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4年普京靠掀起外戰贏得超90%支持率時，俄羅斯《機關報》即刊文指出，普京人氣的這波上沖建立于民族主義激情之上，難以長久，是一種偽支持率。3月26日爆發于俄羅斯數十城市的一場大示威說明這個判斷具有相當強的前瞻意義。

（一）

此次示威主題為反腐，矛頭直指俄現任政府總理、前總統梅德韋杰夫。俄近年最具號召力的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爾內領導的“反腐基金會”不久前發布的一部揭露梅氏嚴重貪腐情形的紀錄片成為導火索。在網絡動員后，大示威以烽火燎原之勢在99座（納瓦爾內給的數字）城市上演，少則幾十人，多則兩萬人（莫斯科）參加。示威民眾大多為中學生和大學生，他們用各種口號、標語、漫畫、布偶來表達對梅德韋杰夫的諷刺和反對，抗議權力體系的腐敗。

在當下俄社會民族主義風起云涌、普京成為公認的民族領袖的大背景下，一部反腐紀錄片即可引發如此大規模的示威游行，讓各界都感到十分意外，更加凸顯了普京對俄政壇所謂的大一統并不絕對穩固。

但從規模上看，此次示威并不如2011年由議會選舉舞弊丑聞引發的那一次。當時，同樣是遍及俄全境數十城市的大示威，在幾個月時間內舉行了數輪，幾乎每一次在莫斯科都可以達到數萬、十多萬，乃至二十多萬人參加的規模。而這一次，根據《獨立報》的統計，各城市所有參與者加在一起也就只有約六萬。而且從示威形式看，2011年那次一定程度上是一場單純表達態度的公民運動，民眾在廣場上喊口號喊得很過癮，散場時還與維持秩序的警察揮手惜別。26日這場示威同樣如此，年輕人們在廣場上的興奮與開心透露著某種嘉年華氣氛。兩次示威均將目標設定為表達態度，而非其他。

這便導向這次示威的第一重邏輯，示威的出路在哪里？也就是它將通過什么渠道取得俄羅斯反對派的終極目標。既然只是民意表達，那么它最直接的出路便是大選，也就是通過民意表達傳播主張，獲得更多民眾支持，從而獲得選票。但是俄羅斯的大選，無論總統還是議會選舉，整個過程均由普京權力體系控制。從候選人登記到選舉制度變化，從投票到計票再到結果統計，整個過程均被控。俄聯邦立國以來，《選舉法》是被修改次數最多的法律之一，選舉的最低投票率門檻一降再降，最終降到了零。這意味著，大選渠道幾乎被堵上了。

這樣一來，街頭政治就成為另一個選項。

從這個角度講，2011年示威帶來的影響仍是深遠的，普京當局決定鐵腕應對類似的動蕩，隔年5月即鎮壓了在普京就職日當天于莫斯科巴羅特諾耶廣場舉行的示威，一眾參與者遭判刑下獄。所以這次示威也比2011年火藥味更濃。根據俄人權組織“ОВД-инфо”的統計，26日這天僅莫斯科就有1030人被捕，示威組織者納瓦爾內更是剛出現在廣場上就被扭送警局。眼下，他面臨著15日監禁和2萬盧布罰款的懲罰。在示威爆發后，普京發言人佩斯科夫迅速給出態度，稱有不少年輕人是為了錢才參加這次示威。這僅比“第五縱隊”稍好的評價說明了普京繼續鐵腕應對類似事態的態度。

在經歷了烏克蘭2014年“二月革命”之后，外界均已清楚，在后蘇聯空間國家內，怎樣的一種反抗才能僅通過廣場運動即短期內推翻體制。與那場革命的鐵血相比，俄羅斯的這兩場運動被形容為嘉年華也不為過。加上普京的鐵腕姿態，街頭政治在俄羅斯還遠未到可以發揮決定作用的地步。

