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辦理出國疫苗注射的醫生聽到“安哥拉”三個字，迅速將出境疫苗卡上的大部分選項：黃熱病、瘧疾、傷寒……統統勾選一遍，讓楊春去注射。

從那些疫苗逐一打在身上，到2017年，已有十年過去。楊春想起帶著治療瘧疾的青蒿素，遠赴非洲承包國際工程的那些年，“我們都不知道后來屠呦呦會因此獲諾貝爾獎”。

2006年，楊春26歲，被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派往非洲任工程師。彼時安哥拉以石油向中國換20億美金貸款，為中國企業打開了安哥拉的大門，國有企業帶著數千人的工程隊遠渡重洋，也有華人赤手空拳，從南非等地向安哥拉偷渡。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在2002年，才終于結束了27年的內戰，南方草原上仍散落著戰爭留下的大量裝甲坦克。但楊春見到它們的時候，裝甲已經不見，被本地人拆下來做成籬笆，履帶的橡膠也是可用的，于是坦克的輪子也都不見了。而坦克殘余的部分，就躺在荒野上，從氣勢磅礴一日一日衰朽下去。

在戰后修建公路的交通要道上，還埋有戰時留下的地雷，當地人與外國工程隊，會容易失去腿。

到2017年這十年間，楊春參與建設起安哥拉非洲杯的足球場，并成功把前中國國家足球隊隊主教練米盧蒂諾維奇，帶進了媒體的空中觀賽包間。他還與中國的數十萬承包大軍，建起了安哥拉戰后的住房、醫院、學校、公路、電力、水壩……

但在2014年，安哥拉的經濟命脈石油價格大跌，社會混亂隨經濟危機襲來，有中國人在抵達安哥拉的第七天就死于槍擊。也曾有警察扮成劫匪，手迅速探進來不及鎖上的車窗，用槍指著楊春同事的腦袋。

2017年春節后，席來世結束了在非洲安哥拉多年的工作生活，從中國中鐵四局安哥拉分公司管理層任上調動回國。

在他離開的時候，石油凜冬仍未結束，安哥拉貨幣寬扎跳水，跌到了1美金:170寬扎，但是銀行換不到外匯，黑市的匯率在1美金:420寬扎。

所有以本地貨幣寬扎結算的工程都必須停止，因為寬扎貶值，工程款卻不會提高，兌成美元將縮水60%，根本無利可圖。

2017年2月，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到訪安哥拉，為25個新啟動項目提供25億美元貸款。2015年，中國政府再次為安哥拉提供60億美元的石油換貸款項目，并給了安哥拉政府一紙中國工程公司的短名單。60億美元的項目必須交由中國企業完成，以幫助在安哥拉的中國企業度過這個寒冬。

席來世覺得，等這個寒冬走到盡頭，或許要等到石油價格漲到80美元一桶的時候，但他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非洲是大型中國國企競爭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已經有40多家中國國企進軍人口只有2422萬的安哥拉，國內產能過剩，工程市場競爭激烈，哪怕安哥拉經濟因油價低落而蕭條不已，也沒有人愿意放棄這片市場。

“我們說，公司三大業務板塊：國內基建、投資、海外，未來海外業務板塊，要三分天下有其一。”

私營企業則無法承擔這樣的壓力，楊春早已離開國企，與當初闖非洲的團隊創立了億凱迪國際，承包安哥拉與世界各地的工程項目。公司已經撤回在安哥拉的多數員工，保留最少的人員與資產維持基本運營，以圖東山再起。

楊春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我們都是這樣想的，誰能熬過這個冬天，誰就能吃到肉。”

打開市場

楊春初到安哥拉做工程設計的時候，有一次站在建筑的樓頂上，與安哥拉人聊起自己來自上海。

安哥拉人答他，“北京、上海我知道啊，你們那里有這么高的樓嗎？”

楊春看了一眼腳下的爛尾樓，共有八層，有點無語。那是一棟前蘇聯援建的醫院，沒能完工，卻已經作為醫院對外開放，同時請中國工程隊完成建設。

“最開始的時候，安哥拉人覺得，中國一定是落后的，不然為什么會來承包安哥拉的項目。”

中國企業進軍安哥拉，始于一張短名單，和一個20億美元石油換貸款的項目。

中國原本不是安哥拉尋求的盟友，但戰后安哥拉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談判，正陷入僵局之中：他們要求安哥拉政府保證執政清廉和信息公開。

中國卻在商言商，把握住了這個機會。

2004年3月2日，安哥拉財政部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了第一個貸款協議，以安哥拉的石油，換取中國政府的20億美元的貸款。在交換的同時，中國政府給了安哥拉政府一紙短名單，上面列有主要的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合作項目的承建方只能從中挑選。

