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羅姆·大衛·塞林格

Jerome David Salinger

1919年1月1日-2010年1月27日

今天，是美國作家塞林格逝世12周年的日子。然而，去世時間的長短并不會削弱他的代表作《麥田里的守望者》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作家鄭淵潔曾說：“只要《麥田里的守望者》還有讀者看，塞林格就一直活著。”

讀過塞林格的人也許聽過這種評價：“《麥田》就那么回事，塞林格厲害的是《九故事》。”不過《九故事》確實相對抽象。譯者陳以侃在下文中分享了自己閱讀塞林格的經歷——“直白的晦澀、模糊的骨感”，也坦承“天知道我所謂的最愛作家有多少故事我沒有讀懂”，卻依然被塞林格所打動：“他生命的核心中似乎還是燃燒著一種真摯，他的小說也出自內心一個滿是愛意的地方。”

下文摘自《在別人的句子里》一書，經出版社授權轉發。

上世紀末，初中寒假，我每天上午會走路穿過我們那個小鎮子，兩頓飯吃在爺爺奶奶家里。那時候，至少在我長大的環境里，用錢買熱量，驅逐室內寒意，似乎還是件奢侈到德行有失的事情，也不說時時刻刻地寒刺骨，至少我記得，天冷下來之后每次坐定寫作業，都有好一段時間得先用來動員手指。

記得某天在街邊一家只需要轉個身就能看清所有書脊的微書店里，買了本《麥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那天路上還有長江三角洲沒有多少誠意的隔夜雪，然后在爺爺奶奶家那種我直到后來才知道有多可惡的南方濕冷中，過了兩天霍爾登的日子。

《麥田里的守望者》[美] J. D. 塞林格 著 / 孫仲旭 譯 / 譯林出版社 出版 / 2018-10

據說《麥田》現在銷量六千五百萬，一個億的青少年曾說過霍爾頓替他們道出心聲；我已經記不清自己當時的感受是不是這樣——恐怕不是，我好像從來沒有那么憤怒過，或許，再剝去一層懷念青春的光芒濾鏡，我那時所處的一代初中生，都整齊劃一地沒有能力形成什么強烈的個人化意見，甚至包括“世界從根本上是個王八蛋”這類很淺顯的想法。

但那兩天我必須承認也被塞林格施了法術，完全沉浸在那本書中，不僅僅因為小說里也明白無誤滿是冬意，更重要的是這似乎是我第一本能觸碰得到的外國文學經典，里面人物的心緒和那個“潘西”高中宿舍和戰后紐約，都很真切；也不知道是不是日后放回去的回憶，我隱約記得當時對這本書的著迷，是居然真有這樣一種氛圍，告訴我霍爾登的感受是正當的，而我們都有失敗和放棄這個選項，小時候還以為那兩個按鈕只是裝飾。

戰爭中的塞林格

作為一個著名的抗爭傳記的作家，塞林格是份很好的實驗素材，讓你在上面記錄自己作為讀者的生平，因為他往往出現得很早，而且區區幾百頁書，會在你往后的閱讀生活里盤桓不去。我第二次讀《麥田》大概是〇五〇六年，成了英語專業的學生，這是第一批在英文里讀掉的小說，它依然流暢好讀，但之前期待著未來能與霍爾登抱頭痛哭的那個自我似乎又被我拋在身后，感覺青春期稍縱即逝，錯過了塞林格。當然，掌握了一點粗略的英美文學史，加上幾百小時的英美影視，這第二次的《麥田》一定有所不同，但也沒有那么顯著的區別。至少有一點顯露出來，就是我不太能理解它在英文小說史中的地位、世界最佳小說榜上的排名。

