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很可能誘發一場重新詮釋馬克思《資本論》（尤其是第一卷）的風潮。而在這場對馬克思知識和政治遺產聲勢浩大的爭奪戰中，獨占鰲頭的是政治學家威廉·克萊爾·羅伯茨（William Clare Roberts），他從政治哲學和語言文學的角度重新考察馬克思的這部偉大作品，寫就了精巧而清晰的《馬克思的“地獄”：<資本論>的政治理論》（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羅伯茨的獨創性貢獻來自兩項創新。首先，他注意到《資本論》第一卷在行文組織上，與但丁《神曲》第一部《地獄》之間的平行。后者對工作場所向生活地獄的滑落以及人們尋求救贖方式的描述，深刻地形塑了馬克思的敘述方式。

其次，他并不認為應該將《資本論》完全視作政治經濟學論文，羅伯茨更傾向將其視為探討政治哲學的一條路徑。因此，他特別關注馬克思與之前的空想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并得出結論，馬克思遠遠超出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傳統，在政治選擇上，走向了更加古老的非支配性的共和主義傳統。

如果沒有遺漏的話，僅這兩點就足以讓我們進行一場富有想象力，清新愉悅，同時又充滿爭議的閱讀。

一、《資本論》與但丁《地獄》的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寫作中繼承了豐厚的文學遺產，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彌爾頓、雪萊、巴爾扎克、狄更斯，以及希臘哲學和神話，還有來自流行文化的文學滋養（轉臺（table-turning，一種降神儀式）、吸血鬼和狼人、下金蛋的鵝），各種文學作品的影響顯而易見，俯拾皆是。然而，我還從未將其與但丁的《地獄》聯系起來過，在讀完羅伯茨的書后，我才發現但丁對于形塑《資本論》第一卷理論論證手法的作用，羅伯茨能看到這點實在是難能可貴。

然而，雖然《地獄》影響了《資本論》象征手法上的運用，但它是否影響了馬克思實質性的概念和理解呢？羅伯茨肯定了這一點，而我卻沒有看到相應的證據。

馬克思的真實意圖是尋求一種富有說服力的方式，向他的潛在讀者（尤其是英國和法國依靠自學的工匠和勞工）呈現他的發現。為此，有時候他故意簡化理論，甚至到了杜撰的程度。比如，盡管他堅持價值和價格是不同的，但他經常把它們寫得看起來差不多，以便使價值學說在讀者中更加流行。基于同樣的原因，他也通俗化了很多黑格爾哲學術語，這種術語的“異化”支配了他計劃寫作的其他著作，比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卻很少出現在《資本論》中，更別說翻遍《資本論》第一卷全文，幾乎發現不了這種哲學術語。

馬克思將文學和文化的參考文獻摻雜進《資本論》第一卷的文本中，以確保他的讀者能夠理解他想要談論的內容。羅伯茨也認為，馬克思很少單獨使用“深奧”的術語“剩余價值”，而常常和“剝削”搭配起來使用，大概是為了讓他的預期讀者能夠充分理解。在馬克思時代，但丁的《地獄》廣為人知（威廉·布萊克已經證明了這點），那為什么不信手拈來為我所用呢？

對這類隱喻和類比的解讀是有幫助的，但終究只是一個切入點。如果超出隱喻所能承載的極限，即便不是危險的，也容易產生誤導。舉個例子，把國家比作有機體，與把國家視作真正的生物，渴望并要求生存空間，是不一樣的。（這就像納粹德國的地緣擴張，鼓吹“空間生存”（Lebensraum）學說）

《資本論》尤其容易受到這種誤讀。在教授《資本論》第一卷的四十年時光里，我認識到這本書可以有多種的閱讀和理解方式，而這有賴于學科訓練（對于學生和學者而言）或政治經驗（對于更加廣泛的公眾而言，比如馬里蘭監獄里的囚犯、工會成員、社區政治活動家、美國共產黨的殘余成員）。

我認為，這種解讀的靈活性體現了馬克思天才的行文和呈現手法。他不僅可以傳達一個普遍的信息，而且可以雜糅不同的表達方式，在不同人群中引起共鳴。這正實踐了他的原則：“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為具體情況集中了多種決定，是多元化的統一。”

