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周忠麟 上海灘雜志公眾號

2021年11月26日，“七一勛章”獲得者、新華通訊社原國際新聞編輯部干部、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之女瞿獨伊，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20世紀80年代，我與瞿獨伊相識，并因約稿數度往來信件。今天斯人已逝，僅以此文表示悼念。

1984年10月，“瞿秋白學術研討會”上的合影，左一周忠麟、左二瞿獨伊、左三為《常州日報》記者（記不得名字）、左四陸先高、左五劉玉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

2021年11月8日，又一個記者節來到。當天中午，北京《光明日報》記者陸先高傳來一幀照片，讓我興奮不已。照片攝于1984年10月的徐州，當時由徐州師范學院發起召開“瞿秋白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的陳思和、上海木偶劇團的丁言昭、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陳揮以及陸先高和我（當時就職于上海教育出版社）都出席了研討會。這幀照片便是在會議休息時拍攝的。照片中，我站在最左邊，旁邊就是時任新華社記者瞿獨伊。時隔37年，我又看到了獨伊和我們年輕的身影，心中真是感慨萬千……

時間回轉到1984年，那時我們七八個小青年就愛跟瞿獨伊玩，她是中國共產黨的同齡人，生于1921年11月5日，時年已63歲，但心理年齡卻和我們一樣，非常年輕。也許是在莫斯科生活時間久了，她特別喜歡唱歌跳舞，只要一聽到音樂，就要我們陪她尋聲而去；如果在舞會，她會迅速進入舞池，旋轉身子，長裙隨之展開，簡直就是一個如孔雀開屏般耀眼的俄羅斯姑娘。

“瞿秋白學術研討會”結束后回到上海，我便和瞿獨伊有了通信聯系。1985年1月22日和1月28日，她分別給我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中寫道，我寄給她的三封信和雜志都收到了，我的約稿，她會一直記著，要我先不要為約稿而專程去北京。第二封信中她告訴我，文章已經寫好了，題目是《我的好爸爸——瞿秋白》，其中“有些實事已發表過，有些沒有（如父親給我寫的信等）”。她還告訴我，我名字的最后一個“麟”字，她看不清，因此也寫不清楚，字里行間充滿抱歉的含義。我知道，那是因為她長期在蘇聯生活，說中文都有些勉勉強強的，寫中文更是困難不少。

1985年1月22日，瞿獨伊給周忠麟的第一封信

同年2月5日，瞿獨伊把手寫稿件以及瞿秋白給她畫的滑雪圖復印件都寄給了我，并在信中說：“你的約稿已寫好了，共23頁，今天郵寄給你。我的中文不好，有錯字或其他不合適的地方，請你修改，如文章需要大修改，請你來信告我。但我只有這個水平，寫不好，而且和父親相處的日子實在太少了，只能如此。請收到稿件即回信，以免掛念，因為我寫一篇東西很不容易，現在又忙了，致以敬禮！獨伊二月五日。”然而，由于篇幅等多種原因，這篇稿件卻被擱置下來了。其時，我也給瞿獨伊寫信說明了情況。

1989年1月，國家主席楊尚昆為瞿秋白首日封題詞“紀念瞿秋白誕辰九十周年”，1月29日，瞿獨伊把首日封郵寄給了我。

2021年6月29日，瞿獨伊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頒授的“七一勛章”，在29位勛章獲得者中，她是唯一一名新聞記者。11月5日記者節前幾天，北京各大媒體刊文慶祝瞿獨伊百歲生日。沒想到，這是她最后一個生日了。

瞿秋白為女兒起名“獨伊”，就是說他的孩子只有“獨一個”，“獨伊”無二的瞿獨伊。時至今日，感謝《上海灘》雜志奉獻出大幅版面，首次全文刊登《我的好爸爸——瞿秋白》，讓讀者能更全面地了解革命先輩在艱難歲月里如何忘我革命；同時也可以讓讀者看到瞿獨伊在黨的懷抱中初心未改，矢志報國之丹心。

瞿獨伊撫摸“好爸爸”瞿秋白雕塑（2006年攝）

我的好爸爸—— 瞿秋白

盡管歲月無情，但是歷史不會消失在深淵般的過去。那些寶貴的回憶，在我心里是那樣的活生生，就像一團明亮的火焰，紀念著革命的艱難歷程，也照耀著我那坎坷的人生之路。

在我模糊的幼年記憶中，媽媽年輕、秀麗、熱情、敏捷；爸爸清瘦，戴著眼鏡，話不多，但很溫和。媽媽很愛爸爸，不讓我簡單叫他“爸爸”，而一定要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這樣稱呼我的父親。

1928年在蘇聯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為籌備這一次大會，爸爸先去莫斯科，我隨媽媽和羅亦農烈士的愛人李文宜阿姨后去。我們從上海上船，在東北上岸。一路上，媽媽和李阿姨化裝成農村婦女的樣子，給我也換上了夜服。那時我還不到七歲，許多情況記不清了，只記得在船上，每天早晨媽媽和李阿姨梳頭時，都要把船（艙）門關得嚴嚴的，因為她們的發髻都是假的，要費很大勁才能系在短發上而不露破綻。