英文系讀下去，漸漸聽到傳言，說《麥田》就那么回事，塞林格厲害的是《九故事》（Nine Stories）。印象中每次有靠譜的人提到這個短篇集，似乎都把這些故事的完美當成不證自明的公理。而第一次讀《九故事》就更迷茫了，我當時讀了四五個，完全不知道里面那些人想要干嗎，每次想集中注意力把它讀透，它就會輕輕巧巧閃開在我屁股上踹一腳；以至于讀《九故事》讓我想到少年時被霸凌，不還手是被打，還手是一邊被嘲笑一邊被打。

《九故事》[美] J. D. 塞林格 著/ 丁駿 譯/ 譯林出版社 出版 / 2018-12-1

后來就沒有再讀過塞林格，直到不久前他兒子馬特來中國，擾動一圈對他的感激和推崇，又逗起了我的好奇，就把他出版過的四本小書一口氣讀了一遍。我真的期待這些年能多少沾染了一些《紐約客》城里人的世故和見識，能讓我喜歡起《九故事》，但此刻我只能承認，我對塞林格的中短篇大體上只感到一種直白的晦澀、模糊的骨感。

就拿第一篇來說，《抓香蕉魚最好的日子》（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或許是《麥田》之外塞林格最有名的篇目了。前一半是一個女子跟母親在電話里聊新女婿，顯然是戰爭歸來，精神出了問題。后一半是一個年輕男子跟一個小姑娘在海灘聊天，說香蕉魚會到一個洞里吃香蕉，吃飽了出不來，只能等死。然后男子跟小姑娘一起下了水，親了她足弓一口，小姑娘喊了一聲模棱兩可的“Hey! ”，上岸往酒店“毫無遺憾”地跑回去了。男子回到酒店，雙床房，之前打電話的妻子在一張床上睡著了，他從行李箱里拿出一把手槍，在另一張空床上自殺。

或多或少也聽過一些解讀，大到吃香蕉等于塞林格見識了“二戰”的驚怖場面，出不來；小到“香蕉魚”這個意象明顯暗示該男子在水下展露了某香蕉形狀的身體器官，羞憤自盡。但問題就在于這個故事瘦骨嶙峋到荒唐，它根本就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訊息，指引我們該往哪里想，我們的共情也不知道該往哪引導。我當然認可很多好的文學是無解的，天知道我所謂的最愛作家有多少故事我沒有讀懂，但神秘也有時可以只是作家對自己或角色混亂頭腦的寵溺，就我個人來說，這似乎不是一種優雅的發展故事的方式。用一種稍嫌粗暴的問責來打比方，就是你問他，你這里為什么這樣寫，他說，對啊，我里面寫的可不是個正常人。更何況在塞林格筆下，這種任性很容易同時演化成一種很不美觀的自憐和自戀。

《麥田里的守望者》資料圖片

塞林格精心打磨的對話是美國文學的瑰寶，下面要引的這段，很可能幫助他年紀輕輕拿下了《紐約客》給作者開出的最高級別的合同。《香蕉魚》，年輕人正在海灘上跟那小姑娘西比爾聊天。

“你喜歡蠟嗎？”西比爾問。

“我喜歡什么？”年輕人問。

“蠟。”

“非常喜歡。你也喜歡？”

西比爾點點頭。“你喜歡橄欖嗎？”她問。

“橄欖——喜歡。橄欖和蠟。我不管去哪兒都一定得帶著它們。”

然后一段是年輕人講他為什么也喜歡另一個小姑娘，西比爾是把那人視作情敵的（這故事里有好幾處成年男子和未成年女子疑似調情）。然后——

西比爾沉默了。

“我喜歡嚼蠟燭，”她終于開口道。

“誰不喜歡呢？”年輕人說。……

我就很難想象一個理想讀者該如何體會這樣的對話，是這年輕人如此純粹和天真，看他多會和小孩聊天，還是說，他是如此被成人世界摧殘，又如此鄙夷成人世界，只有在跟小孩瞎扯時，才獲得一絲紓解？

