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書店1937年4月成立于延安，至今已80年。作為老牌國營書店，新華書店在全國書店中的地位無可比擬，也是承載了幾代人回憶的閱讀場所。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邀請了分別屬于“60后”、“70后”、“80后”和“90后”群體的幾位讀者來講述他們與新華書店的故事。

本文作者張佳瑋，1983年生，作家。

我小時候，小學三年級之前吧，沒怎么見過錢；朋友之間，以物換物，以書換書。談不到價格對等，只是，比如一本《七龍珠》換一本《圣斗士》，一本《三國演義》連環畫換一本《水滸傳》連環畫。有些做法，很合乎經濟學，比如我曾用幾本薄薄的《智取威虎山》連環畫，換過一整本《三國演義》——無他，那時我們都只有八歲，跟我換書的同學還不太認字，這種“字書”對他而言使用價值不大，還不如跟我換了連環畫，物盡其用呢。

新華書店，是小學之后才去的了。一般孩子去新華書店，店員會問：“孩子，爸媽呢？”那時我比同齡孩子高，去到書店，也沒人問。大概以為我是去找教輔材料的吧。

我們那個城市的新華書店，三層。一層賣普通書籍。二層賣教輔材料和文具。有那么兩年，我只在一樓晃蕩，不去二樓。三樓？那地方似乎總在施工。

直到某年寒假，不知怎的，福至心靈，多爬了幾階樓梯。上得三樓，愣住了：倉庫一般堆山填海的一堆書。兩位戴眼睛的老先生看鋪子。看到我，愣了愣。“下面要什么書？”

——敢情新華書店三樓本是賣生僻書的。沒人買，于是索性辟成了倉庫，擺得隨意。老先生們聽下面傳話，哪幾個柜子需要補些書了，便送去。

——三樓也不是沒顧客，少。看三樓的老先生們很和藹，指了一個角落，“你要的書在那兒！”我去了，蹲在角落里，捧著讀。老先生叮嚀了一句：

“看書時別吃東西；哪里拿的放回哪里！”

“好！”

大學時，出了自己頭一兩本書。那時節有幾個朋友，都是寫東西的。去書店，愛慕虛榮似的，找自己的書；看到放在熱銷那一堆，興高采烈；看到放在冷門書角落里，就神情郁郁。那時節朋友們年少成名，自難免燒包。有一位看柜員沒注意，將自己的那幾本書從“新書”那書架上抽出來，放在“熱銷書”的角落里，然后在一邊看：哪個讀者拿起來了，他立刻滿面堆歡。

以前我在上海住時，漕溪路樞紐站旁，有個地方，論斤賣書：自然都是些《男性泌尿衛生護理》、《我的漂亮小姨子》、《陳XX情婦曝光全錄》之類。我某次路過，瞥到門口有本書畫風不同，過去蹲下看：莎翁四悲劇集的英文原版。翻開扉頁，道：

“吳XX 199X年購于XX書店”。

下面一行小字：“搬家被迫丟棄，望買者鄭重。此乃好書。”

我不知道這位吳先生是怎么回事，只覺得，他的感受，傳達給我了。

我起身買，老板論斤，給我稱了五元錢。最后還問我：“哎，你都買了，那跟我說聲，這是本什么書？”

我：“是四個劇本。這真算賣得很便宜了。”

老板：“哦！我是看不懂。值錢了在這里也沒人買。你買了也好。”

巴黎塞納河邊，有著名的書攤。你從圣日耳曼大道走著，轉個彎，看見圣母院了，一路溜達，兩邊書店櫥窗里擺了許多舊書；你到塞納河邊，左轉沿河走，滿眼還是舊書攤。舊書攤上的老書箱和封皮，天氣好的日子里明麗斑斕，不知者以為是手工藝品展覽。游客和戴老花鏡的老人家環伺一旁，跟攤主交換些切口似的話。

