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商關系的建構，就是要調整國家與市場、官員與企業家、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并不是一項孤立的局部舉措，而是與其他改革一脈相承、互相融合。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親”和“清”成為對官員和企業家關系的新定位。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穩”和“實”成為過去一年的關鍵詞：“穩”指的是穩定市場預期、穩固階層關系，“實”則指的是振興實體經濟、落實改革舉措。2017年政商關系的主調不會偏離這個主線，在“穩”中求“進”。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一年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從嚴治黨等方面做出了眾多戰略性的重大部署，給許多爭議已久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定了調、布了局，很多舉措將不僅僅關乎最近兩三年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國家治理模式，而且將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乃至人類文明共同體的命運產生歷史性的影響。

以2016年和2017的“兩會”為起止點，我們總結了2016年的政商關系大事。

一、總書記定調“親-清”政商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局進入“施工高峰期”

2016年是定調建構新型政商關系的開局年。習近平總書記3月4日在看望參加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委員時，用“親”和“清”兩個字為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指明了方向。這是最高層首次就此做出明確表態，目的是直接打消民營企業家們對“懶政”的不滿和對未來發展的擔憂。事實上，整個2016年，如何穩定民營企業家的發展預期和市場信心，一直是建構新型政商關系的主線。

除了統戰部門和工商聯最為積極地應聲而動之外，廣東省是最早對建構新型政商關系做出反應的省份，廣東省紀委、省監察廳很快出臺了《關于推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若干意見（試行）》，多個省份隨后紛紛跟進；最高人民檢察院則是最快對建構新型政商關系做出反應的國家機關，3月12日發布了《最高檢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推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要注意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經濟活動中的不正之風與違法犯罪的邊界，堅決防止把一般違法違紀、工作失誤甚至改革創新視為犯罪。

2016年同樣開局的，還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這個橫空出世的新概念誕生于2015年11月，但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實真正迎來首考。簡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成為檢驗領導干部是否是改革的促進派、實干家的試金石，“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不能因為困難多而不作為，不能因為有風險而躲避，不能因為有陣痛而不前”，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是落實改革任務的攻堅期。”在這個過程中，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許多舉措在邏輯上一脈相承，領導干部、企業主和專業技術人員則是這兩項戰略的三個關鍵少數。

二、反腐敗利劍彰顯，監察體制改革啟動長遠制度影響

2016年10月閉幕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號召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在過去的一年里，正如中紀委十八屆七次全會所說的那樣，反腐敗工作做到了減少存量、遏制增量，凈化政治生態。一系列大案要案在2016年得到宣判（“嚴肅平穩做好涉及周永康、令計劃案件人員處理工作”），紅色通緝令頭號嫌犯楊秀珠等重點人員緝拿歸案，都是減少存量的重大標志性事件。

同樣值得一提的標志性人物還有白恩培，他成為中共十八大后落馬高官中，被判死刑緩期執行第一人，其量刑超過周永康、令計劃、郭伯雄、萬慶良的無期徒刑，從而刷新了中共十八大后落馬高官領刑紀錄。白恩培也是刑法修正案（九）實施近一年后，首個適用終身監禁的正部級落馬高官。此外，白恩培被司法認定的2.4億余元犯罪金額，同樣成為已進入司法程序的落馬高官之最。

在遏制增量方面，2016年內落馬副部級以上的老虎26人，數量是近四年來最低。進去的除了“老虎”，還有那些“掮客生態圈”里的蒼蠅們，而“特定關系人”這個并不常見的詞也引發了嚴肅的法律討論和不那么嚴肅的娛樂八卦。在打擊商業腐敗方面，雖然中央巡視組嚴厲抨擊了國有企業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輸送”和“近親繁殖”，但被公開報道的民營和外資企業的商業腐敗案件并不多，很多也沒進入司法程序（比如百度前副總裁李明遠）。作為“亮點”的處罰來自海外：摩根大通因為雇傭了不該被雇傭的國人觸犯了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在11月被罰2.64億美元。

三、金融市場上演“捉妖記”，寶萬之爭戲劇落幕

要想讀到比娛樂新聞還要“香艷”的新聞，選擇關注金融市場恐怕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里說的不是山西美女程明在朋友圈炫富引發“中晉系”垮臺，也不是一家叫做“保利”的夜總會被查封，更不是那位被層層女保鏢保護著的酒店寓翁。大眾可以管中窺豹的途徑主要還是來自監管層的公開發聲和媒體的公開報道。證監會劉士余主席關于土豪、妖精、害人精的發言，不僅反映了他自己“眼界大開”的心路歷程，而且也是金融亂象的折射。甚至最高層對此也頗為不滿：據報道，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痛斥有“兩面人”故意制造漏洞，導致資金非正常外流。

