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曾于舊書肆得循園藏《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拓本長三十三厘米，寬二十一厘米。帖芯長二十六厘米，寬十五厘米，每面五行十字。除去前后各兩開空白頁（無題跋），共二十開。古錦裹楠木夾板，封面綾簽：“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循園題”，鈐兩枚朱印：“壽銘”“循園”。首開帖芯外邊緣有兩方圓形圖章，已為書賈磨去內容，上鈐“元亨利貞”閑章，未及拓面。首頁鈐白文?。寒叺清?；朱文印：畢氏珍藏、敏樹堂 海梯賞鑒。頁尾鈐朱文?。簤坫懼。话孜挠。盒涫尜p、諷籀堂、循園所藏。拓本紙墨精良，裝池考究，流傳有序。

封面綾簽：“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循園題”，鈐兩枚朱印：“壽銘”“循園”。

首頁鈐白文?。寒叺清?；朱文印：畢氏珍藏、敏樹堂 海梯賞鑒。

頁尾鈐朱文?。簤坫懼。话孜挠。盒涫尜p、諷籀堂、循園所藏。

循園即范壽銘（1870-1921），字鼎卿，號循園，紹興人，魯迅的鄉賢，范文瀾叔父，民國年間著名的金石學家。曾任河南安陽、內黃知縣，后授河北道尹、河南道志局長、江蘇公署機要秘書等職。平生酷愛金石，任安陽知縣時，設立古跡保存所。在河北道尹任內，與顧燮光遍歷太行山八年，尋訪漢迄元各書未著錄金石，成《河朔古跡志》，另著《安陽金石目》《循園金石文字跋尾》《循園古冢遺文跋尾》等。

畢登瀛是晚清的一位收藏家。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載畢氏夫婦墓志，內有“公諱登瀛，姓畢氏，原名純敏，字海梯，一字袖石。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河內”。墓志記載其卒于光緒二十三年，時年五十四歲。

近年國內各大拍賣公司拍賣記錄中，時見畢登瀛舊藏，常用印如：登瀛畢氏珍藏至寶之印、畢登瀛珍藏書畫章、海梯審定、海梯手定、河內畢海梯世寶等。

據汪亓《仇英〈職貢圖〉卷流傳考略》（刊北京畫院《大匠之門》第二十七期）記載，仇英《職貢圖》在李恩慶之后，曾經藏于畢登瀛處。圖上鈐有朱文方?。汉Ｌ菔侄?，白文方印：畢氏家藏。跋尾第一紙鈐朱文方?。汉Ｌ輰彾ㄕ孥E。汪亓同時辨正說，坊間將此二印歸于清末民初、江蘇陽湖人畢登瀛名下，而畢號先籌，與“海梯手定”“海梯審定真跡”印文無關，此畢非彼畢。二印的主人應為另一個畢登瀛，并引《畢登瀛及妻王氏合葬志》內容，說畢氏“豐于遇人，而嗇于自遇，恒撙約衣食以購古圖書金石文字，甚富”。證之循園拓本前后印章，無需再考，當為同一人無疑。

《圣教序》拓本流傳甚夥，后以北宋拓、南宋拓為尚，而判斷拓本時限，除題跋等因素外，主要依據拓本殘損字跡，現在看來不無局限。貴古賤今，是一般人性習慣，拓本在流傳過程中，填墨、改涂、描補等現象時有所見，即名拓，恐亦難免，另外拓手技藝、用心程度等因素，均可影響拓本的判斷。如民國版高野侯鑒定《唐榻集書圣教序未段本》中“一乘五律之道”之“律”字已損，而循園本完好，“所謂法相常住”之“相”字，下半已損，而循園本完好。民國商務版珂羅版《宋拓第一圣教序》（1943年再版），前后有王澍、王國維、康有為、梁啟超等名人題跋，但對比循園本，有些后拓字跡反勝前拓，如“騰漢庭而皎夢”處，“夢”字，循園本清晰，而宋本破損較重；“桂質本貞”處，“桂”字，循園本上部稍損，而宋本周圍清晰干凈，疑為后描成字，“歷遂古而鎮?！碧?，“鎮”字，循園本完好，而宋本“鎮”字中部明顯有損，如字字細查，或還有可疑處。珂羅版翻印原拓本時，補描更易，所以印本只具參考意義，而接觸稀見拓本，在事實上又極難做到。況且拓本是剪裱，而《圣教序》碑身長大，字數又多，拓手工作時存在技藝出入，當時沒有與碑身等大的紙，一般均有接紙情況，幾張拼接？何處拼接？接在字上或接在空行等處，有較大出入。剪裱時用心粗細，也對拓本有很大影響。所以拓本發現愈多，比較機會也愈多，只要是真拓出現，對鑒定各期《圣教序》均不無裨益。