楊春回憶那之后涌入安哥拉的國企：“好像中國送給了安哥拉一籃蘋果，中國企業都希望跳進那個籃子里，成為里面最好看的一個蘋果。”

商務部研究院海外投資咨詢中心副主任杜奇睿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安哥拉區位獨特，處于非洲南、中、西樞紐位置，未來打通洛比托走廊，可直抵東非印度洋。2010年，中安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安哥拉目前是中國第三大石油進口來源國、主要的對外承包工程市場和重要勞務合作伙伴。

楊春清楚記得他抵達安哥拉的時間，在2006年10月23日下午，他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那時楊春聽不懂一點葡萄牙語，手腳齊用比劃，憑借肢體語言闖過了以勒索小費而聞名的兩道關卡，他希望自己的行李箱沒有丟失，中國人往往在箱子里帶足一年的衣服用品，而那時10個人里面有3個人的箱子會遭到遺失，在這個沒有農業也沒有工業的國家，很難買回一箱日用品。

安哥拉是富有的，在石油賣到100多美元一桶的時候，但又是貧窮的，因為除了石油和鉆石，沒有任何工業與農業，糧食一切全靠進口。在石油跌到30美元一桶，國家財富大量縮水時，就觸發了經濟危機。

楊春回想起來：“到現在我還想不明白，本地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

在楊春的印象里，當地人穿著八十年代式樣的舊短袖舊西裝，多數時間在四處游蕩，最多是女性為白人做保姆、洗衣服，男性扛著槍做保安、做司機。還有一些人立足于鉆石產業，站在溪流里，拿著篩子，試圖從泥沙中篩出毛鉆來。

從20億美金石油換貸款的項目開始，中國工程隊席卷了安哥拉戰后建設的代表項目：醫院與學校，非洲杯足球場，3萬套社會保障住房，其中以中信集團的KK新城項目，和中鐵四局的Sequele新城項目為代表。

蜂擁而來

2007年，醫生穆玲隨著一支4千多人的中國工程隊前往安哥拉，組建起當地最大的一家華人醫院，擔任院長。她首先被物價震驚，看到超市里一顆包菜的價格約合100元人民幣，打一個電話回中國，話費約在近20元每分鐘。

穆玲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2008年的時候，中國工程單位看到市場非常好，“幾乎可以隨便要價，你找一個工程，你問業主付多少錢，業主問你要多少錢，他說我不知道，你看多少錢。”

隨著石油價格向上攀升，安哥拉從石油出口中獲取大量財富，涌入安哥拉的中國大軍也日漸壯大。2006年楊春抵達時，只有約3000中國人在安哥拉，到石油上漲到最高峰的2012年，安哥拉內政部資料顯示，在人口約2000萬的安哥拉，安哥拉的華人總數已達26萬之多。

不僅大量的國有企業涌入安哥拉，私企與個人也前來淘金。穆玲記得一個來自義烏的小伙子，那時在醫院里打地鋪，或者趁著醫生探親的時候，借用醫生的床鋪。他從葡萄牙語班同學那里聽說安哥拉的機會，就帶著一張簽證和一張機票到了安哥拉，后來50多歲的老岳父也從中國來，二人慢慢把家具生意做了起來。

作為在安哥拉的主要國企之一，中鐵四局在2007年進入安哥拉，當時安哥拉在尋找中國企業做工程項目，只要是有一定實力的企業，幾乎不難獲得合約。到高峰期的時候，中鐵四局一個單位，有8000人在安哥拉。

溫永軍初到安哥拉時，是負責公司營地安全的一名工人，當時公司雇傭了100多名當地軍人保護營地。2011年底，他們在開車巡邏時看到了歹徒，“雇傭軍就開始開槍，一開槍歹徒就開始對射。”

溫永軍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我們剛來的時候，相對封閉，有半年沒有出營地，當時感覺收入比在國內要好，就是離家遠，想家。”

席來世前往安哥拉，是為了中鐵四局承建的安哥拉社會住房項?，在?都羅安達的衛星城建設1萬套社會住房。除非設定苛刻的排他性招投標條件，否則中國?程隊以報價低、效率?的優勢，經常能夠擊敗其他國家的競爭對?。

比如中鐵四局承建的羅安達總醫院的項目，施工面積達到2萬2千多平方米，造價5000萬美元，在2年內全部竣工。而同期由安哥拉本國工程隊承建的醫院，投資1500萬美元，至今還沒有完成主體建筑。

但在安哥拉漸漸發展出的高端項目，比如豪華酒店，卻都交給了歐美的建筑工程承包商來建設。

安哥拉人認可中國人的效率和低價，卻更信任歐美人的標準和質量。作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安哥拉人極為崇尚西方的文化。席來世在安哥拉出席正式場合，比如商戶會談、節日，都必須西裝革履，穿長袖襯衫。為此，在非洲炎熱的天氣里，很多地方空調都開到16度。