最大的一出戲依然是寶能與萬科的爭斗。盡管早在2016年3月就有媒體號稱“大局已定”，最終的結局卻一直拖沓到了2017年3月，而一旦真正“靴子”落地，卻又是雷霆之勢，出乎意料。王石笑到了最后，華潤出局，姚振華成了被保監會禁業十年的野蠻人。順便說一句，相對于萬眾矚目的寶萬之爭，另外一則“低調”了許多的新聞同樣信息滿滿：2017年2月20日，現役董事會已超齡服役超過680天的民生銀行，在經歷了安邦強勢入股、高管涉案被查以及股東們在資本市場上搶奪籌碼后，新一屆民生銀行董事會終于落定。

雖然一個個戲劇感強烈，但金融市場的這些好戲歸根到底并不是娛樂新聞，高層和監管層的重話背后反映的是對中國經濟“脫實向虛”的巨大擔憂。麥肯錫7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測算，中國金融行業的經濟利潤占到經濟整體經濟利潤的超過80%，美國該比例僅為逾20%。有人認為中國金融已經脫離實體經濟，自成一體。除了穩定匯率之外，調節金融資本和產業資產的尖銳沖突，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能否返璞歸真的最關鍵戰役。

當然，過去的一年，金融市場并不都是烏煙瘴氣。比如，民營銀行交上第一年成績單。它們的總規模不大，但在業務模式上的創新為銀行業提供了探索和啟示。

四、民間投資大幅下滑倒逼營商環境改善，海外投資喧鬧叩問市場信心

2016年初最大的經濟意外是民間投資的斷崖式下跌。雖然從2012年起中國民間投資就連年下降，但2016年初的急轉直下仍然讓人覺得措手不及。高層高度重視，對促進民間投資展開專項督查。雖然有人敏銳地指出2016年開始的急速下跌的直接原因可能主要是統計指標內部的調整，但大多數人指出的“老病癥”可能才是問題的病灶所在：政策制約、缺乏信心、實體回報率下滑、金融市場分流、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等等。

就在民間投資增速斷崖式下滑的同時，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增速出現跳升。例如，在進出口連續三年下滑的情況下，對外投資第一次超過了國內利用外資。到2016年第三季度，民營企業已第一次在交易額上趕超國企，占前三季度海外并購總交易額的一半。從交易數量上看，民營企業完成并購接近國有企業的5倍。

外熱內冷的情勢下，有關部門多管齊下試圖阻止非理性的資金外流和異常投資，央行對海外購房的換匯也做了更加嚴格的規定，甚至今年“兩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說一些并購違背了產業政策。這些舉措取得了一定的遏制效果；然而，真正要想讓海外投資并購這朵“帶刺的玫瑰”健康成長，關鍵還是要穩定市場的預期。在不少民間投資人與民營企業家的眼中，他們對市場制度邏輯是否在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產生動搖，這引起他們的恐慌，遏制了他們的投資信心。預期管理不能僅僅靠輿論宣傳，而是要靠實實在在的制度“補短板”。一些舉措在朝著這個方面努力，比如重新討論油氣上游將向社會資本放開、首條民營資本控股的高鐵PPP項目正式開工建設，都是值得期許的信號。

五、“死亡稅率”引發企業稅負之辯，降稅減費成效迎大考

2016年由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引發的產業政策的爭辯，似乎并沒有引發什么政策和公眾反響。很顯然，正如吳敬璉指出的那樣，產業政策的研討需要深化。真正引（tong）發（le）熱（lou）議（zi）的，是天津大學教授李煒光提出的“死亡稅率”，加上隨后著名企業家曹德旺先生比較了在美投資稅負，中國制造業的稅負問題，一下子成為年底最為炙熱的公共經濟話題。甚至總理也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表示，要求算細賬，尤其是降低企業的非稅負擔。2017年國務院將專門針對制造業稅負開展督查。

非稅負擔確實是企業負擔的重要構成。近幾年非稅收入的增速都遠高于稅收收入的增速，減費的關鍵還是政府如何自我削權。但企業的稅收負擔如何減輕，則考驗更大的政治智慧。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對沖手段實施（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7年赤字率3%），為減稅提供了彈藥；2016年初降低社保費繳費率5個百分點，大約1200億元左右；同時，被寄予厚望的營改增全面實施。很顯然，解決企業負擔重不僅僅是一個稅負的問題，是綜合負擔的問題。不僅僅是降稅，還必須要推動各個方面的體制改革。同樣重要的還有企業要自強，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和利潤。

到2016年下半年，兩個事件標志著財政戰略又做出重大調整。一是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明確要“降低宏觀稅負”。而在此之前，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目標是“提高稅收收入或者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實際上就是要提高宏觀稅負；2013年提出“穩定宏觀稅負”。這份決議給多年來宏觀稅負是要穩定還是降低的爭論一個明確的答案。第二個事件是一份關于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支出責任的文件，維持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格局大體不變，但中央政府上收地方政府支出責任。雖涉及重重利益，但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是中國走向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必須邁過去的坎。

