領導人）在內的多名學生被政府逮捕，進一步激化了左翼學生組織與ABVP的矛盾。

尼大校園中可以見到多處維穆拉的畫像，他已經成為印度左翼學生組織對抗ABVP的重要符號。

在印度的最后一個晚上，我還參加了一次頗有時代感的“宿舍清談”。在Denish博士一位朋友的寢室里，我們與幾位同樣來自尼大歷史學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席地而坐，暢所欲言，大家還拿出各自從家鄉帶來的小吃一起分享。一位研究佛教的青年老師本身是名印度教徒，大家開玩笑說他最大的學術成果是證明了佛教是印度教的一個分支。這些印度的年輕學者們用著二手的戴爾電腦，幾件廉價的牛仔褲、夾克衫可以穿幾年，思想上卻是天馬行空、縱橫古今，像極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下的中國學人。

聊天似乎是印度大學生活的重要內容，校園里隨處可見三五成群的學生聚在一起討論著各種話題。

其實印度大學教師的收入并不低，特別是尼大這樣的名校，剛入職的講師每月大概有一千美元左右的收入，助理教授和教授更是高達三千到七千美元，還有免費的住宅（講師和副教授住公寓房，教授則是二層別墅）。再加上印度的物價低廉，一個人每月大概只需三百美元就可以過上很不錯的日子。但免費住房只提供給在職人員，近年來隨著德里、孟買等大都市房價的暴漲，退休后的住房問題讓許多教授頭疼。

多元中走向何方？

與Denish博士和他的朋友們道別后，我打車前往機場，踏上了回國的旅程。但印度之行帶給我的思考，卻遠遠沒有結束。與學生組織一樣，印度的勞工團體也存在著嚴重的分裂對立。近幾年來隨著印度人民黨的執政和大舉擴充實力，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其支持的勞工組織印度工人同盟（Bharatiya Mazdoor Sangh）與其他工會矛盾不斷，上文提及的“史上最大罷工”，BMS就沒有參加。人民黨和莫迪政府大力推崇印度教國家主義的初衷，是希望以此來更好團結這個國家，現在看來效果反而背道而馳。

本文作者在印度國家博物館的留影

多元社會的政治活力令人側目，但爭論的效率和結果也同樣重要，無休無止的爭吵只會加劇人們對社會的失望。這種情況的發生，恐怕和印度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有著莫大的關系。與我們更加推崇愛國、守法、遵紀等“大道理”相比，千百年來世代傳承的種姓制度和濃厚的宗教文化，讓印度人更加傾向于堅持自己的一套“小道理”。鬧市區里密如蛛網的偷電線路，隨意搭建的鐵皮房子，背后都有著一套自圓其說的價值立場——也許你還記得幾年前轟動全球的紀錄片《印度的女兒》中，那些為自己辯護的生活在棚戶區的強奸案嫌疑人和他們的親人。

無論是就具體的勞工問題而言，還是整體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狀況，印度都面臨著如何在“多元”格局下謀求“共識”的問題；反觀中國，則不免有些“共識”過多而“多元”不足。也許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兩個國家都有一些基本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更需要兩國加強溝通，將對方作為自己的一面鏡子，認真學習。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