在安哥拉做工程項目的技術難度并不大，大多是7、8層的小樓，困難在于極度依賴從中國進口，比如水泥、鋼鐵，需要提前2-3個月規劃進口的物資，否則一種關鍵零件缺失，工程就要停工3個月。

但也因此，安哥拉成為輸出中國過剩產能，一個極具潛力的國家。

中國工程隊的到來也為安哥拉人提供了就業，席來世看著當地雇傭的非洲員工，收到工資后，就會消失三四天。他們把一部分錢留給家庭，剩下的則拿去喝啤酒、狂歡，直到花光身上最后一分錢，然后回到工程隊里，繼續工作。

最開始中國人到來的時候，安哥拉人有著一些的優越感，而后又漸漸發酵出了一些敵視的情緒。

后來有安哥拉人說：“中國人來了，東西都買光了，路越來越差，你們開好車，吃好的，我們本地人卻還是這樣，沒有改觀。”

巔峰時刻

楊春遭遇過一些施工困難，比如承建非洲杯足球場，球場的草皮卻無論如何不肯長起來。

但在非洲杯足球場項目的爭奪中，只有在種草這一項上，中國人輸給了英國人。業主建議他們：你們可以找英國人來種草坪。

2007年12月，安哥拉發布了2010年非洲杯球場工程招標的中標結果，那是安哥拉戰后最盛大的國際活動，第一次向國際展示戰后建設成果的機會。

那也是中國工程隊伍地位的巔峰時刻之一。

中國人最終攬下了非洲杯所有四座場館的建筑承包合同，原因之一是，除了可以每天24小時、一周工作7天的中國人，沒有工程隊能在兩年的時間里，把足球場館建立起來。

楊春那時住在工地上，第一次知道，原來碗裝康師傅紅燒牛肉面的保質期是6個月，因為從中國來的集裝箱，要在海上漂100天才能抵達非洲，加上進出海關的時間，讓他常常吃下過期的方便面，但那仍是舍不得提供給普通工人的物資。

也有不幸喪生的中國人，一位廚師在使用瓶裝液化氣的時候，引爆了整個廚房而不幸身亡。但安哥拉曾是葡萄牙殖民的國家，篤信天主教，沒有任何火化設施。“他們搭起了像天祭一樣的臺子，那群人中竟然還有人知道，要用繩子綁住遺體，避免遺體在火化時因抽搐而坐起來。然后把骨灰帶回國。”

華人工人的生活相對辛苦，兩年回一次家。那時常有福建、山東、東北、河南等全國各地的工人，找穆玲看病。穆玲記得，有50多歲的工人前來做體檢，“他說，我在安哥拉6年了，從來沒回過家，為了給女兒存出上大學的學費，如果體檢的結果比較好，就在安哥拉再干幾年。”

穆玲看著工人不符合實際年齡、過于蒼老的臉，異常疲憊的神情，“我就對他說，你不要再干了，你回去吧，休息吧”。工人最終檢查出了膽囊問題，帶著體檢單匆匆離開后，穆玲再也沒有見過他。

楊春當時的老板也因為嚴重的腰椎問題，住進了穆玲工作的醫院，最終包一架飛機，抬回了中國。

結束長駐非洲的生活前，楊春在自己承建的足球館中看了非洲杯。

楊春在場館里看到了前中國國家足球隊教練米盧蒂諾維奇，那個中國人往往會加上定語“世界杯上帶領中國隊沖出亞洲”的米盧。

楊春上前打招呼，米盧看到中國人有一種親切的欣喜，他問楊春，“你們有沒有更好的看臺位置？”

“當然有，Skybox！（足球場豪華觀眾席！）我們那時作為工程承包商，拿到了許多工作證。”

楊春把米盧領進媒體用的空中觀景包廂，他站在玻璃窗邊望向賽場，另一個中國的工程承包商站到了更好的位置，拿著對講機站在主教練旁邊，客串賽場運營人員，指揮得一身是勁。

在非洲杯期間，負責場館運營也是中國人，因為在體育場建好投入使用的短短時間里，沒有本地人能學會操作燈光和音響，“這種時候，又不能丟臉丟到國際上去”。

米盧又接著耿直地問楊春，“我肚子餓了，你們有沒有吃的？”

石油凜冬

自從2014年油價下跌后，席來世發現安哥拉的治安每況愈下。

中鐵四局給員工發了一筆專門用于“防盜搶”的經費，2015年9月，溫永軍和兩個朋友開著皮卡出門，在路上被汽車逼停，“他（劫匪）馬上下來，短短幾分鐘內開始搜你的身，他把槍拿出來，你就不敢說話了。”