《麥田》里有一段，我省去些上下文：霍爾登室友是籃球隊明星中鋒，去約會，霍爾登發現是跟自己以前喜歡的一個姑娘，中鋒回來，霍爾登旁敲側擊想要打聽他們約會會到了什么地步。突然爆發，攻擊正在刷牙的中鋒，想的是“他喉嚨可能會被牙刷戳穿”，喊的是“你這混蛋居然不在意一個姑娘下棋會不會還把國王留在后面！”在我看來，這串起一種彌漫在塞林格作品中的氣息，就是對我們這些連蠟燭好吃都不知道、對一個姑娘小時候下棋怪癖都不關心的人，塞林格是很不耐煩的，他覺得我們不配聽他多解釋一句，并且就因為這個，他一直在是把我們喉嚨打穿還是把自己腦袋打穿的兩難中辛苦抉擇。

塞林格插畫

而這種在自憐和自戀間的激烈搖擺，有時會表現成一種更為討厭的心態，就是總覺得世界辜負了他。就像這次馬特·塞林格跟《上海書評》聊《香蕉魚》，太出乎意料又“果不其然”地說：里面那個人自殺根本跟戰爭無關，是“他一想到要跟那樣一個只顧自己的女人過日子，還不如不活”。

對我這樣還無法參悟“殺與被殺都是禪宗境界”的庸人來說，只在故事前半部分的電話里讀出了一個替自己丈夫擔心的溫厚妻子，而丈夫最后在她旁邊崩一床的腦漿，顯然是對她不理解自己的一種懲罰。但又有誰能理解呢？數落了這么久塞林格的性格缺陷，像一個帶著個人恩怨的教導主任找來了家長。主要是我在這次通讀塞林格和很多討論他的材料之后，想把這些抱怨都歸結成塞林格對不完美的不寬容，這一點可以解釋他在紙上和人生中的很多做派。

塞林格的女兒寫過一本關于他們父女的回憶錄，說父親只喜歡完美，只要你以任何方式讓他失望，他就不再想跟你有任何關系。

八九十年代，大家本已習慣了塞林格的隱士身份，卻慢慢從一些個人回憶和傳記家的挖掘中，知道塞林格大致一生都在試圖和才成年、未成年的姑娘培養親密程度不一的男女關系。至少聽其中幾位的說法（她們一般都有大量塞林格的書信作證，比如瓊·米勒[Jean Miller]，說塞林格告訴她，不認識十三四歲的她，就沒有《香蕉魚》和《為埃斯美而作》[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喬伊斯·梅娜德[Joyce Maynard]，十八歲上雜志封面被塞林格看到，被說服從耶魯退學去跟他同居），她們的結局都出奇相似，當她們成長出“小女孩”這種狀態之后，就立刻被塞林格拋棄了。

只有小孩才完美是塞林格執著經營的幻象。對于他的避世，有很多人做出了很多接近“屈打成招”的解讀，反正塞林格自己不說，旁人怎么說都可以，我們搬弄這些色彩妖冶的秘聞，并不是說它們就一定是決定性的證據，只是在塞林格的所寫、所為中，顯然有種一脈相承。他六五年之后拒絕發表作品，我想也可以做類似讀解：一個未完成、未入世、未被誤解的作品，顯然比一個被邪惡出版業污染、被粗笨大眾瞎揣摩的作品，更完美。

但如此不恭敬地談論塞林格不是要把他放逐到閱讀世界的荒原戈壁灘上去，往后的一代代讀者估計也不會答應。寫小孩并不容易，亨利·詹姆斯早就推演過，寫小孩的秘訣是不能簡化語言，因為孩童的精神世界和成人一樣復雜。但塞林格在美國傳統里一方面繼承馬克·吐溫，用口語化的表達讓小孩的內心獨白有種逼真的生命力，同時，他的新鮮在于讓霍爾登不斷發出不假思索的急促審判，靠它們的累積營造復雜感。