我曾參與不同馬克思研究小組，這極大地豐富了我對于文本的理解。例如，我不得不承認，馬里蘭州被監禁的黑人囚犯很容易就能理解馬克思說了什么，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英學生卻需要大量的講解。同樣的，那些受到科學主義經濟學家訓練的人，和歐陸哲學背景的人相比，從馬克思著作中得到的東西少得多。還有，哲學家與人類學家，會從這本書中讀出相當不同的東西。

在這個意義上，我之所以反對羅伯茨的解讀，并不在于他的視角，這里面反而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東西。而羅伯茨設法讓馬克思重新回到政治哲學辯論的中心，我非常欽佩這樣的努力。問題不在于他闡明了一個長期以來被忽視的馬克思思想側面，讓我們不得不修改了既往的解釋，而是他建立了一套獨特而排他的闡釋，將其他馬克思的著作推向了另一邊，而在無望的困惑中判斷和誤讀它們。

我最反對的一點是，羅伯茨將《資本論》第一卷作為獨立文本，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分離出來，并試圖通過忽略它與馬克思其他作品的聯系來解釋它。他的論述建立在一個淺薄而方便的假設之上的，即馬克思的其他作品并沒有準備好出版，是未完稿，所以是內容并非不可更改。他孤立地將第一卷與《地獄》做類比，我懷疑這種類比卻并不存在于其他兩卷的《資本論》中。

但是，將第一卷作為一個獨立文本是非常成問題的。三卷《資本論》計劃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作為一個整體來剖析和呈現。

第一卷的實質部分采取了生產的視角。第二卷開啟了對不同形式的資金流轉（貨幣、商品、產品）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然后詳細考察了市場價值的實現條件。第三卷討論的是剩余價值以貨幣形式的分配。生產、價值實現、分配，然后緊跟著再投資，構成了整個資本的流通。馬克思在第一卷中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意圖：

資本積累的第一個條件是，資本家必須設法出售他的商品，并將從出售中獲得的大部分資金轉化為資本。在接下來的內容中（《資本論》第一卷），我們假設資本以正常的方式流通。這個過程的詳細分析在第二卷中可以找到……產生剩余價值的資本家……絕不是最終的所有者。他必須與履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分享……剩余價值因此也分為不同的部分，其碎片采用相互獨立的形式屬于各類人員，如利潤、利益、貿易收益、地租等。我們只能在第三卷中處理這些經過修改后的剩余價值形式……一方面，我們在這里假定資本家出售他所生產的商品都是基于其價值的……另一方面，我們與其將資本主義生產者視為所有剩余價值的所有者，不如更好地把他當做與他分享戰利品的所有人的代表。

第一卷中的假設是所有的商品都在其價值基礎上進行交換。這樣，馬克思就可以避免在該書第一部分末尾遭遇的問題：“沒有使用價值，也就沒有價值。如果一個東西沒有用，那么它包含的勞動也是無用的；勞動并不被算作勞動，因此也沒有價值。”人們的需求、需要和欲望對于實現價值也是至關重要的，同時這也取決于他們的支付能力。

此外，在論述貨幣一章中，馬克思意識到雖然商品愛上了貨幣，但“真愛的過程從未順利進行”。在此之前，人們認識到勞動分工的變化和新需求的創造也許會導致，昨天一些關鍵的商品在今天無關緊要。但馬克思在第一卷剩下的章節中（除了論述原始積累的第八部分）的假設，是所有的交換都建立在價值基礎上，所以市場并不存在有效需求的問題。

正是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馬克思闡發了一個反映勞動者“地獄”的資本主義活動模式：

調高勞動生產率的各種方法……將工人從一個人的完整狀態撕碎為碎片，它們將他降格到機器附件的水平，它們破壞勞動的實際內容而將其變成了折磨；它們將人異化……從他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的智力潛力和組成它的科學一樣，都是獨立的力量；它改變了他的工作條件，使他在勞動過程中受到更為仇恨的專制，它們將他的終身轉化為工作時間，并將他的妻子和孩子拖到資本的車輪下……按照資本積累的比例，勞動者的狀況，也就是他獲得報酬的高低，必須變得更加糟糕。最后，總是把相對過剩人口或工業后備軍積累程度和能量加以平衡的法律，將工人牢牢地釘在資本之上，比赫菲斯托斯的楔子將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還要牢固。對于財富的積累而言，苦難的積累成為了必要條件。因此，在一個極點上積累財富，同時在另一極上是積累的苦難、勞動折磨、奴隸制、無知、野蠻和道德退化，如此種種，就在這個階級的旁邊，資本在自我增殖。