——舊書攤，中國也有。國內的小城市或老城區，以前常有攤主擺開：連環畫；封面妖嬈標題獵奇的私印書；不知哪家箱底翻出來短章少頁的書；印著“某某工廠圖書館”的老書，諸如此類。可以租，可以買，真跟攤主關系好，蹲那兒看一下午也不要錢。

——歐洲人印書歷史，不能和中國古代比；但書籍的裝飾字句，是向來在意的。比方說，中世紀隱修院里，諸教士閑著無聊，就開發各類華麗字體抄《圣經》；諸位偉大的插畫家、版畫家，忙著給《圣經》畫插圖。這倆傳統，一直下垂到近代出版業。英國法國到19世紀，書頁裝楨還講究小牛皮、黑檀木；手抄本珍貴無比；字體愛好者不下中國士人迷書法；如果趕上哪本書里有某大師的銅版畫，更是意外之喜……就跟如今中國老知識分子都感慨禮崩樂壞、斯文喪盡似的，巴黎舊書攤迷也覺得現代出版業，真是世風日下：書做得如何不精致，如何不耐摸，如何不耐讀，如何讀來都沒意味。只有舊書攤能找著昔日光輝……

你可以說，這里頭自然有遺老遺少情節，但真看看舊書攤上，那些工藝品雕刻似的書脊書頁，你也得承認：世上是有些事，今不如古的。巴黎開舊書攤那些老狐貍和逛舊書攤那些老文藝青年，一如今日中國人玩兒花鳥魚蟲、器物古董似的，略一掃眼就是一套江湖傳說。真花時間淘，挖點淵源典故，都能扯上各類史傳大人物，比如英國某爵爺訂的一整套羊皮封面德-昆西集子，比如夏加爾晚年在法國住著時簽過名的版畫集……類似這樣的舊書無奇不有；收一架子，比暴發戶買一架書脊光彩奪目的新書，氣派得多。當然，大多數書店還是新書為主，舊書為輔，連賣帶租，脾氣大些的不租也不賣，就是給你看看罷了。

某周六，周六天氣好，我陪一位國內來的老師，去了巴黎著名的莎士比亞書店。因為是周六，門口游客多，有人排隊。負責看門的姑娘說的是英語，跟她說法語，不太會——這真的還是個美國味道的書店。書店里一大片講英語來朝圣的，大半會涌去柜臺，問柜臺小哥：

“您這里有《流動的圣節》（《A Moveable Feast》，國內也有譯作《不固定的圣節》、《流動的盛宴》等無數譯法））賣么？”

“有，就在中間。”

書店挺窄，正中靠左廊一排按例擱經典書。《艾瑪》、《包法利夫人》、《堂吉訶德》、《老人與海》之類，中間夾著兩本《流動的圣節》。其中一個版本，封面是海明威當年在莎士比亞書店門口拍的照片。書店真是經營有道。同去的老師買了，去柜臺，柜臺小哥問要不要刻章？當然要啦。

出莎士比亞書店右轉再右轉走一會兒，便是索邦大學。再走過去，就上圣日耳曼大道，離圣米榭勒也不遠。1957年28歲、正在為《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操碎了心的馬爾克斯，就在這一帶遇到海明威的。當然，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那個時代，是喬伊斯還沒有踏入不朽、龐德還在為詩集出版努力、海明威還沒出版自己第一本小說的時代，西爾維婭-比奇和莎士比亞書店就是這些美國人的后盾，是冬日溫暖的去處，是美國文化在巴黎的心。莎士比亞書店與那個時代共同造就了一批偉大人物，最后，因為出現在這些人的集體傳奇回憶中，終于令自己也成為了傳奇。當初海明威回去家里，對他妻子說“我們可以讀到全世界的書了”，他的妻子哈德利，當時還不知道幾年后海明威會變心，正溫存著與海明威那貧窮、簡單又溫暖的愛情生活，用這么一句話，總結了那個伍迪-艾倫用一整部《午夜巴黎》來致敬的，那些偉大人物正年輕、貧窮卻野心勃勃得很純正的黃金時代：

“我們能找到這個書店，是多么幸運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