其實，企業稅費負擔這場輿情早在2016年初就已有端倪，只不過當時討論的還是眾多上市公司的市值不僅抵不上北上廣的一套房，甚至也比不上“真人秀”上明星的片酬。如果放眼更長，降稅減費的戰略調整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但更難的是落實。在國務院去年8月下發的《國務院關于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里，企業成本劃分成了六大塊，分別是稅費負擔、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同樣是“降”，幅度卻并不一樣。稅費、融資、人工、能源成本都是“合理”降低，而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都是明顯/大幅降低。這種差別的背后，既反映了穩健的政策訴求，同樣也是當前政策環境結構性壓力巨大的體現。

六、中央發文以發展的眼光看待 “原罪”，產權保護重塑民企安全感

商界傳奇人物牟其中在2016年9月27日出獄了，引發了媒體的一片唏噓。何謂“非法集資”與“正當融資”之間的模糊差別，曾讓眾多的企業家載了跟頭。《物權法》雖已出臺十年，但私有產權如何保護依然是一道政治題。2016年10月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確定了當前民營企業家最關心的三個重大事項：第一，以發展眼光看待企業家“原罪”，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要區分“罪”與“非罪”。嚴格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嚴格區分違法所得和合法財產，區分涉案人員個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第二，完善平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加快推進民法典編纂工作，完善物權、合同、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制度。2017年的全國人大會議即通過了《民法總則》，向民法典的編纂完成邁出了一大步。第三，明確政府招商不得以換屆為由違約毀約。這一頂層設計方案的出臺，被視為給保護民營企業家合法利益送上了“定心丸”。高層更是在會議上表示，新形勢下，衡量執法辦案水平高低，不僅要看是否依法查處違法犯罪行為，而且要看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這種表態的內容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同樣被分到“定心丸”的，還有知識分子群體。對政商關系來說，科技人員的成果如何在轉化成生產力的同時又不“違紀”，一度成為一個巨大的困擾。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稱“兩辦”）聯合印發《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到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高校、社會組織等兼職并取得合法報酬，兼職取得的報酬原則上歸個人，建立兼職獲得股權及紅利等收入的報告制度。除了“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外，習近平總書記在4月的一個座談會上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做知識分子的摯友、諍友：對來自知識分子的意見和批評，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也許我們可以將這稱為一種“摯-諍”的政學關系。

七、新社會階層人士迎來新“娘家”，社會組織成為調節政商關系新界面

中央統戰部在7月正式組建了第八個職能局，全名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這是事隔11年之后，中央統戰部再次設立新的正局級部門。簡言之，官方界定的狹義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包括4類人，就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

新社會階層人士單獨成為統戰的對象背后，反映了體制外社會群體力量的壯大。這些人并不都完全是“純草根”人士，隨著越來越多的技術官員離職，體制內人士成為體制外的新社會階層人士。既微妙地打破過去的格局，也給政商平衡帶來新挑戰。

進入統戰新視野，也意味著將這批人“組織起來”。事實上，體制外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正在改變傳統的政商關系的中介地帶。如果說，過去的體制內的社會組織還更多地帶有“半政府組織”的色彩，甚至有時候扮演者“紅頂中介”的角色的話，那么，體制外社會組織則給調節政商關系帶來了新的想象。

它們的來源大體上有兩類，一是“脫鉤”的官方組織。民政部7月印發《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負責人任職管理辦法（試行）》，規定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負責人不得由現職和不擔任現職但未辦理退（離）休手續的公務員兼任。兩辦8月發出的《關于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則在社會組織的直接登記、降低門檻、落實稅收-人才體系、一業多會等諸多方面做出頂層設計。不過，工商聯所屬商會則明確表示了不脫鉤，它們的改革會另行辦法。二是“草根”的民間組織，它們的數量增長迅猛。此外，過去一年里有兩部法律（規）值得重視：9月，《慈善法》正式實施，這也同時標志著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名稱終結，而開啟了社會服務機構的新時代；4月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也已于2017年1月1日實施。

八、財政制度調節政商關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呼喚收入分配改革提速

政商關系的調整不僅需要安撫精英們（企業家）的信心，也要重新塑造國家與其他社會階層的關系。中層干部、企業管理技術人員、知識分子這樣的政商中間層對未來的信心直接影響到了供給側改革的成敗。中產階層的上層開始投身海外置業，中下層忙著落實“改善需求”，一線城市的房地產火爆，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進展緩慢，終于在2017年初演變成更加嚴厲的“限購”出臺。

