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聊城“刺死辱母案”在輿論場被熱烈爭論。3月26日（這個非工作日），最高檢宣布將調查此案，并依法調查警察是否失職瀆職。最高法的官微也轉發了山東高法的相關通報。同日，山東省公安廳已派出工作組，赴當地進行核查。而聊城市也表示將對警察不作為、高利貸、涉黑開展調查。

公眾看到了司法機關對于民意關切的回應，但不可將此概括為“民意的勝利”，這種表述本身已將民意與法治對立。

民意不是去壓服法律，而是要在法律里找到令人信服的正義；法律是經過技術歸納的民意。在這次“辱母案”中，我們看到司法、輿論良性互動的可能性。

以往，不少公共案件，對立的論者紛紛用“法官枉法”“輿論干涉法律”給對方貼標簽。似乎，民意與司法必須截然對立，甚至“為了對立而對立”，否則無以彰顯司法的獨立性。

此案“辱母”的細節引發了公眾的強烈的共鳴。“母辱不護，且待何人？”這類詰難中固然不乏情緒的成分，但是背后是人們對于正義的樸素理解，這恰恰是一個民族法治精神的魂魄所在，應在法治管道中有所呈現。

現代化語境下的“法治”注定是高度技術化、科層化。當很多基層執法者勤勤懇懇、蕭規曹隨地辦案時，有時，是不是可以打開窗戶聽聽民間的“新鮮聲音”？法律執行與立法初衷以及依附其上的民心，是否會發生疏離？“初心”還在不在？

本案中，未得到司法判決的充分重視的問題，被輿論“頂出了水面”：處警警察為何離開扣人現場，這與兇案的發生是什么關系？當地嚴重地下金融和暴力催討，是否指向權力的腐敗？以及，正當防衛的“正當”空間在哪里？

從內蒙古糧食販子的“非法經營”案，到這次的“辱母案”，彰顯了成熟法治更深層次的維度，在“非此即彼”之外，民意與法治可以有良性互動：司法傾聽民聲，才不忘正義的初心；輿論的關注，也可以推動法治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