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我們的社會缺少一種懺悔文化，或許它在我們的歷史傳統(tǒng)中存在過，只不過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忘卻。

這些年我一直研究廣西中越邊境地區(qū)的齋醮，這是一種社區(qū)集體儀式，類似港臺、廣東地區(qū)的太平清醮。一開始受我理解中的“廟會”的影響，我一直認為這就是當?shù)厝罕姷囊淮未髉arty，一次嘉年華，一次精神上的大狂歡。村落中有份的人吃吃喝喝，人高興了，神也就高興了。所以每當當?shù)厝艘o我解釋儀式目的時，我都有些心不在焉。

后來，我認真聽了一回，終于發(fā)現(xiàn)問題所在。有位當?shù)厝苏f，這個活動其實是向天地神靈的一次懺悔：在過去一年里，村里有人可能是亂挖亂砍，驚動了龍脈，所以現(xiàn)在是要反省懺悔；還有人辱罵父母，怠慢各路神靈，現(xiàn)在也要向天地神靈謝罪等等……所以在整個儀式期間，村民要齋戒三天，不吃豬肉，只吃素食，以示自我約束、自我反省；村民的代表要跟著儀式專家一起不停地磕頭，意即代表所有村民向神靈謝罪；儀式專家也要不停地燒化一些疏文，很多都是懺悔告罪內(nèi)容的。

由此，我想到，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里面是有懺悔精神的，也有一些作為懺悔渠道的儀式活動，只是我們現(xiàn)代人對此卻已經(jīng)十分陌生了。

廣西大新縣下雷鎮(zhèn)岜倖屯的齋醮儀式：村民豎幡。覃延佳 圖。

在懺悔這件事上做一個東西方對比是很有意思的?！毒张c刀》作者本尼迪克特認為，美國社會中存在一種罪感文化，而日本社會是恥感文化。在美國，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坦白罪行而減輕內(nèi)心重負。而在日本則認為向別人傾述懺悔是懦弱的表現(xiàn)，是自尋煩惱。因此，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真正的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nèi)心的反應來做善行。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或者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是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罪惡感則不是這樣，有的民族中，名譽的含義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這樣，即使惡行未被人發(fā)覺，自己也會有罪惡感，而且這種罪惡感會因坦白懺悔而確實得到解脫。

我們知道在天主教信仰中七件圣事之一就是到教堂告解，每間教堂都有自己小黑屋——告解室——神父在這里可以代表耶穌聽取個人對自身罪惡的懺悔。這些懺悔內(nèi)容不可以作為呈堂證供，神父類似律師、親屬之間享有免于作證的權利。而在我們的文化中，公開地洗刷屈辱易，隱秘地自省“罪惡”難。

懺悔室。

在當下我們的社會也能時而聽到“懺悔”這個詞，這個場合多是某位官員被關進牢房之后，良心發(fā)現(xiàn)，做出一些套路化的懺悔。“懺悔”在我理解中應該是為自己，但是他們的懺悔，相信不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也即提供反腐倡廉的活生生例子，教育警示窗外之人不要走上同樣的道路。對于這些官員本身來說，懺悔已經(jīng)失去應有的價值，他們再如何懺悔也不可能走上原來生活的正軌。這基本喪失懺悔本意，即自己重新認識自己，放下包袱，重新走上生活的正軌，避免出現(xiàn)更大錯誤。

那在當下中國類似告解室的，可能要算心理咨詢室，在這里心理咨詢師要對客戶完全保密。但我不清楚國家是否有明確法律規(guī)定，咨詢師從業(yè)人員相對客戶有免于作證的權利。就我所見，我們到心理咨詢室傾述、表白、懺悔至少可以起到兩個作用。