（二）

但若結合俄羅斯歷史經驗，此次示威在排除大選選項之后的政治出路中仍具有指標意義。

無論是沙俄的倒臺還是蘇聯的解體，其過程均從民眾的態度表達開始。它體現為從1916到1917年俄帝國境內此起彼伏的罷工、示威、暴動，以及1987年蘇聯民眾對葉利欽的擁戴。但最終決定了帝國滅亡的直接因素則或者是體制不穩，或者是體制主動讓步。1917年，社會抗爭由示威、罷工、暴動升級為武裝起義后，原本就因尼古拉二世寵信拉斯普京、誤判政局而混亂的政府、杜馬形勢及因一戰而引發的軍權干政更加嚴重，當回國鎮壓起義的軍隊倒戈，沙皇只得草草退位。從1987到1990年，戈爾巴喬夫連續數次寬縱葉利欽（比如提供機會讓其在十月全會發表“秘密報告”）并放棄在選舉戰場上將其擊敗的機會（蘇聯人代會選舉時避免與葉直接競爭，其蘇聯總統職務由人代會選出，葉的總統職務卻由直選產生），幫助后者崛起于俄羅斯，最終肢解蘇聯。

對于當下俄羅斯的普京體制及其挑戰者來說，邏輯是一樣的，民意的表達及體制內部問題均不可少。一方面，眼下普京支持率仍高（最新調查中超過86%），民眾仍對強敵環伺下保持愛國與穩定的理念極為認同。另一方面，民眾生活水平卻又隨國家經濟形勢一同下滑。俄國民經濟與國家行政學院3月14日公布報告稱，最近一年內，擁有存款的俄公民減少了三分之一。而俄當下經濟難局是在8年間嚴重依賴油氣出口而坐失經濟轉型良機后遭遇油氣價格斷崖式下跌的結果，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生活壓力是比愛國激情更實質的問題，這是鐵律。一戰爆發時，俄民眾愛國熱情高漲，隨即收起了持續多年的示威、罷工，轉而到紅場上為沙皇和俄國祈福，但這股熱情只維持了不到兩年，就被嚴重的物質短缺擊潰了。布爾什維克提出“面包與和平”的口號，得到極大擁護，體現出物質供應問題的重要性，甚至比戰爭問題還重要。

所以，如果經濟頹勢持續，民意必變。只不過，現在還沒到那個時間點而已。否則，納瓦爾內聚集起的示威民眾將不是可憐的6萬人。

而在普京體制內，確已有某種混亂，近些年安全局為自身利益進行的爭奪被指與涅姆佐夫被刺關系重大，車臣總統卡德羅夫則間或放出強調自主地位的表態。但另一方面，普京從去年開始對總統辦公廳、杜馬、安全局、地方州長系統進行了新一輪人事安排，突出特征是以年輕技術官僚替代老一代政治寡頭，并讓安全局新一代官僚上位。這些都凸顯出普京的掌控力。加上對示威的鎮壓及剛剛發生的沃羅年科夫遇刺案，普京保持鐵腕的決心也十分堅定。這些都說明，體制內部混亂尚可控，而且體制絕不會懷柔。

這便凸顯出納瓦爾內選擇以梅德韋杰夫為突破口的深意。從體制角度看，梅德韋杰夫作為“久經考驗”的得到普京幾乎完全信任的人物在體制內卻廣受排擠，關于他受各派攻擊而即將下臺的傳言這些年已經傳了好幾輪。這也是普京2008年搞“王車易位”的客觀后果。攻擊梅德韋杰夫恰是瞄準了當前體制的軟肋，以期造成某種混亂。而梅德韋杰夫的腐敗丑聞則是團結民眾的一種“題材”。在當下普京以民族主義民粹一統俄羅斯政壇的背景下，反腐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引發民眾共鳴，促使民眾表態的“題材”之一。只不過，這個“題材”的力度還是太小。如今的俄羅斯不是蘇聯解體之際，當時葉利欽僅靠反對蘇聯領導層精英特權這“一招鮮”便可“吃遍天”，如今俄民眾對腐敗問題頗有忍耐力。更何況反腐實際上是普京更有決斷力的領域，他進入第三任期后，不再“以貪腐權換忠誠”，辦了幾件反腐大案，并祭出“精英國有化”政策，限制官員在國外擁有賬戶、不動產。不論這些舉措的實質效果如何，它們都可以用一種民粹的方式緩和民眾質疑。

俄國政權倒掉的邏輯大抵明確，民意持續表達構成大勢，體制內部在壓力下出現混亂，體制轟然倒塌。這種邏輯根源于俄羅斯傳統，深源于俄羅斯政治哲學，這需要另文闡述。按照這套邏輯，距離那個變局的時間點還較遠，至少從程序上是這樣的。