記得過境的時候，媽媽為了掩護赴蘇去參加黨的六大的一些同志，常常帶著我和一些陌生的叔叔一起走。媽媽總是囑咐我，如果有人問叔叔，你就喊他“爸”，我乖乖地答應了。但喊了幾次后，我有些奇怪了，便問媽媽：“媽媽，怎么我有這么多爸爸呀？”媽媽笑了。

我們到莫斯科不久，在郊外一個原地主莊園里召開了中共六大。爸爸媽媽都參加了會議，因無處安頓我，把我也留在那里。那是樹木成林，花草盛開的一個夏天。休會時，爸爸帶我到園里玩，采集各種各樣的花，拿回來在書中做標本。我到現在還能記起爸爸在大自然中那活潑歡樂的面容。他和我在草地上走來走去，給我折疊各種紙玩具，努力鼓起我的興致。可能他想讓我在童年的記憶中多留下一些陽光吧。代表中還有周恩來同志，因他的胡子很長，我稱他為胡子爸爸，還有鄧媽媽、劉伯承叔叔和其他很多革命老前輩。有的阿姨教我唱歌、跳舞，在休會時我給叔叔阿姨們表演，大家很高興。

六大后爸爸媽媽和我都留在蘇聯。爸爸擔任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媽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他們很忙，無暇照料我，好不容易通過共產國際一位女同志（中國同志喊她為“老祖母”，因為她俄文姓是拉祖莫娃，發音相當于“老祖母”）的努力，才把我送進了一家孤兒院。我多么不愿意呀！獨自一個中國孩子，言語不通。有些調皮的蘇聯男孩還冷眼看我，因為我的頭發是黑的，他們把我看成猶太人的孩子，歧視我。雖然孤兒院的女院長——一個老布爾塞維克待我很好，但我還是日夜想念媽媽爸爸和李阿姨。他們來看望我的次數不多，但每次都使我感到無比的快樂。分別時，我總是到門外送他們，直到看不清他們的背影才戀戀不舍地回去。然后在他們坐過的地方再坐一坐，在他們走過的地方再走一走，仿佛他們還在我身旁似的，然后又開始熱烈地盼望著下一次見面的日子早日到來。記得來看我的人當中還有爸爸的親弟弟景白叔叔，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爸爸特別喜歡他，正是受了爸爸的影響，他才投身于革命，并參加過著名的五卅運動，后來他也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可是有一天媽媽來看我時臉上含著憂愁，她輕輕地告訴我：“景白叔叔再也不能來看你了，他失蹤了！”聽到這話我真是難過極了，但更難過的是爸爸。許多年后我才知道，景白叔叔是在王明宗派主義者的迫害下才不知下落的。

1929年蘇聯紅色救濟會組織了第一個國際兒童院，它坐落在莫斯科郊外一個美麗的原地主莊園里，屋舍周圍是茂密的樹林，那里有來自各國的、父母在國內做地下工作的兒童，年齡（從）四歲到十幾歲。爸爸和媽媽把我轉進了這個兒童院。在這里我很快學會了俄語會話，并且適應了這里的集體生活和學習環境。爸爸和媽媽工作更忙了，難得來看我一次，但一旦來了，就努力設法使我以及其他中國孩子高興。他們在莫斯科的生活是很簡樸和節儉的，但每次來都要帶一點好吃的東西分給大家吃，然后我們一起談笑和玩。直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冬天，媽媽爸爸帶我滑雪、滑雪車，夏天一起撐木排的情景。雖然由于當時他們工作忙碌，只有那么一兩次，但卻讓我終生難忘。我還保存著爸爸給我寫的幾封珍貴的信，如：

小獨伊：

你會寫信了，我非常之高興。你不病，我喜歡了。我很念著你。我的病快好了，過三個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時要看你，一定來看你。我的小獨伊。再見再見。

好爸爸二月十四日

另一封信是爸爸給媽媽的信中為我做了一首詩（已發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八二年出版的《瞿秋白詩文選》上）：

好獨伊，親獨伊！

小小的蓓蕾，含孕著幾多生命，

陳舊的死灰，幾乎不掩沒光明，

看那沙場的血花燦爛，

經過風暴之后的再生，

誰道是無意中的赤化？

卻是赤愛的新的結晶。

以上兩封信是爸爸于1929年在蘇聯休養所養病時給我寫的。還有一封信是我在森林學校時寫的。這是蘇聯政府給體弱兒童辦的兒童學校。在那里，為了講究衛生，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我的頭發也剃光了，爸爸知道后安慰我，寫了一封這樣的信：

獨伊：

我的好獨伊，你的頭發都剪了，都剃了嗎？

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頭發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

你要聽先生的話，要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歡喜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