當我們看到馬克思引用和評論的那些工廠巡視員報告，再想想深圳富士康的工人自殺現象（在組裝我的蘋果電腦的時候）和燃燒的紡織工廠可怕的勞動條件（他們在孟加拉國生產襯衫），我們就會立即理解馬克思在這里說的東西。

但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直到最近，歐洲和北美地區的工人預期壽命已經提高了（從1820年的大約35歲到現在的70多歲）。馬克思對于工人地獄的描述對于那些“富裕工人”而言是無法辨認而不自知的，他們受到工會保護，住在郊區房屋，車道上有車，客廳里有電視，廚房里有筆記本電腦，以及在西班牙或加勒比的假期。正如安德烈·戈爾茨（André Gorz）指出，他們的“地獄”由無意識的補償、人際疏離的消費主義、缺乏自由支配的時間組成，而不再是工廠里駭人聽聞的勞動條件。

在被羅伯茨忽略的《資本論》第二卷中，展現了這種異化如何發生。工人的總體有效需求為穩定的資本積累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動力。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工人作為商品的買家對于市場很重要。但是作為勞動力的賣家，資本主義社會卻傾向于將工人的勞動報酬限制在最低價格……商品銷售，商品資本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不僅受到普遍社會消費需求的限制，而且因為絕大多數人總是貧窮且一直保持貧窮，社會消費需求受到了制約，限制了其實現。

馬克思在第三卷中重復了這一論點。他認為，經濟危機的最終原因，是工人的消費能力受到了限制。一旦“一切交換基于價值”的假設被拋棄，就會形成一個截然不同的資本積累圖景。資本積累基于“理性消費”——也就是說，理性，與資本積累有關。

亨利·福特就非常清楚這一點，他采用了八小時五美元工資制策略。他認識到，人們有錢了就不得不購買他的T型車。一些硅谷大亨支持普遍基本工資制度，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科技正在使人們失業，但是如果他們想要繼續銷售產品擴大市場，就必須保持有效的需求。

羅伯茨忽略了這一切。他對馬克思資本概念中至關重要的概念，即生產與實現價值的“矛盾統一”只字不提。

羅伯茨決定忽視馬克思更加廣泛的理論框架，可能源于他對但丁《地獄》的關注，但是《地獄》對上述內容并沒有述及（盡管馬克思頻繁引用的另一部著作——歌德的《浮士德》——論述了這個問題）。這也最終成為我質疑羅伯茨著作的原因：他傾向于排除任何不符合他學說的東西。

必須說，羅伯茨的抱怨是對的，對馬克思的注意力過多地被放在經濟上，而太少放在政治上，但這種不平衡并不能通過忽略經濟來糾正。還有證據表明，盡管出版了，但馬克思并不認為第一卷已經完成。恩格斯在其余兩卷中對馬克思的整理是準備充分的，很難想象它們不被納入到任何最終版本中。此外，第二卷結尾處的再生產模式幾乎肯定會被后人強調（經過了相當多的晚期評論以后）。這些指明了，為什么不能持續減少勞動力的價值，如果要避免經濟危機，實際上可能需要增加勞動力的價值。

這一關鍵材料有助于我們理解，從1980年代以來世界許多地區和國家收入份額下降的趨勢（符合第一卷思路的趨勢），產生了有效需求匱乏的問題（第二卷中定義的），而這已經被不斷擴大的信用體系（第三卷關切的問題）的興起而部分掩蓋。

這些都不在羅伯茨的視野范圍內。此外，第三卷盡管不完整，卻表明分配并非資本流動的終點，而是重新獲得資本價值的起點（第二卷的開頭章節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這符合馬克思對資本作為持續運動的價值的明確定義。從簡單再生產（馬克思在整個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論述的）到擴大再生產的轉變，帶來了無窮無盡不受限制的資本積累的問題。