像溫永軍一樣，越來越多在安哥拉的華人，在出行的時候，容易被汽車逼停，人捆起來，打一頓，然后搶光身上的東西。

“從前只是搶劫，現在卻發展到人身威脅的地步。”綁架的案件越來越多，中國人也愿意用幾千萬寬扎，約合幾十萬人民幣，換回一條性命。

席來世一度懷疑，是不是中國人的軟弱與縱容，習慣用小費去擺平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助長了這些針對中國人的威脅。

中鐵四局在安哥拉的營地，已經設下了三道防衛，第?道是圍墻加警察值班崗哨，第?道是武裝軍隊，第三道是中國安保人員。“防盜?、防盜?、電?、紅外、警報，?上了?切能夠應?的安保設備。”

后來席來世和他在非洲一同工作的朋友們得出一些結論：哪怕你再是一個憤青，只要在安哥拉工作過一段時間，沒有人是不愛國的。

因為自由出行與安穩入睡，都成為了奢侈品。

杜奇睿也提示在安哥拉進行商業活動的風險：“社會治安問題突出，搶劫、綁架案件頻發，行政部門效率不高，物資供應不足，物價畸高，主權貨幣幣值不穩定，傳染病預防能力嚴重不足。”

油價下跌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物價飛漲，到2017年，席來世看著物價上漲了4倍到6倍，一盒200寬扎（6元）的餅干，已經賣到了1200寬扎（36元）。

可是中國的國企，在當地投資了固定資產，購買了土地、機械設備，一家公司的投入往往已經達到數億元，在投入資本已經相當可觀的情況下，沒有可能放棄這片市場。

而中國政府提供的以美金結算的項目，為中國的國企爭取了生存的空間，也維持了戰略布局。席來世發現，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國內的工程市場競爭已經太過激烈，只要安哥拉工程的風險控制得當，利潤仍然相當可觀。

但楊春他們作為私企在當地承建項目，許多以當地貨幣結算，就不得不關門走人了。

“好像真空包裝一樣，大量民企被擠出了安哥拉”。但眾多公司都不愿意放棄非洲這片資源豐富，國土廣闊，人口相比東南亞更為眾多，因而前景可觀的土地。

一位在安哥拉工程單位工作的華人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安哥拉將在8月迎來總統大選，正在大量投入建設形象工程，比如水利設施和電力工程。經過中國警察遠赴非洲追捕福清幫，在大使館的活動努力、和聯防隊的組建護衛下，華人的安全有所改善。仍有大量華人為了利益不能離開，或者選擇留下。

改變

2017年，席來世決定回國。

“六年之間，你可以看到國內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新地鐵修通，高樓拔地而起，而這里還是一樣，仍然是貧民窟、臟亂差，辦事效率低下，拿了錢以后及時行樂”。

席來世看到豪宅與游艇，也看著路上衣不蔽體的孩子，他最初抵達首都羅安達時大片大片的鐵皮房子貧民窟，在他離開時，仍舊是貧民窟。

“這會讓人有些絕望。”

時間久了，有人會覺得壓抑、抑郁、失眠，一些公司愿意付出高薪，達到國內同等崗位的兩到三倍，仍然很難招到人。

席來世看到中鐵四局建設的2萬2千平米羅安達省總醫院，投入使用已有兩年多，但是使用面積達不到1/3，因為安哥拉當地并沒有足夠的醫生。

除了1萬套住房，中鐵四局還做了1.35億美元的電力入戶項目，為5萬戶城市居民提供照明。中國人建起了住宅樓、公路、鐵路、供水管網、自來水廠、污水處理廠、發電站、網絡，逐漸用電力點亮城市。

楊春也不知道中國人的到來有沒有真正改變什么，或許有一些，比如“我第一次在街上，看見了一隊穿著校服的小朋友”。

但他又感覺不到根本的改變：“我們建起了醫院，但是缺醫生，我們建起了學校，但是缺老師”。

就連楊春參與建設的，那些非洲杯的體育場，在中國人離開后，也再沒有舉辦過一場盛大的賽事。因為當地人始終沒有學會操作會場里的燈光、音響、還有其他設施。

離家至今已有7年，溫永軍也升職轉做物業管理。他等待著調動回國家人團聚的那一天，但也對安哥拉市場滿懷信心，在公司買下兩大片土地上，可以建工廠、建工業園，“有信心！”。

在安哥拉遭遇經濟寒冬的時候，楊春也在尋找其他大洲的項目，比如東南亞，比如拉丁美洲。他曾飛往一個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國家，乘坐的航班里大多是西班牙人。

在飛機落地的時候，他看到機上的西班牙小女孩舉起雙手，喊出一個詞“Conquer(征服)”。

楊春愕然，那一幕至今仍不時在腦海中盤旋，他想起自己和中國同胞在安哥拉，那些靠著一個硬盤的電視劇、集裝箱運來的白酒而度過的枯燥日夜。在那些漫長的日夜里，他們沉默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的工程，滿心期待的，是回家的日子。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席來世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