好爸爸

父親在百忙中寫給我的信充滿了慈父的愛，而且他很了解兒童的心理，還有一封短信，信下附上好爸爸滑雪的畫：

獨伊：

你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瞿秋白給獨伊畫的滑雪圖

收到這些信，雖很短，但知道爸爸媽媽還念著我，關心我，我是多么高興呀！一個兒童是多么需要父母之愛！

1930年爸爸媽媽經歐洲秘密回國，我留在國際兒童院學習，他們把我托付給曾給孫中山先生作政治顧問的鮑羅廷夫婦照料。

父親是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多才多藝，具有很高的理論修養，不僅精通文藝和俄語，而且懂得英語、法語，擅長繪畫、書法和篆刻等。他翻譯《國際歌》時，就是自己一邊彈小風琴，一邊自己譯詞。

父親具有開拓精神，早在1920年21歲時，他不顧親友們的勸阻，決定以《晨報》新聞記者的身份，赴俄實地研究十月革命——“略盡一份引導中國社會新生的責任”。

父親在蘇俄忘我工作，由于勞累過度和生活困難，犯了肺病，不斷吐血，醫生說他的一葉肺已經爛了，至多能再活三年，勸他回國。但父親竟不以為然，不能起床，就躺著看書，俯在枕上寫作。他說：“肺癆是要‘養’的，可是我一天不讀，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短短的兩年內，僅為《晨報》，他就寫了幾十篇實事求是報道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情況的通訊以及聞名于世的《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和《赤都心史》等重要著作。在蘇俄的時候，爸爸有一次見到了列寧，列寧談起東方民族的問題時，提到了文字改革問題，這給了父親一個啟發。父親回來后就琢磨中文拉丁化的問題，并擬出初步方案。但因工作繁忙，父親不得不放下他的研究。1928年他又去蘇聯，仍然忘不了文字改革的設想，又進行了一番研究，他在給我母親的信中寫道：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羅馬字母的發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幫助我做許多工作，這是很有趣味的事。將來許多人會跟著我們的發端，逐漸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通用到實際上去，使中國工農群眾不要受漢字的苦。這或許要到50年、100年之后，但是發端是不能怕難的。

后來他和幾個朋友一起擬出了若干方案。此外，父親還竭力主張要在中國大力提倡普通話和用白話文寫作。五十多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我欣喜地看到，爸爸生前的向往正在我們國家逐漸變為現實。

1985年的6月18日是我父親就義五十周年的日子。當年，這不幸的消息我是從《真理報》上得知的，那時我才十四歲，親愛的爸爸，你熱愛祖國和人民，也熱愛妻子和女兒，但是，為了自己所信仰的事業，即使面對死亡，你仍然是那么坦然、從容、談笑自若。前不久，我有機會拜訪了曾在獄中替我父親看病的陳炎冰醫生，他對我講：“秋白同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樂觀精神。他被囚期間，在獄中看書、作詩、刻圖章，從未流露過對死亡的懼怕，他把自己的生死已置之度外。”就義前夕，中統特務王杰夫曾對父親說：“假設瞿先生不幸犧牲了，你瞿先生是否希望中共中央為你舉行盛大的追悼會呢？”他想用這個問題來試探父親是否怕死。父親答道：“我死則死耳，你何必談什么追悼會？”特務還企圖用親友之情來打動父親，父親回答道：“事實上沒有附有條件是不會允許我生存下去的，這條件就是要我喪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關心我、愛護我的親屬，特別是吾妻楊之華，也不會同意我這樣毀滅的生存。這樣的生存，只會給他們長期帶來恥辱和痛苦。”

1935年6月18日，父親在匪兵刀槍密布的包圍下，漫步走向刑場。刑場在羅漢嶺下蛇王宮側的一塊草坪。父親手挾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唱《紅軍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到達刑場后，父親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點點頭說：“此地很好。”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英勇就義

1984年10月，我生平第一次來到福建省長汀縣，那里是我日夜盼望著要去瞻仰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初期，長汀人民為了表達對父親的敬仰，建起了烈士紀念碑。十年浩劫期間，紀念碑遭到嚴重破壞，現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已重新修建，并由陸定一同志題詞。她背靠臥龍山，面向汀江，映襯蒼松翠柏，顯得那樣莊嚴肅穆。我站在紀念碑前，不意思緒萬千，和父親一起相處的日子，又一幕幕地在我的腦海中閃現。父親曾經說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對誰都是寶貴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融化在大眾的里面，假使他為這世界干過些什么，他會領略到，‘永久的青年’。”我現在已經是過了六十歲的人了，我的女兒都滿了三十六歲了，而我的父親犧牲的時候也只有三十六歲。他有著一顆永遠年輕的靈魂，而使他這顆靈魂永遠年輕的，是他的偉大的抱負。今天當我面對父親的遺像、遺著，寫下這篇短文時，我心里默默地念著：親愛的好爸爸，你安息吧！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你所深深熱愛著的祖國大地上闊步前進，走向美好的明天。

END

原標題：《【海上名人】獨一無二的“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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