據馬克思所言，這一循環構成了一個“惡性無限循環”（與簡單再生產的良性無限循環相反），這表明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個不同的地獄——一個無限擴張的資本積累過程，無論何種環境、社會和政治，都能以復合的速度螺旋式上升。這一螺旋背后的核心力量是資本的流通（例如我的養老基金尋求最高的回報率）。但是如果我們只讀了羅伯茨建議的《資本論》第一卷，我們不僅看不到這點，我們也會誤解第一卷的觀點。

馬克思關于原始積累的討論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在第一卷的第八部分，馬克思處理原始積累的問題，在這一部分中，高利貸者、銀行家、商人、房東和國家（及其債務）也回到關于市場有效需求的效力的敘述里。但是，羅伯茨如此急于把這些所有事情排除在外，以符合但丁的模式，他看不出這種戲劇性轉變的意義。羅伯茨從但丁的比喻中讀出，原始積累是一系列背叛：

資本主義的要素被釋放了，就在領主們對封建秩序的背叛中，在他們對創造自己社會權力的信任紐帶喪失信仰的過程中。作為這種背叛的受益者，新興的資本主義化的農民階級轉而劫持了他們的保護人，使地主受到市場的統治。國家被這些革命轉化經濟增長的貪婪仆人，采取所有的行動其保持其主體性——它的團體本應是清貧而絕望的，并用有組織的力量實施征服、掠奪和殖民的政策。最后，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的財富和財產科學，背叛了它的理想……資本只有讓自己全神貫注于降格創造它的勞動者，并不斷告訴他們生存的兇險才能存在。由于其本質使然，資本必然永遠背叛其創造者。

這是一個令人信服的記述，而且據我所知，在歷史上也可能是真實的，但這并不是馬克思所說的。

馬克思強調資本“大洪水”來臨之前的（antediluvian）各種資本形式的重要性——高利貸者、商人、銀行家。正如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說：“在我們的調查中，我們會發現，商人資本和有息資本都是衍生形式，同時在歷史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兩種資本形式出現在現代資本之前。”這些關鍵要素在羅伯茨的記述中徹底消失了。

在其他地方，馬克思為“商人資本的歷史資料”（第三卷第二十章），“前資本主義關系”（第三卷第三十六章）和“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第三卷第四十七章）提供了明確的記述，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進行了相當長度的討論，所有這些都值得納入考量。商人資本的角色在《共產黨宣言》中被突出顯示。

然而，羅伯茨忽略了這一切。他對于“背叛和腐敗”的記述，也略過了他在其他地方相當正確堅持的觀點，即馬克思不會根據個人甚至集體的行動或背叛來解釋歷史變遷，而是把它們當做深層社會過程的活躍表征。

在這方面，莎士比亞比但丁提供了更好的指導。《約翰王》里的私生子（同時也是顯然不合法的繼承人）說了如下的獨白：

瘋狂的世界！瘋狂的國王！瘋狂的和解！……

那個笑臉迎人的紳士，使人心癢骨酥的“利益”（commodity）,

“利益”，這顛倒乾坤的勢力；

這世界本來是安放得好好的，

循著平穩的軌道平穩進行，

都是這“利益”，這引人作惡的勢力，

這動搖不定的“利益”，

使它脫離不偏不頗的軌道，

迷失了它正當的方向、鵠的和途徑；

就是這顛倒乾坤的勢力，這“利益”，

這牽線的淫媒，這掮客，這變化無常的名詞……

為什么我要辱罵這“利益”呢？

那只是因為他還沒有垂青到我的身上。

并不是當燦爛的金銀引誘我的手掌的時候，

我會有緊握拳頭的力量；

只是因為我的手還不曾受過引誘，

所以才像一個窮苦的乞兒一般，向富人發出他的咒罵。

好，當我是一個窮人的時候，我要信口謾罵，

說只有富有是惟一的罪惡；

要是有了錢，我就說，

只有貧窮才是最大的壞事。

既然國王們也會因“利益”而背信棄義；

“利益”，做我的君主吧，因為我要崇拜你！

（譯文引自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版）

貨幣化和商品化是勞動中的基本過程。馬克思證明，“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貨幣化導致傳統社會解體，而貨幣也就成為了社群聯系紐帶，由此描述了工業資本崛起的必要前提。