或許是第二次讀《麥田》就有這個印象，總之這回再讀，我還是驚訝于霍爾登內心的嬌柔，他對于贏得別人好感的渴望，其實還是打動我。不管我認為塞林格審視人世的方式有怎樣的缺憾，他生命的核心中似乎還是燃燒著一種真摯，他的小說也出自內心一個滿是愛意的地方。就像《祖伊》（Zooey）最后，祖伊對弗蘭妮說：“至少你知道這個瘋人院里沒有什么他媽的別有用心。不管我們是什么樣的人，至少我們不fishy（可疑、靠不住）。”為什么塞林格寫小孩能寫這么真？據說他在“二戰”最血肉橫飛的時候，身上還藏著《麥田》的前六章，在身心最接近被毀滅的時刻，他一定還在頭腦中寫著霍爾登，他知道這種天真是有用的，是他最后的堡壘。

首版《麥田里的守望者》

我們這時候要提防一種誘惑，就是萬能理論解釋一切的激動人心。有人說《麥田》其實是本戰爭小說，霍爾登是塞林格見過了集中營之后回到美國的歌舞升平里對這些麻木同胞的厭惡。有人說《九故事》也是一本分成九章的戰爭小說，因為里面幾乎每個故事都有一個像是口袋里藏著自殺遺囑的主角，這種瀕臨崩潰就是塞林格自己的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我不太喜歡這樣方便的“標準答案”；因為戰后創傷太多樣了，我們能細細審問的，只有塞林格已經拿出來的文本。

類似的答案還有宗教。所有聊塞林格的人都“知道”他“信”吠檀多。吠檀多教義里有人生四階段，學徒、成家、退出社會、放棄世界，還要信徒拒絕女人和黃金，讓他們工作不求回報。說的好像我們正面對一個“吠檀多化身”。但就像對于戰爭一樣，我們難以確認塞林格自己到底信了哪幾條，至少教義就沒法解釋他的那些情書，以及他為了不讓別人寫他，打曠日持久的官司。這些理論就像我們發現了一把精美絕倫的鑰匙，欣喜若狂地拿來恭維那把其實未必那么深奧的鎖。其實宗教更像是塞林格盲目追求完美的一種延伸，因為它無外乎也是在沒有答案的地方提供答案，提出一些不可能完全遵循的標準，并且對達不到這些標準的人氣急敗壞。

塞林格最后幾個中短篇，都在著了魔般地寫格拉斯家的幾個天才兒童，讓他們開宗教講座，制定處世之道，也就是塞林格一廂情愿想把自己中年的智慧放在少年的童真里。如此聰明、如此細膩的一群孩子都活得如此痛苦，人間果然不太值得。其實塞林格也知道這種寫法不自然，從《九故事》最后一篇《泰迪》（Teddy）到后來成書的四個“格拉斯家族”中篇，里面到處是作者一種“我偏要這樣”的任性。直到1965年他最后一次發表作品，《哈普沃思16,1924》（Hapworth 16,1924），占了幾乎整整一期《紐約客》讓七歲的西摩·格拉斯開書單（就是三十歲在《香蕉魚》里自殺的那位），就很像辭職以后最后一個工作日搞的破壞。

談論塞林格能提醒我們，讀者之間對偉大文學的理解是多么不同，而我們想給偉大文學下定義的時候又是多么捉襟見肘。即使我們把標準降到幾乎肯定錯誤的底線——能讓你覺得它是在寫你就是好書，也沒多大幫助，因為這樣的邏輯幾乎就把《麥田》鎖進了“青春文學”的書櫥，至少我不愿和一個完全跟霍爾登心心相印的成年人商量什么是偉大小說。聊書是捕捉微妙的區分。但不管我們怎么努力區分每次閱讀同一本書時的不同感受，區分作者技巧上的勝利和他個人性格的缺憾，聊到最后，終究還是隔著讀者自己層層疊疊的成長和好惡。或許霍爾登在這一點上還是很有建設性的：對你來說，書好不好還是看你讀完了想不想跟作者打電話。

本文節選自

《在別人的句子里》

作者: 陳以侃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紀文景

原標題：《天真是他最后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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