限貸限購繼續加碼只是治標之策，關鍵還是長效機制。中央明確表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場輸不起的戰爭。財政制度是調節政商關系的關鍵手段，推動公平正義的個稅改革是重中之重。然而這場改革的步伐卻遠遠趕不上火箭一樣躥升的房價。早在2016年3月，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就表示個稅改革方案已經上報國務院，可一直到2017年3月，新財長肖捷走馬上任，這個方案依然未見出臺。如果對照2016年的新聞，就會發現彼時“新體系下房貸利息、教育和撫養子女費用將可抵稅”的思路已經成型；雖然個稅改革需要“基礎設施”的配套，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節奏，顯然消磨了社會的耐心。

中央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收入格局的變化。中國正在邁向人均GDP8000美元的大關，但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6.3%）第一次低于GDP的增長速度（6.7%），官方的收入基尼系數近（0.465）比2015年提高了0.003，這還沒有考慮真正拉大差距的財產和隱性收入。對政商關系而言，投機性財富增長過快，不僅危害實體經濟，而且腐蝕社會心態。新型政商關系要求打造一支更加清廉的公務員隊伍，坦蕩真誠地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這不僅僅加大對“亂作為”的懲罰機制，更需要提供持續且有力的激勵機制，否則不僅懶政惰政的問題不會真正得到解決，人才流失的問題也會加劇。

九、簡政放權開啃“硬骨頭”，市場監管體制改革暫別爭議

工商部門在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三年里繼續交出了靚麗的成績單，2016年全年平均每天新增企業4.51萬戶，基本趕上全國每天新增人口數（4.89萬）。2016年5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持續推進商事制度改革的措施：一方面，擴大“三證合一”覆蓋面，推進整合個體工商戶的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證；另一方面，再整合社會保險和統計登記證，實現“五證合一、一照一碼”。“五證合一”意味著牽涉到更多的部門利益的整合。要知道，還在三證合一的階段，將工商、稅務、質檢的“三證三號”合并為“一證一號”，就被認為是商事制度改革中“最硬的骨頭”之一。實際落實過程中，一些地方“三證合一”并不是“3-2=1”的模式操作，而是“3+1”，即把原來的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收回，換給企業一個新的營業執照號碼。由于證照/賬戶涉及的政府部門和機構不愿意去統一數據庫中調取企業的新營業執照號碼，而是讓企業重新跑一圈辦理更新，對換證的老企業來說，把三證合一后所有配套手續辦完確實是一場小型馬拉松。

同樣是市場監管部門，食藥監管機構也面臨一場“體制之戰”；但與工商部門主要是要協調其他部門不同，食藥部門的首要任務似乎是先保住自己：究竟是工商、質監、食藥“三合一”還是獨立設立食藥監監管機構，成了一場博弈。這場博弈的結局在2016年似乎明朗了起來：張德江委員長在《食品安全法》調研時表態說，中央沒有要求“一刀切”，地方食品安全監管機構調整模式的選擇一定要從實際情況出發。這個表態以及食藥總局領導后續的發言表明，在中央層面繼續保留單設的食藥監機構似乎已經定局（官方說辭叫“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

十、新經濟挑戰老統計，政企合作開發大數據摸著石頭過河

工商部門去年的一條“花邊新聞”是由會燒紅燒肉的田樸珺引爆的。一則“公司欠債204億”的消息最終以“會計填錯企業年報”結案，意外地讓工商總局的企業異常名錄的威力得到了一種宣傳。在五證合一的背景下，2016年企業年報中增加社保和統計事項，也不由得讓大數據開發者怦然心動。

數據同樣要變的還有新經濟。12月提請人大常委會初審的《電子商務法草案》，為個人開網店需不需要工商登記這個老問題提供了一個原則性的答案。雖然這項法案在最終表決通過前可能還會綜合各方意見，但電子商務經營主體原則上應該辦理工商登記應該是大勢所趨。這也意味著市場主體數量在統計上會有一個顯著的增長。國家統計局的高官甚至表態，傳統的統計調查方法難以完整采集生產數據，數字化經濟下的新商業模式造成了GDP規模的漏統和增速低估。國家正在制定新經濟增加值核算方法，研究建立新經濟統計指標體系。

事實上，2016年3月通過的《十三五綱要》中20次提到“大數據”，并提出要讓大數據作為基礎性戰略資源，助力產業轉型升級和社會治理創新。許多地方政府都急切希望將手中的數據，轉化成吸引投資、激發創業的資源，但在沒有具體的政策、法規的背景下，各級政府與企業如何共同開發放數據資源仍然缺乏明確的“方法論”。這方面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敗的教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2016年1月初，一些藥企狀告食藥總局與阿里健康合作，強推電子監管碼，引發廣泛關注，并最終促使食藥總局在2月宣布暫停全面執行電子監管，并在4月禁止指定企業提供強制追溯服務。可以說，如何開放大數據，政府仍然需要與企業共同探討、實驗、總結。