出現在羅伯茨敘述中的中世紀英國是一個外圍經濟體，一個遠離意大利城市主要行動區、香檳博覽會、巴伐利亞銀行的島嶼，十二世紀法蘭德斯和意大利原始工業化對羊毛的需求引發了英國羊毛的超標養殖，最開始由西多會（Cistercian）的修士主導，然后在修道院土地被征用后，由新的商業化地主階級主導。

當然，這里有很多的“背叛和腐敗”，但是更加根本的是發生在更深層次的故事，也就是歐洲的商品化和貨幣化（即已經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雙重入門書）的傳播，對于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即便不是充分條件，也是必要條件。

土地、勞動和貨幣是工業資本來臨之前的商品形式。馬克思面臨的問題是說明這些前資本主義形式如何轉變并適應成為工業資本框架內作為持續運動的價值。

二、空想社會主義傳統內外的馬克思

下面要談談我認為羅伯茨的貢獻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且也希望這一部分能夠持續下去，因為它揭示了重大的意義。考察馬克思的政治時，對于政治哲學的關注對我們大有裨益，羅伯茨通過考察其與社會主義傳統的關系來貫徹這一點，是非常受歡迎的。

羅伯茨特別關心馬克思與蒲魯東、傅里葉、圣西門和羅伯特·歐文等人的聯系。這種社會主義傳統的論述主要集中于平等和社會正義，以及工人的尊嚴和對工人的尊重問題上。

G·A·科恩（G.A.Cohen）認為馬克思就屬于這一社會主義傳統，但是，羅伯茨對此說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并且我認為羅伯茨是正確的）。羅伯茨認為，馬克思打破了道德主義社會主義的傳統，他恢復了一種更加古老的非支配性共和治理的貴族傳統。這一由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經驗帶來的轉變，生產出馬克思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另一套替代性政治想象。

我并不確定這是否是對的，但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圍繞不平等和社會正義的論述不足以定義作為資本主義替代物的社會主義，那么什么是可以取代它們的定義呢？

馬克思說，對前現代協作主義和互助主義的懷舊和回歸，并不能提供資本主義的替代物，這種共產主義來自于蒲魯東式倡導小型和親密關系的手工勞動形式，并且直到今天還繼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一些地域性和小規模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倡議。

馬克思并不愿意放棄工業資本主義下勞動生產率的明顯提高。問題是，如何尋求生產擴大化的替代性模式，讓人既能擁抱更高的生產力，又能同時保持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前提下的共同勞動的理想。

例如，在《資本論》第二卷對于宏觀經濟復蘇模式的探索中，馬克思宣布他打算繼續研究，如果假定生產是集體的，取消了商品形式，那么經濟會有怎樣的不同。馬克思并沒有完成這一步工作。但正是這一假設，引導蘇聯中央計劃經濟者將再生產模式納入到“投入-產出”的模型里。

當然，正像蘇聯經驗揭示的，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和數學問題。就像羅伯茨指出的，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想象“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自由人協會，在一個單一的社會勞動團體內，充分發揮多種形式的勞動力和自身的作用。”然而，如何組織和由誰來組織這一勞動過程是一個難題。

羅伯茨將馬克思置于羅伯特·歐文身側。他認為，歐文是一個古老的貴族共和主義和未來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橋梁，后者將由工業環境中的工人自我組織來創造。馬克思在未完成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將圣西門與歐文作比較，但并不贊賞圣西門。

但是，羅伯茨在這里忽略了恩格斯的腳注：“如果還在世，馬克思無疑已經大幅修改了這篇文章，最終會贊嘆圣西門的天才和百科全書式的學識。圣西門在其早期著作中忽略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是因為當時法國的政治經濟條件所致。歐文在此有所進步，是因為他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中期工業革命和階級對抗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恩格斯在這里指出了重要的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見到的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都是從工匠勞動占支配地位的環境中產生的，例如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巴黎研討會（以及更早的傅里葉和圣西門）。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也許是第一個面對1844年工廠系統恐怖之處的社會理論家。馬克思主要是工業資本主義和工廠勞動的理論家，而蒲魯東則為工匠而戰。