《圣教序》碑斷時間，向無定論，宋斷元斷明斷，各執一詞，流行的說法是斷于明嘉靖三十四年，但近年仲威出版《碑帖鑒定概論》《善本碑帖過眼錄》正續兩冊等書，傾向于認為：“北宋時，碑自二行‘晉’字下，至末行‘林’字有極細斜裂痕一道，但不傷及文字點劃。元明間碑正式斷裂，故‘未斷本’的底線即是‘南宋拓本’?！?span style="color:#7f8c8d;">（正編131頁，文物出版社）

仲威的標準是：北宋碑石已有裂紋線，自二行“晉”字下，至末行“林”字處，南宋后裂紋線逐漸加大，元明后碑徹底斷裂?；谶@個認識，他的判斷是“凡見僅有一道斜裂痕，并未完全斷裂者，即為南宋拓本；若碑石徹底斷裂者，裂紋線線上缺失字劃者，即為元明以后拓本，這是分清南宋拓本與明代拓本的關鍵點”（《碑帖鑒定概論》204頁，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仲威列出所有裂紋線以上損字，文繁不細引。他的結論是：“凡以上諸字完好者，即為碑之未斷本，宋元拓本之證也?！?/p>

依仲威標準，循園“高陽未斷本”損字現象，又不完全符合。如“晉”字完好，“是以窺天鑒地”之“是”字完好，“引慈云之西極”之“極”字完好，“自潔而貴質”之“桂”字只上部略損，“傅智燈之長夜”之“傅”字完好，其他損字，符合仲威觀察。

《圣教序》出現“裂紋線”，若依西安碑林整拓本時間，到嘉靖碑斷，有近四百年，這個期限碑由裂線到斷裂，應當有相當復雜的現象，仲威標準是理想標準，完全滿足這個條件的拓本應當非常有限。

據方若、王壯弘對《圣教序》損字情況統計，斷后本比較明顯處，如“故得”之“故”字少損，“被拯”二字損，“神情”之“神”字損，“高陽縣”三字損，“文林郎”三字損。

按此標準，循園本情況是：“被拯”二字完好，“神情”之“神”字損，“尚書高陽縣”之“尚”字清晰，但“書”字半損?！拔牧掷伞敝傲帧弊忠褤p，但“文郎”清晰。窮盡拓本很難，有限的拓本觀察，極容易有例外情況。

拓本判斷，半字、單字或筆劃缺損，易生爭議。雙字三字以上連損，較易成為標準，循園稱“高陽未斷本”，包含對碑斷時間的考慮，即不以具體時間而以拓本事實論。我恰好還有一張清整拓《圣教序》（蟬翼拓。未裱?！拔牧掷伞薄案哧柨h”全損），仔細比對，碑斷程度是變化過程，期間損字程度，各拓本情況相當復雜。循園稱“高陽未斷本”，我個人理解，碑斷基本穩定事實是：“文林郎”與“高陽縣”全損（方若、王壯弘同一判斷），因處碑尾斷裂同一位置，易于判斷。也就是說，“高陽”未斷，可能是當時藏家習慣，有“高陽”二字難得，無則易見。先觀原碑，再看整拓，后讀拓本，容易增強對碑帖的鑒別力。順便提及，此本與國家圖書館藏劉文鑄宋拓本制式大體相同（見《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卷上279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年），但字跡破損情況，不完全相同。如拓本第二面最后一字“以其有像”之“像字”，劉本左下損，而循園本完好。由幾面影印頁與循園本比對，劉本或多有涂描，如碑尾“文林郎”“尚書高陽縣”之“林”字，“書”字，細察，頗令人生疑。

前人觀察拓本字損現象，歷代積累，也是有限經驗。如“紛糾所以”處，北宋拓向以“分”字部首撇可見，“以”字右半未泐粗。但這兩個特點，只涉及簡單筆劃，拓手用心程度稍異，拓本就會有別?！鞍僦睾睢碧?，“重”的“田”部完好為標準，但“田”部在拓本中位置極小，易受拓手技藝影響（我處整拓，此處完好），再考慮到《圣教序》久經捶拓，清末存在洗剜情況（導致有些后拓比前拓字跡反清晰），“故知圣慈所被”處，“慈”字完好是標準，但破損程度也難掌握；“久植勝緣”處，“緣”字左下不連石花為完好，但連多連少，也只是經驗判斷。

羅豐《〈集王圣教序碑〉的拓本與題跋》一文曾強調，《圣教序》斷損時間，應重新引起注意，“因為這涉及一些拓本的斷定。以不斷本為宋拓幾是今人之常識，而不斷本在明萬歷已有相當多的存世”（見《中國文化》2019年春季號），循園本出現，有助于認識這個問題。

以收藏、鑒賞身份論，畢登瀛、范壽銘都是晚清名家，他們對《圣教序》的收藏，應具相當水準，他們收藏“未斷本”，雖未說明具體時間，但循園以“斷”與“未斷”題識，遠較以“北宋、南宋”判斷更審慎，因常見損字標準極難準確掌握。今后如有可能，拓本斷限，或可引進更科學的手段，如對紙、墨、印泥及其他拓本附帶信息進行新法測定。人文與科學手段結合，或是碑帖鑒定的現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