按照這套邏輯，由經濟問題所決定的民意構成大勢，這需要時間。而當大勢已成，任何一個“題材”都可能有效。

（三）

從普京的角度講，其直接難題是，民族主義民粹手段不可能持續有效。民粹政治動員民眾非常有效，但不可能持續動員，民意會疲乏，尤其是面臨生活和物質問題時。這也是《機關報》判斷具有前瞻性的原因。

由于民粹政治已經被用到最大化，普京所能祭出的手段也極為有限。如上文所言，他可以發力新一輪反腐，把反腐題材從納瓦爾內手中奪回，也可以發力打壓示威，懲罰反對派領袖。但切割梅德韋杰夫這種被熱議的選項并不太可能，因為普京從不對示威者讓步，而且他需要保護“自己人”，這是體制穩定的必需。總之，在民意和體制穩定這兩條戰線中，他需要保持掌控力。

實際上，普京最大的優勢是時間和大選。

2018年俄就將舉行總統大選，僅剩1年時間，民意大勢在這之前形成的可能性并不大，普京體制發生大動亂的可能也不大。何況大選是由普京體制所控制，最近他們正考慮將大選日期定為克里米亞“回歸”紀念日那天，凸顯出操控大選的能力。

而大選本身便是普京重新確立合法性的機會，這便是蘇聯解體之際葉利欽積極參加選舉而戈爾巴喬夫逃避選舉的內涵。正因此，普京體制目前才著力要確保這次大選的投票率，因為只有高投票率下贏得大選才意味著合法性的極大鞏固。

按照目前較為被認可的解讀，普京拿下這次大選后就將進入對“后普京時代”的準備。這一準備工作一定會考慮到俄民意未來在經濟持續惡化下的可能變化。由于已經贏下大選，普京體制可選項便會多很多。普京也可穩穩當當地根據局勢決定應對方法。

俄聯邦歷史上，有三次對體制危機的成功緩解：1996年葉利欽通過向寡頭賤賣國有資產從而依靠后者用現代宣傳方式得以連任；2000年，葉利欽“禪讓”普京，用這種換人的方式取得政策向民族主義民粹的跨越式轉向，從而挽救體制；2014年，普京吞并克里米亞并發動外戰，成功將民族主義激情推向新高度，再次挽救因國際金融危機而陷入困難的體制。

對于2018年來說，第一次和第三次都已經不再可以重復（再次發動外戰也可選，但可能性不大，普京出兵敘利亞時已遭到反對），相較而言，第二次則是一步值得重復的妙招。

葉利欽的退位完全不同于尼古拉二世和戈爾巴喬夫的退位，后兩人只留下一地雞毛，而葉利欽則贏得尊重，并且幫助自己留下的體制提高了合法性。這里面是沙皇政治的內涵，也是需要另文闡述的大問題。

不排除普京效法葉利欽禪讓給接班人的可能，而且只要操作得當，這將是一步好棋，為體制留下合法性遺產，而且借著換人讓政策跨越式地轉入另一條軌道，盡管那同樣也可能是一種民粹，同葉利欽、普京一樣。當然，這只是可能性之一，筆者不敢斷言。

無論如何，主動權都尚在普京一側。但俄羅斯政局從來都具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特征，體制的崩潰往往是雪崩式的。玄機都在于民意大勢的逐漸形成。當大勢形成，只需一個較小的因素便可引爆。體現于歷史中，1917年布爾什維克力量微弱卻可最終掌權，葉利欽以一己之力肢解蘇聯并取得大位。所以，在普京擁有一系列優勢的同時，未來撬動大局的那個人或那股勢力很可能也極不起眼。他會是如今這個納瓦爾內么？恐怕誰也不敢斷言。值得一提的是，納瓦爾內也是一個典型的民粹型選手。在俄羅斯，民粹總是最受民眾追捧的。這又是另外一個需要另文闡述的問題。

是普京能夠在民意大勢形成前做好一切準備甚至解決經濟問題扭轉大局？還是納瓦爾內等潛在因素最終登頂？眼下這場并不起眼的示威提供了審視這一整套邏輯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