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被提出，學術界驟然發現自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視野一直集中在西方身上，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捉襟見肘，甚至曾經一度繁榮過的俄羅斯研究，也趨于沒落。如何在經濟關系之外理解“一帶一路”經濟帶所覆蓋的區域文明，或許是當下中國學界所面臨的挑戰。

改革開放后學術界非西方世界的漠視

作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學者，我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與戰略的提出，對我們當前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地區國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而且也是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里對我們智識的持續性的考驗。

為什么這么說呢？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過去，我們很少有較為系統的關于周邊國家研究的學術積累。這個原因并不難理解。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視野主要地集中于西方、海洋文明（或曰藍色文明）、發達國家的身上；所以，學英語、去美國留學一直是主流。體現在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上，就是長期偏重于西學（且不論發展的質量，僅就數量來說，這個判斷大致上是成立的）。盡管我們越來越強調周邊外交，但有關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我們周邊國家的研究，從區域研究的角度來說，長期以來都是非常薄弱的：我們既沒有系統的學術積淀，也沒有健全的學術梯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是國內少有地保留著亞非拉研究中心（教研室/專業）的教學與科研單位，但在人才規模、體系化和招生等方面，仍然是捉襟見肘、面臨諸多不足的。

在和幾位從事中西交通或民族史研究的學術前輩討論“一帶一路”戰略時，他們都提到，放眼世界看看，世界一流的綜合性大學怎么可能不建立內陸歐亞研究方面的專業呢，怎么可能不去傾力打造和維系突厥學和伊斯蘭研究的團隊呢？為此筆者還去專門了解了一下：哈佛大學有阿爾泰與內亞學、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有中亞-高加索研究、喬治敦大學的中東研究世界一流，喬治·華盛頓大學數年前就開始打造中亞研究項目，印第安納大學冷戰期間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強的“內陸歐亞學系”，現在已經被提升并整合進國際研究的大規劃，劍橋大學幾年前已經將傳統的東方學移到考古系并重組了中東-亞洲學院，就連哈薩克斯坦也剛籌建了突厥學研究院……

以上這些絕大多數都是覆蓋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傳統區域研究范疇。回頭看看我們國內的印度學、伊朗學、土耳其研究、俄羅斯研究，等等，除了個別地方偶爾會冒出朵奇葩來，基本上是乏善可陳的，尤其是蘇聯-俄羅斯研究在改革開放以后迅速衰落。這一點非常明顯地體現在人才的長期斷檔方面，近些年顯得尤為突出。還是以北大歷史系為例，在改革開放前培養的老先生們退休之后，竟然已經長期沒有人教授和研究蘇-俄歷史了。就前述的所有這些區域的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來看，目前的情況顯然遠遠跟不上“一帶一路”建設對我們提出的智識要求。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綜合性的、立足于區域和當地的戰略，它的實踐需要的是與各個不同的國家、文化和社區密切地打交道。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建設項目，不能只是建立在模型基礎上的構思，更重要的是它們都是要“落地”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很多了解和懂得當地情況的人才，不只是語言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歷史、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不只是學術研究的，更重要的是具有當地常識性知識的人才，尤其是有精力和活力的青年人才。

區域研究在國際上早已經出現一種分野，主要體現為傳統區域研究與所謂科學的研究之間的分化。傳統區域研究共享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古老傳統，重視學習當地語言、當地聯系和持續性的田野工作，當然，也強調與某一個學科（尤其是歷史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等）的結合；新興的區域研究側重于（大）數據分析、建立模型，也就是所謂研究的科學性與量化，這一點對于傳統區域研究比較發達的地方，比如美國，是一個比較自然的走向，也意味著傳統區域研究的相對衰落（請注意，只是相對的）。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傳統區域研究出成果比較難，人才培養也難，在經濟情況不景氣、教育經費相對匱乏的時候，從事傳統區域研究往往更難；此外，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傳統區域研究的成果轉化也比較慢；而所謂科學的區域研究，就不太強調傳統的那些嚴格訓練，它訓練的是另外的工具和方法，成材比較快，現在發表論文也比較容易。這是一個國際上的發展趨勢。

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區域研究行將消亡。科學方法的區域研究不能取代或取消傳統的區域研究，傳統的區域研究也不能排斥更先進的研究方法，兩者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不可偏廢的。一位長期從事俄羅斯問題研究的俄裔英國學者曾跟我說，俄羅斯和中國在發展雙邊關系和區域戰略方面，目前都面臨著很大的智識上的不足，那就是，在俄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極少，在中國的俄國問題專家也極少，兩國在很多地區問題上出現的失誤主要一個原因是不了解當地國情。

定位當代中國的新視野：

海洋與大陸的復合，中原性與內亞性的復合

第二個方面我講一下“一帶一路”給我們打開的新視野。我想追問的是：環繞著中國的海“路”和陸“帶”，除了經貿方面的相關性以外，還與我們這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悠久歷史、復雜族群和多元文化有什么有機的關系？當下的中國，一方面是綜合國力的迅速崛起，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工資增長速度上也是最快的；另一方面是在國內外遭遇到了很多問題和挑戰，尤其是來自內陸亞洲邊疆的所謂“三股勢力”的威脅。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關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河殤》開出的藥方是擁抱藍色（海洋）文明，實際上就是“西化”，曾被批判為自我矮化、虛無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帶一路”是在中國日益緊密地融入同時也塑造著全球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的關鍵時刻提出來的。如果說《河殤》時代人們對世界格局的認識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那么，“一帶一路”強調的“互聯互通”則符合了中國一貫提倡的構建更為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美國一貫以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在非西方地區推行發展援助，其背后的邏輯和觀念則是等級化的、是美國中心主義的，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發展主義的。“一帶一路”強調的是互利互惠、平面化、網格化、多中心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

從中國自身的文明觀和歷史觀的角度來說，“海上絲綢之路”讓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文明的海-陸復合性特征，陸上向西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則提出了反思傳統的中原中心主義史觀的時代課題。

一方面，中國既是海洋國家，又是大陸國家，大陸性是中國文明的歷史軌跡，“海洋性”沒有得到充分認知。現代文明是海洋文明。“海上絲綢之路”逼問的是如何突破傳統中國的海洋觀。

另一方面，在歷史觀上，如何擺脫中原中心主義的陳舊敘事模式，客觀地看到中國歷史的內亞性和中原性的內在一致性，尤為重要。這不只是講歷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也包括歷史上出現的多個中國大地上的傳統政權，都是中原性和內亞性的復合。

從這兩個復合，即海洋與大陸，中原與內亞，可以清楚地為當代中國的定位提供新的視野和思考路徑，從而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精神動力和情感支持。對舒緩國內緊張的民族情緒，也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中國是什么？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并不容易回答。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國家/民族乃至一個人的身份和認同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是流動不居的。由是，關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和研究經常地就不僅僅是個歷史問題。我們處在綿綿不絕的時間洪流之中，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個人或群體都要不可避免地面臨新形勢和新挑戰，總要不斷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們）是誰？”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后冷戰時代的土耳其是這樣，對于長期糾結在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是這樣，對于崛起中的中國也是這樣。“一帶一路”為我們打開了這樣的一個新的視野，說到底，也還是一個智識上的挑戰與考驗。 

本文原載《經濟科學》雜志，是“一帶一路”學術研究筆談系列的一部分，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