一是以第三者的視角來重識一遍過去，沒有心理咨詢室這個場景，沒有一個第三者在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只會被過去的事件（愧疚的、罪惡的）無意識地俘獲，這些事件的出現(xiàn)沒有規(guī)律，沒有邏輯，可謂之神出鬼沒，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是當你有邏輯、有組織地重新講述一遍過往時，其實已經(jīng)是以今日之我在重識昨日之我，那些視角的盲點就會被發(fā)現(xiàn)，你對自己就有一個重新認識，對、錯、善、惡就會有再判斷，你可能走上一種新的道路。

第二，專家會引導你重新歸因，可以減輕你的負擔比如罪惡感。就我所見，你傾述的、坦白的、懺悔的一般是現(xiàn)在你自以為見不得人的事，或者是“罪惡”或者是“困惑”等等，但是專家一般會把這些歸因到你很久以前發(fā)生的事情，特別是童年階段發(fā)生的事情，比如你現(xiàn)在性格很暴虐可能是你童年受到創(chuàng)傷等等。在這里專家其實是實現(xiàn)了兩個歸因的轉移，你現(xiàn)在的問題可能是一個歷史問題，不僅如此，它還可能根本不是你的問題，而是你原生家庭的問題，可能是你父母的問題。所以你的負罪感會大大降低，有利你于你洗心革面、改過自新，重回生活正軌。人非圣賢，可以承擔無盡的苦痛、巨大的責任以及那些夢魘式的罪惡和恥辱，唯有一條能使他們 真正解脫，所有的東西都推出去，這些都不是我的錯，跟我無關。

如果一個外星人降臨地球，當她（他、它）先后看到原始社會、傳統(tǒng)社會的巫術儀式與當今社會的心理治療后，他應該會認為這是同一件事。心理治療中的種種場景總使我想到模仿巫術、接觸巫術等等。所以心理治療也面臨一個信則有、不信則無的問題，就是你必須全身心投入，進入狀態(tài)，并始終抱有解決問題的信念與希望，不然你就無可救藥。

各種形式的告解。

2016年青年學者江緒林去世，引起學界頗多議論。我從他的好朋友劉擎教授的紀念文字里，讀出了現(xiàn)代人（特別是部分自認看得很透的學者）對人類本能，包括傾述、坦白、懺悔等等的挑戰(zhàn)，但最后還是無果而終：

“在和緒林的交談中，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暗示，他應該尋求專業(yè)心理醫(yī)生的幫助。但這個令人不安的話題斷斷續(xù)續(xù)地難以持續(xù)，隨后就轉變?yōu)檎軐W化的談論。心理咨詢行業(yè)是現(xiàn)代性的發(fā)明，將道德、價值和信仰的危機完全化約為技術性的心理問題，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對深刻的人性問題?！F(xiàn)在看來，這是何等的虛榮！如果那些永恒的哲學與宗教的大問題終究需要無盡的求索，而焦慮和孤獨又危及著生命，為什么我們不能放下架子來尋求專業(yè)心理技術的幫助而要傲慢地鄙夷它？的確，心理治理或許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內(nèi)心的問題，但至少可能給了我們迂回周旋和時間，或者能改換一種心境，讓我們能重新上路探尋那些永無解答的奧秘?！?/p>

我們當下社會文化環(huán)境確實是不利精神層面的改過自新的。我們把物質精神兩個層面分得太清。物質層面即身體生理層面出了問題，我們都樂于上醫(yī)院找醫(yī)生治療，痊愈之后甚至會送醫(yī)生一面錦旗，表面是在感謝醫(yī)生，表彰其高明醫(yī)術，其實內(nèi)心里是在高調宣布自己重獲新生。但是如果精神心理層面出了問題，我們往往難以啟齒，甚至將其歸結到道德倫理等等層面，其實加重自身心理負擔。向專業(yè)人士求助也是偷偷摸摸、極度保密，獲助成功更不可能有贈送錦旗的大張旗鼓。所以我們自身制造了一種分類與歧視，然后又深受其苦。

［本文轉載自公號“他者的世界”，原題為《為什么我們都需要懺悔？》，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fā)，略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