今天，我們的學術規范化了從工匠到工廠勞動的過渡的歷史過程，但在當時如此巨大的沖擊中（如恩格斯記錄），評論家若非不可能，也很難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態，蒲魯東尤其如此。由于工匠還沒有從產品銷售貿易中被分離，所以蒲魯東認為，剝削發生于市場，傳統工匠勞動被商業資本權力、貨幣和信貸系統徹底吞噬了。蒲魯東根本無法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中長篇論述的剩余價值的意義，在剩余價值理論之下，勞動才真正被吞噬了。

這是歐文和馬克思一致的地方。他們都面臨如何創造一種社會主義，在其中既能保留工廠和機器技術的生產力明顯提高，同時又能使勞動者擺脫剝削、占有和統治的結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中偶爾論述了機器技術發展對勞動者和家庭生活的積極影響。）

因此，如果認為馬克思有別于之前長期的社會主義傳統，羅伯茨的論述無疑是正確的。馬克思所要處理的問題遠遠超出對工匠生產的懷舊回歸，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圣西門提出了其他社會主義者沒有想到的重要事情。

這是值得重新審視的，因為它為羅伯茨對G·A·科恩的批判提供了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依據。馬克思指出，圣西門區分了“travailleurs”（組織資本主義生產的“工人”有產者）和“ouvriers”（他們雇傭的“勞工”）。對于圣西門而言，寄生的放租者（就是簡·奧斯丁小說中那些每年收取高額租金的人物）才是主要的敵人。

圣西門意識到，對于“travailleurs”而言，集體組織起來以創建推動人類進步的大型公共工程是困難的。當圣西門主張組織協會的時候，他關心的是“travailleurs”的協會。這導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疑惑，作為“travailleurs”協會的股份制公司，如果在民主化以后吸收“ouvriers”，難道不是一個進步的行為嗎？這是歐文式探索以外的另一種選擇。

但在法國的圣西門派（包括資助巴拿馬運河的路易·波拿巴）手中，這種項目很快就變成了一種投機手段。但是圣西門自己提出了集體治理和管理模式，避免了這種歪曲，這也許是吸引馬克思進入其思考模式的一個原因。

圣西門的聯系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當代社會中典型的價值生產組織仍然沿著圣西門的路線組織來。在曼哈頓的家庭餐館老板在雇傭“ouvriers”的時候是一個自我剝削的“travailleur”，幾乎所有形式的分包工作和文化生產（進入任何小型建筑公司或藝術工作室），包括數字化勞動，都是按照這種方式組織的。

當你詢問“travailleurs”和“ouvriers”共同創造的價值何去何從（如何實現）的時候，答案是銀行、商人資本家或放租者。數字化勞動世界中的自我剝削，喂養了谷歌和亞馬遜等公司的基礎，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

因此，難點在于制定一種治理形式，包含了滿足宏觀經濟生產和建設方式需要的原則性目標。（包括生產必要的集體基礎設施）

圣西門提出了一個可能的答案，馬克思也被自我組織的巴黎公社強烈打動。在短短的時間內，公民們在治理方面進行了各種創新（以馬克思沒有預見到的方式）。當代的例子就是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和庫爾德運動。他們采用的聯邦社會主義原則值得認真考慮。這個困難仍然伴隨著我們，我認為羅伯茨在提出這一問題的時候帶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

然而，羅伯茨在討論社會主義傳統的時候有一個顯著的缺席，他完全忽略了雅各賓元素。這在羅伯茨強調馬克思受惠于舊共和主義傳統時顯得尤為奇怪。羅伯茨也許正確判斷了，馬克思在回應早先政治傳統時強調通過共和政治使自由免于被支配。但是，如果不先開放地討論非常不同的雅各賓共和主義問題，我不知道他將如何進行論證。

馬克思與奧古斯特·布蘭奇（Auguste Blanqui）——這一在法國社會主義傳統中的強大表現——之間的關系需要加以闡述。布蘭奇的派別是公社的力量，雅各賓派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歷史中需要得到批判性的解決。

圣西門將治理限于對事物的管理，而非對人的管理。雅各賓派表示反對這一原則，他們爭辯道，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過程中，統治以及公開面對如何治理人民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例如，馬克思也許從布蘭奇那里吸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想法。這不是一個容易面對的問題，但完全避免它和馬克思的聯系只不過是掩耳盜鈴。但這是另一場討論了。

本文原載于《Jacobin》雜志，2017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